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只要放棄自己的判斷力，接受大眾觀點，從眾作為或者從眾不作為，都有可能為惡。（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第一節：海外華人劉同學
我在海外生活多年，認識了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海外華人，我周圍的華人社會好像是一個縮小版的中國大陸。這裡想向大家介紹其中的一位劉同學，這裡用的是化名，因為文章目的僅是在討論社會現象，不希望有人聯想太多，甚至對號入座。
1982年我在大連外語學院參加出國培訓期間，認識了這位劉同學，他與我同級，專業不一樣，我後來去了築波大學，他則前往日本寒冷北方的B大學。博士畢業後，我漂泊到加拿大、美國，他則留在了日本，舉家加入日本國籍，在日本南部的一所大學任教。劉同學的父親曾是國民黨中統局的一位底層小職員，1949年遭到鎮壓，但因其級別太低，夠不上槍斃或關押，就被「送交人民群眾監督管理」，全家人都由此成了中共統治下社會的「賤民階層」。劉同學的童年時代正逢文化大革命，故而他非常淒慘，受盡同學的欺辱和學校的白眼，所有同學都可以指著他的鼻子說他是國民黨特務的狗崽子。劉父對他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選對主子，他人生最大的失敗就是站錯了隊伍，因此，他要求劉同學要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不論父親受到怎樣的迫害，都要永遠感謝黨的恩情。
劉同學自幼聰明伶俐，智慧過人，不僅學習成績傲視全校，而且為人非常成熟、老到，不論遭到什麼樣的欺辱，他都能忍辱負重。1977年恢復高考，他當然金榜題名。大學畢業後他又成功地考取了公費出國留學生，是他們學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留學生的畢業生，與我同期在大連外語學院集訓，然後又一同赴日留學。劉同學一貫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堅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時，劉同學這樣的「國民黨特務狗崽子」想要入黨，半點門都沒有。然而，1980年代中後期是大陸環境和思想最為活躍和自由的一段時間，入黨條件比毛澤東時代寬鬆了許多，有很多原地主、資本家都在那個時期加入了共產黨，這使得劉同學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當時中國駐日大使館任命他擔任B大學的學生會領導職務，幫助大使館管理留學生，劉同學受寵若驚、喜形於色，工作熱情高得令人嘖嘖稱奇！據B大學的朋友說，劉同學每個星期都要給大使館打電話，詳盡匯報留學生們的各種動態，以至於留學生們生活中的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大使館都瞭若指掌。而且他總是喋喋不休地向人炫耀自己，說大使館如何如何地信任他、重用他，以至於引起B大學的留學生們的警覺和懷疑，不願和他多來往。
功夫不費有心人，經長期的努力奮鬥之後，1987年，中國駐日大使館終於批准了他的入黨申請，他成為了一名中共預備黨員。然而一個人心裏到底在想什麼事情，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1988年3月，我們一起博士畢業，按規定必須立刻回國效力，這時大使館才發現幾乎所有的留學生都不願意回國。眾留學生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使用各種方法繼續留在海外。大使館向劉同學及所有黨員留學生們發出警告，如果不按時回國，必定開除黨籍。劉同學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精打細算之後，仍然選擇了留在日本，忘記了他公開宣稱信仰的共產主義理想，拋棄了他為之奮鬥多年、剛剛到手的中國共產黨黨籍。若干年後，劉同學舉家加入日本國籍，全家人改名換姓，成了真正的日本人。
