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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22年10月25日訊】一個新趨勢是，除北上廣深之外，極端通勤人群正在從非一線城市蔓延開來。各地城市的變遷，正在慢慢改造年輕人的生活。全國承受60分鐘以上極端通勤的人口，超過1400萬。
精準的計畫
留給曉妍的時間只有3分鐘。
早晨7:59，從江蘇昆山出發、車次為G7503的高鐵，即將停靠在上海虹橋站站臺。曉妍已經提前走到第13節車廂的門口——那是距離出站口最近的車廂，從這裡下車，再走到地鐵站換乘，就能節約好幾分鐘。
車門一開，曉妍把包拽得牢牢的，懟開同樣聚攏在第13節車廂的年輕人們，加速小跑起來。她越跑越喘，但不敢停下來——10號線地鐵將在8:02分準時到站，她必須趕上，再坐上40分鐘，然後步行900米，抵達最終的目的地——位於上海長寧區伊犁路的公司。完成這趟距離約為58公里的通勤，她需要耗時大約1小時40分鐘。
和曉妍一樣，匆忙地往返於昆山和上海之間的上班族不在少數。今年6月的一天，提交滬昆通勤申請的人數達到95102人次，通過這個數據，人們終於直觀地感受到極端通勤人群的龐大。與此同時，每天早晨9點的312國道兆豐路檢查站，還有超過3萬輛車通過核驗，離開昆山，朝著上海飛馳而去。
這群人擁有相似的早晨——時間被標準化到分，嚴絲合縫地安排在公共交通的站點裡。上海高鐵出行的話題裡，有人教大家怎麼「3分鐘之內在虹橋站換乘地鐵」，其中一條秘訣是搞清楚「2號線在左手邊，10號線在右手邊」。一位名叫辰暮的網友，總會固定出現在同一節地鐵車門——那裡準確對著換乘站的電梯。出站換乘班車後，他還會熟練地坐到右邊靠窗戶的位置，這樣等車掉頭後，就不會被強烈的陽光晒到無法睜眼。
根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布的一份報告，單程時間60分鐘以上的通勤，被稱為「極端通勤」。《報告》顯示，44個國內主要城市中，單程時間60分鐘以上通勤比重為13%。2021年，全國承受60分鐘以上極端通勤的人口，已經超過1400萬。
為了逃脫極端通勤，北京一位名叫奇異學士的皮划艇愛好者，嘗試在晚高峰時期划船，走水路下班回家，他從安定門西邊入水，一路途經北護城河，從下水到上岸，只花了35分鐘，遇到攔垃圾的浮漂，就直接用小尾鰭加速衝過。一路上，不僅有碧綠的垂柳作伴，還有好奇的圍觀人群。同樣，在晚高峰的上海，一位從事金融行業的女士，買了一張東復線浦西的輪渡票，只花了2塊錢，就順利躲過地鐵擁堵和隧道堵車。在緩緩前行的輪船上，她沒有錯過那個傍晚的金色晚霞漫天。
但絕大多數打工人沒有這樣的機會。極端通勤的他們，心頭總是記掛著時間。一位過著雙城生活的程序員，需要每週一從北京乘坐飛機前往杭州，參加公司的早會，為了精準地趕上最早的一班飛機，他習慣週一早上不繫腰帶，以免因為安檢多耽誤兩分鐘。
濟南女孩方樺的公司距離住處120公里，她想嘗試乘火車上班，但在前一天晚上就感受到了焦慮——去火車站要打車，她怕打車沒人接單，又怕路上堵車，耽誤了唯一的車次。一位嚴謹的IT男生，乾脆用代碼寫了一個「高鐵購票輔助軟體」，幫助他一次性調出未來30天的時間裏，惠州南和深圳北列車的所有餘票和已購票信息，防止錯過合適的節點。
一切舉措，都是為了防止意外出現。一位駕車通勤於城鄉兩地的縣城公務員，有嚴重的里程焦慮，400公里里程的電動車，她必須要在前一天晚上充電到330里程，才能放心睡去。
某些情況下，極端通勤的風險還會再次被放大。深圳的待產媽媽宜霖，每天都需要乘坐高快巴士，從龍崗、龍華、再到南山，橫跨四個區去上班，這樣的路程，她一直堅持到預產期前一個月，這條大巴線路的輪班司機們記住了這個準媽媽，「看著我的肚子一天天變大」。但這個季度，她還是遲到了12次，剛好抵消了全部的加班工資。又一次瀕臨遲到，她狠狠心，花了117元打車，回去後和丈夫大吵一架，要求他馬上去租新房。有人告訴她，「孕婦最好不要挪窩動床」，為了孩子，她最終放棄了搬家的計畫。
改造睡眠
8:02，精準卡點的曉妍，終於順利融入浩蕩的地鐵大軍，她開始感覺到困意襲來。這個點兒，她沒有吃早飯，另一種昏沉感從空空的胃裡蔓延出來——曉妍起床的時間是6:45，寧願不吃早餐，也要多睡幾分鐘，趕路的時候再跑起來，就更顧不上胃了。
是的，當通勤路程變長，人們不得不先丟下睡眠——調整不了車程，就只能調整起床的時間，這成為他們唯一能掌控的東西。
