1950年，供職於蘭德公司的M∙弗勒德與M∙德雷希爾經研究發現，儘管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可以實現最優收益，但有時人們在遠離市場或信息阻隔的情況下，要想達致合作卻是困難的。換言之，個體理性未必就能導向集體理性。不久前，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家A∙塔克，藉助兩名囚徒在面臨坦白與拒絕坦白的選擇時，將M∙弗勒德與M∙德雷希爾的思考，用模型表示出來，這就是博弈論中已成為經典的「囚徒困境」。
博弈論傳到中國，多數人最先接觸的模型正是「囚徒困境」。儘管「囚徒困境」在經濟學與生物學，乃至社會學、心理學等領域已獲廣泛應用，但作為一種分析工具，要想普及大概也非易事，這就需要對「囚徒困境」作簡要闡釋：兩名有搶劫嫌疑的傢伙被捕成了囚徒，檢察官宣布：如果二囚徒中某一人坦白（拒絕與另一囚徒合作），即可獲釋，另一人將判10年徒刑；如果二人都選擇坦白（拒絕合作），雙雙各獲刑3年；如果二人都拒絕坦白（共同合作），因查無實證，只能監禁半年放人。顯然對於二囚徒而言，最理想的結局是共同合作（一致拒絕坦白），熬過半年可獲自由。然而人與人的合作談何容易？囚徒想的是，假如我選擇合作（拒絕坦白），而他卻不合作（選擇坦白），我的下場自然更慘（面臨10年牢獄之災）。既然如此，個人最優選擇當然是拒絕合作（坦白）。同理，另一囚徒也會自然選擇不合作（坦白），於是二人雙雙陷入「囚徒困境」。
回過頭再來看，生活中不知不覺陷入「囚徒困境」者，比比皆是。文革中，只要任一學校揪出某教師有「暗藏反革命分子」或「漏網右派」的嫌疑，結果必是大家進入不合作的「納什均衡」——張三義憤填膺，李四也怒火燃燒，王二麻子更是憤慨聲討——誰都不希望自己在階級鬥爭中表現出「立場不堅定」。時至今日，「囚徒困境」依然屢見不鮮。看教師節那日，小學教師們的真實收益，我們局外人看不到，只知大批陷入「囚徒困境」的小學生，共同選擇不合作——一個個爭先恐後向老師送禮。A遞上禮品盒，B呈上精美袋裝……教師只恨兩隻手不夠用，無奈匆忙宣布：凡送鮮花，自己去放在一旁——教師眼裡只看見價高的禮品，哪有閑空接受那一束束鮮花？
其實「囚徒困境」所含人們在博弈時的非合作策略均衡點，自古即已存在，只不過在A∙塔克公開「囚徒困境」模型之前的數千年內，人們渾然不知自己常常陷在「囚徒困境」中。翻開《聖經∙舊約》，有一章標題為「但以理書」，就與「囚徒困境」相關。但以理是《舊約》中的四大先知之一，曾因數次為國王釋夢而稱著。就是這位但以理，能洞察人們在陷入「囚徒困境」時如何選擇的心理。不知是何緣故，《舊約》在成書過程中，僅僅留下但以理釋夢的事跡，但以理迫使犯罪者陷入「囚徒困境」一事，在《舊約》裡卻沒留下相關文字，成了編外典籍。估計在中世紀留下的修道院圖書館裡，可以找到這部分編外典籍。梵蒂崗西斯廷禮拜堂的壁畫，有但以理的巨幅畫像，那是16世紀初米開朗基羅留下的遺產。
但以理設置「囚徒困境」一事是這樣的：在古代巴比倫，一位美麗而又純潔的女子芳名蘇珊娜，嫁給富有的猶太人喬吉姆（Joachim）。結婚那日，蘇珊娜的美貌驚動了城內的兩名長老。在天主教傳統中，長老與牧師一樣，都是一種職份。區別在於長老專職管理教會事務，牧師從事佈道與教導。宗教改革後，新教加爾文宗在蘇格蘭形成長老會，至此長老的含義可能已不限於教會事務了。但在《舊約》成書前後時期，長老執掌領袖的權柄並可行使司法的職份。個人憑藉在宗族、家庭中的地位，加上才能、影響力甚至形象，可望成為長老。
任何權力都有肆意擴張的傾向，手持權柄的長老也不例外。在阿拉伯語中，蘇珊娜這個名字的含義是百合花；在兩名長老的眼裡，如花似玉的蘇珊娜，令他們垂涎三尺。他們密謀合作——趁喬吉姆不在家的時間裏，二人偷偷潛入喬吉姆的宅邸。碰巧蘇珊娜正在庭院沐浴，對於兩名偷窺者而言，這真是天賜良機。為迫使蘇珊娜就範，長老們的性侵先從話語攻勢開始：「看！沒人知道我們的到來。你必須乖乖滿足我們的欲求。你若不從，我們可以指證你的不軌——曾與某人有染，使你有口難辯」。
古巴比倫就是一個罪惡之都，聖潔的蘇珊娜，雖保護了自己的尊嚴與清白，也不得不付出代價。她受長老們的指控與誣陷，繼而又被法庭傳喚，真的有口難辯。仗義的但以理明察秋毫，但是欲為蘇珊娜作辯解，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成功的。然而即便在那個時代，手握權柄的長老，也無力挑戰法的權威。於是但以理預設一個「囚徒困境」——向長老們「取證」，方法是將兩名長老分開，然後單獨向長老質詢「蘇珊娜不軌」的具體經過。到此，聰明的讀者肯定已會意，因為一旦分開，長老們也就因信息阻斷而無法合作——雙雙陷入囚徒困境，而但以理正是「囚徒困境」中的檢察官。很快，兩名長老各自的「指證」相互矛盾、漏洞百出，最終不得不承認自己犯下對蘇珊娜的性騷擾罪。
冤情終於洗刷，長老們被送上斷頭臺（一說受烙刑），蘇珊娜的清白、純潔成了對抗權力的象徵。不過我的小文僅僅是想說：「囚徒困境」作為博弈論的重要模型，是上世紀50年代在西方知識界開始流傳。事實上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囚徒困境」在古代人類社會即已存在，而且還將繼續存在下去。企盼走出「囚徒困境」只是一種願望，而且永遠只能是一廂情願。何況有時候，壞人一旦走出「囚徒困境」，對無辜的人就意味著傷害，譬如蘇珊娜的遭遇。
順帶一筆，隨著文藝復興的興起，古希臘人對人體美的欣賞終於再度獲廣泛認可。這使得蘇珊娜的遭遇，在16、17世紀的義大利、荷蘭及法、德等國，引起畫家們的濃厚興趣。據早稻田大學中野京子的解紹，西歐至少有七位著名畫家，曾以蘇珊娜的遭遇為題材留下經典的傳世畫作。我見過兩幅此類題材作品的影印件，一幅標題是《蘇珊娜出浴》，1555年義大利畫家丁托列托（提香的學生）的作品，現藏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另一幅題為《蘇珊娜與長老》，系德國女畫家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於1610年完成的作品。此外，19世紀末法國畫家朗∙雅克∙埃奈，也有《浴中的蘇珊娜》傳世，完整展現蘇珊娜窈窕婉美的體態與風韻，現藏巴黎奧賽博物館。顯然，畫家們不會在意長老如何陷入「囚徒困境」，因為這是表現女性人體美的理想題材，藝術家們誰願放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