第二節：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的英語原文是「banality of evil」。1961年，德國納粹戰犯、猶太人大屠殺執行負責人阿道爾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有一位美國記者阿倫特全程旁聽了審判。若干年之後，她指出，艾希曼是一個品行端正、遵守紀律、教育良好的人，他犯下滅絕人性的罪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忠於職責，堅決服從命令並嚴肅認真執行。阿倫特由此分析指出，為惡完全可以是普遍常見的行為，普通人只要放棄自己的判斷力，接受大眾觀點，從眾作為或者從眾不作為，都有可能為惡。
前不久我發表了「海外華人劉同學」一文，引起很多反饋，對劉同學的行為有褒有貶，促使我再加幾筆。劉同學是一位為人熱情的人，身為B大學中國人學生會的領導，對每一位初到B大學的中國人均給以親切接待，讓初來者感到「祖國」的溫暖。每年中國留學生聚會時，都是劉同學四處張羅，盡心盡力，給海外中國人從孤獨中帶來熱鬧。劉同學聽黨的話，跟黨走，一心一意要做一名黨的好戰士。他忠於職守，堅決服從命令，並嚴肅認真執行，是大使館的好助手。他品行端正、遵守紀律、教育良好，獲得了日本B大學的博士學位。
像這樣一位「品學兼優」的人，如何評價是好是壞？有網友認為，我寫的文章對劉同學有貶義，我不太贊同。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這是一個因人而異的問題，看你站在哪個角度來評判。劉同學每個星期都要給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打電話匯報工作，這是他自己引以為榮的事情，是他自己向大家炫耀的，是他的基本工作之一，不對嗎？對於他能於1987年在日本加入中國共產黨，有的人感到羨慕，認為是對學生會主席辛勤勞動的表彰;也有的人報以反感，認為是對他從事地下線人工作的獎賞。議論紛紛，褒貶不一。至於他最後竟然放棄了來之不易的中共黨籍，並又加入日本國籍，又使兩方面所有的人大跌眼鏡，愕然語塞。世界是複雜的，人是複雜的，我無意評價劉同學的好壞，只是把我看到的事實寫出來罷了，有興趣的人自己來評論吧。
網友評論：
「海外華人劉同學」和「平庸之惡」這兩篇短文將人性揭露的淋漓盡致。可以說，非常典型的說明瞭人性的複雜。海外民主人士出於對中共專制獨裁的憤恨，經常有「反共立場堅定」人士批評自認為「人權捍衛者」的人士對中共妥協、曖昧，甚至接納親共分子。而後者又批評前者觀點極端、激進，脫離民眾。如同前幾年國內的「口炮黨」之爭。在民主體制下，各種意見不同是正常的。由於人性複雜，是善是惡的判段恐怕也有各自標準。如何能在認識到人性複雜的情況下找到一條團結多數人形成民主力量的途徑，是海外民主人士面對的主要難題之一。
第三節：海外華人王同學
這裡再向大家介紹其中的一位王同學，這裡用的是化名，因為文章目的僅是在討論社會現象，不希望有人聯想得太多、甚至對號入座。
王同學曾經是我在芝加哥時的鄰居，他在芝加哥北郊的一家公司就職，過著普普通通的中產階級的生活。王的父親曾是中共領導幹部，級別相當高。王從小生活在北京的高幹圈裡，是一位「根紅苗正」的接班人。工農兵學員畢業後，王曾經在中央黨校教授過馬克思主義課程，是一位很有水準的教官。恢復高考後，王同學又轉學理工，八十年代末期前往美國中部的D城上學。
1989年春天，北京發生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王同學在D城連連組織華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且從海外華人手中募集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學攜帶大批捐款，隻身返回北京，他鼓動天安門廣場附近的眾多飯館老闆，讓他們大量地把食品送進廣場，免費送給學生，所有費用都由他一人支付。按照他的要求，眾飯館老闆們送食品時都聲稱自己是自願免費支援學生的，並且這些支援行動當時都上了報紙和電視。當然，像他這種「幕後黑手策劃者」，當時就被秘密警察發現並跟蹤監視。6月4日鎮壓後，王同學當然很快就被逮捕入獄。那時他父親已經過世，但母親還健在。其母驚聞兒子入獄，勃然大怒，來到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家中大發雷霆，指著鄧小平的鼻子大罵一通，鄧連連道歉，以至於第二天王同學就被釋放，改為家中軟禁。兩星期後，王同學悄然無聲地離開北京返回美國D城，從此以後偃鼓息旗，不再參與政治活動。
