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地方殺夫案，日後竟轟動北宋朝野。(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一樁地方殺夫案，日後竟轟動北宋朝野，成為中國古代法律史上罕見的案例。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呂誨上奏「十事疏」，彈劾王安石十罪，其中一罪便有此案。
案情始末
《宋史》記載：熙寧元年（1068年），登州民女阿云，於母喪期間被聘給韋男，阿云嫌棄韋男長相醜陋，一晚趁他在田舍睡覺時，帶刀去殺他，連砍十多刀，砍斷韋男一根指頭，沒有殺死。官府找不到兇手，懷疑是阿云所為，將她抓起來審訊，還未用刑，阿云便認罪了。
地方判決流放
古時，謀殺親夫屬人倫大惡，無論結果，一律斬刑。然初審此案的登州知州許遵認為，阿云是在母喪期間許配給韋男，案《宋刑統‧戶婚律》規定屬於「違律為婚」，即婚姻無效，所以阿云殺傷的是普通人，而非親夫，應作一般謀殺案處理。
若作一般謀殺案，案《宋刑統‧賊盜律》條：「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阿云是謀殺已傷之罪，應判絞刑，但是許遵認為阿云被官府逮捕，一經審問便招供認罪，自首成立；這是其一。
其二是許遵認為謀殺是「有所因的殺傷罪」，並援引律條「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也就是說視「謀」與「殺」為二個獨立的犯罪行為，而「謀」是「殺」的所因之罪（犯罪原因），如此一來，阿云謀殺已傷，自首，得免蓄謀之罪，只問一般殺傷而不追究謀殺，且案《嘉祐編敕》敕文規定「因疑被執招承（即自首）」得減罪二等，這樣阿云的命就留下來了。
許遵的這一項判決引發極大的爭議，使得日後阿云案的訴訟層級一再升高，前後經歷審刑院、大理寺、刑部、兩制（翰林學士和知制誥），最後甚至上達至兩府（中書省和樞密院）合議，其牽涉之廣、歷時之久，相當罕見。而其中最大的分歧點則在於謀與殺是一事還是二事？是有所因還是非所因之罪？
中央裁定死罪
許遵的初審結果送至中央司法機關覆核，審刑院和大理寺裁決阿云應以「謀殺已傷論死」（絞刑）。許遵不服，朝廷便將案子交予刑部復審，裁決結果同審刑院和大理寺。許遵仍不服，復言：「刑部定議不公，今棄敕文不用而判死罪，阻塞罪人的自首之路，失去『罪疑惟輕』之義。」請求將案件發至兩制檢討，於是宋神宗下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一同商議。
司馬光的「原心定罪」
司馬光說道：凡議法者，當先推究立法的原意，然後可以斷獄。根據律意，「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說明殺傷之罪不可以用自首，但是具有「別因」的殺傷之罪，比如盜殺、劫囚之類，本無殺傷之意，情急之下導致殺傷，則可以在自首後，得免所因之罪（竊取財物），以故殺傷（持刀傷人）判刑。
然殺傷之中，可分為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率性行事，毫無顧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而殺傷人者，自首後，他罪可免，殺傷之罪不可免，但是從謀殺罪則太重，從鬥殺罪又太輕，所以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
今日許遵欲將謀與殺分為兩事。謀殺、故殺都是殺人，如果謀與殺是兩件事，那麼故與殺不也是兩件事了。況且一個人平日在家謀慮要殺人，但沒有行動，有甚麼罪可以自首的？「謀」只有在實際犯罪後才有意義，謀殺不能拆開來看，是以「謀」不能作為「殺」的所因之罪。臣以為宜如大理寺所定。
王安石的「罪疑惟輕」
王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因鬥、因劫囚、竊囚……這些殺傷皆有所因，唯有故殺傷無所因之罪，所以《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為，所因之罪在自首後得以免除，但是剩下的殺傷罪尚未有明確的律文規定，唯有故殺傷是無所因而殺傷，這才從故殺傷法。
今日刑部認為圖謀畫策專為殺人是無所因之罪，臣以為律：「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涵蓋了三種犯罪，即蓄謀殺人、謀已傷和謀已殺，並分別處以徒三年、絞和斬，豈能說「謀」不為「殺」之因呢？
再者《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從輕原則），則當「舉重以明輕」，既然作為重罪的盜傷人者（斬刑）尚得免所因之罪，相對較輕的謀殺傷人者（絞刑）當然也可以免所因之罪。臣以為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在用刑之前認罪），合從絞刑減二等論處。
最終神宗採取王安石的意見，於熙寧元年七月下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於是阿云由絞刑減刑為流放2500里。但是阿云案並沒有就此結案，爭議還持續延燒。
隔年八月，司馬光再次上奏道：「執條據例是官員之職，原情制義是君相之事。分爭辨訟，沒有『禮』就不能決斷，禮之所去，刑之所取。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又豈是難以決斷的案子呢？謀殺是一事還是二事，謀是所因還是非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所爭論的，哪裡是明君賢相該去留意的！此案議論一年多後成法，終是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處投訴，奸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參閱《宋史》及《文獻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