王同學返回D城後，繼續他的學業。畢業後在芝加哥北郊找到一份很體面的工作，移民、結婚、生子、安家、立業，成了我的鄰居。他見多識廣，經常來我家高談闊論，給我講述了很多我們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高層領導們的生活故事，還講述了很多共產主義理論的原本意義，使我眼界大開。他雖然是高幹子弟，然而其觀點卻與國內正統大相逕庭。還記得我在上一篇文章介紹過的劉同學吧？王、劉兩位同學同時在我家作客聊天時，二人時常感到相互間有話不投機半句多的感覺。
劉王二位同學都是我的朋友，他們兩人不同的表現很值得心理學家去研究。你把一個人當貴人來對待，從小給他優厚的待遇，他也有可能最終站在你的對立面。你把一個人當賤民來凌辱欺壓，他也很可能對你忠心耿耿，侍奉終身。撇開政治不談，列位看官中若有對心理學感興趣的人，敬請分析一下這兩種不同的心態。
後記：根據王同學夫人的口述，我從網上查到了王同學全家與鄧小平全家的合影，世上萬物，一物降一物，王同學的母親的確是一位能夠隨意出入鄧小平家的人物。
第四節：共產主義理論的兩個問題
上篇文章中介紹的王同學是我的鄰居，他是「根紅苗正」的高幹子弟，黨齡很長，精通共產主義理論，曾在中共黨校教授過共產主義課程。說來似乎奇怪，正因為如此，他反而成為一名批判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士。他對我講述了共產主義理論的兩個問題，聽起來頗有道理，徵得王同學同意，我將其原意轉述於此，供大家評論。
(1)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該原理認為，人類的社會有階級之分，富有者和貧窮者屬於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兩個階級間的鬥爭是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馬克思的重要口號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動員貧窮者進行階級鬥爭，從精神和肉體上消滅富有者。認為如此即能
由貧窮者建立起沒有貧富差別的平等社會。然而，當今世界除少數國家之外，絕大多數國家和宗教都不承認階級鬥爭理論，而是崇尚天賦人權，人人平等。認為無論是富有者還是貧窮者，人的尊嚴及其享有的法律地位是相同的，人類不可避免存在富有和貧窮之分，但不可以高低貴賤之分。人類應該在一人一票的公平社會裏，通過合作機制，逐步消除貧富差別，推動社會進步。
一百多年的社會實踐之後，我們環顧全球，有哪一個國家是通過階級鬥爭取得的進步？我們看到的是，甚至曾經推行階級鬥爭的少數國家，也悄然放下了階級鬥爭的旗幟，實現了國家的團結與和諧。這說明瞭什麼？在21世紀一零年代的今天，試問，如果有人還在提倡「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階級鬥爭原理，這樣合適嗎？
(2)暴力革命
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基本原理就是暴力革命，在國際共運歷史上，首先實踐暴力革命理論的人是列寧，而首先反對暴力的人是恩格斯和伯恩斯坦。
暴力革命者認為貧富不均是剝削階級掌握政權造成的，而剝削階級絕不可能白白送出政權，因此被剝削者一定要使用暴力奪取剝削階級的政權，為此，雙方都必須付出鮮血和生命代價。
反對暴力的人認為，暴力革命可以推翻一個不平等社會，但是在流血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一個平等社會，而只能造成更大的社會不平等。暴力革命摧毀國家經濟、犧牲人民生命，沒有任何正面意義。社會變革應該採用全民民主的方式，採用和平漸進的方式，才能促進社會進步。
縱觀一百多年各個國家的歷史事實，暴力革命究竟為人民帶來了什麼好處？實在乏善可陳。即使是曾經發生暴力革命的國家，例如前蘇聯、中國、越南等，也總結歷史教訓，各自用新思維改革、改革開放、革新開放等方法，證明了非暴力的成就，成功地推進了經濟發展，為國家和人民造就了福祉。在21世紀一零年代的今天，試問，如果有人還在提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暴力革命原理，這樣合適嗎？
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乃是共產主義理論的兩大支柱，也是至今共產主義革命在世界各國倍受冷遇的主要的原因。如果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實事求是地看問題，那麼王同學的這一番批判，正確與否？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