來自武漢的企業員工美玲，會模仿美劇裡的「麥瑟爾夫人」，特意不拉窗簾睡覺，以保證自己會被清晨太陽的第一束光照醒。通勤車程超過1小時的張哲，因為擔心早八和晚八的限號，乾脆5：30起床，提前兩個小時把車開到公司樓下，再安心睡上一個回籠覺。
許默幾乎已經把睡眠時間壓縮到極致——5個小時。他每天從河北廊坊到北京上班，4：30起床，往返通勤需要花費6小時。住在北京平谷區的王濛更誇張，他得趕那趟凌晨5點出發的首班852線公交車，到東直門換乘地鐵，再坐上一個小時——起床時間被他調整到早上4點。
早起會讓人看到城市的另一面。方樺覺得，清晨6:00的濟南，是一天裡最安靜的時候，尤其是冬日，遛狗的大爺也起不來，大街上空蕩蕩。來自上海的工程師張楓，總會在出門時看看自己孩子的睡顏，羨慕又不舍，他出門的時候，天還沒亮，只有小區裡的垃圾車在進出。
極端通勤的路上，總有很多人在和困意作戰。6點出頭，瀋陽最早的那班地鐵上，總會有52歲的保潔阿姨芳姐。這之後，她還得再倒上兩回公交，全程預計兩個半小時，才能抵達僱主的家。中年人覺少，但在地鐵上，芳姐只需要3秒鐘就可以入睡，「只要坐在車上就困」。如果前一天是做商場保潔的工作，那就入睡得更快——得等到晚上九點商場關門，才能開始工作，到家時，已經是凌晨三點。
來自天津的醫生郭志鵬，把車載音響開滿，大聲唱歌來刺激神經，一位說唱歌手的《滄海一聲笑》效果最好。14年來，他一直往返於天津城區和濱海新區之間，常常在做完數臺手術之後，再開車50多公里回家，他的心跳不斷加速——精神高度緊張和集中之後，人更容易犯困了。
只是，困是每個人都無法控制的生理本能。王濛已經學會了在地鐵上站著睡覺，這成為一種「基本操作」。一位通勤時間長達兩個半小時、為了搶地鐵位子而5點起床的網友，驚訝又不意外地發現，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哪怕他可以精神百倍地坐上地鐵，但到了9點，工位上的同事們剛剛進入工作狀態的時候，他就已經困了。
完整睡眠的代價，是高昂的房租。深漂女孩孟思思選擇住到南山區的公司附近，在家裡就能看見公司的銀色大樓。有一回，眼看要遲到了，她還沒有下地鐵，就已經進入公司打卡軟體範圍。她的房租是每月6000元，幾乎是一個月的工資。
與之相反，另一位乘坐滬昆高鐵通勤的女孩，不捨得多花房租，也想節約通勤費，她沒有忘記在12306上積累的上萬積分，1積分可以抵扣1分錢，她兌換了10張票，節省下265.5元。
1996年出生的上海女孩袁颯，也願意犧牲睡眠時間，花一個半小時、乘坐13站地鐵去上班。她住在上海浦東郊區，一個月的房租只需要2300元，省下來的錢，她都用去做了醫美項目。她最青睞的項目是骨膜，往眉骨、鼻子、蘋果肌裡注射液體，還打過8回瘦臉針，前後花了接近20萬。她還想繼續攢錢，因為骨膜效用是5年，而瘦臉針只能管半年。
職住分離
極端通勤的人們發現，生活的容錯率正在變小，時間成了一切的主導。從蕭山前往餘杭通勤的上班族小嘉說，23站的地鐵，讓自己約飯的選擇變得侷限——回家去附近吃，吃到飯的時間太晚；在公司附近吃，吃完飯的時間太晚，會趕不上地鐵，「來回預留3小時的行程，足以擊潰一切social的慾望」。
極端通勤在消解生活的趣味。比如凌晨5點起床的方樺，總是缺席朋友們在晚上11點之後的活動，因為擔心早上睡過頭錯過班車。她連生物鐘也開始和朋友們錯位，對方晚上發來的信息，她總是在早晨6點才回覆過去，來不及給失戀的朋友送上安慰。年輕的男孩陳真，只能把每天的遊戲時間安排在兩個小時的通勤路上，再也沒法和朋友們「一起開黑」。地鐵上，他玩了一把長達40分鐘的單人遊戲金鏟鏟後，抬頭嘆了口氣：「地鐵怎麼還沒到站？」
極端通勤，本質上是職住分離。對沒有買房、也沒有孩子的年輕人們來說，把錢花在睡覺上，和把錢省在睡覺上，差別並不大。但對一個家庭來說，極端通勤的痛苦是更具象的。
上海的工程師張楓，有一個不滿兩歲的孩子。有一回，孩子把自己反鎖在家，孩子奶奶急得不行，求助的第一個電話打給了鄰居——因為知道兒子太遠，指望不上，「現在一般突發情況，我媽就不告訴我了」。另一位上海職場媽媽肖蕭，把時間都耗費在通勤和工作中，陪伴孩子很少，她有些後悔地發現，因為家裡老人的寵溺，兩歲半的孩子至今需要大人餵飯。
下班時間，在北京上班的新手媽媽小安背著整包母乳踏上歸途。她在和時間賽跑，2個小時之內，這包被稱作「軟黃金」的母乳，就會出現一粒粒的白色固體顆粒物，然後散發出難聞的餿味和酸味。但小安的目的地遠在河北，要讓寶寶喝上母乳，她要再擠1個小時地鐵、坐20分鐘高鐵，以及騎30分鐘電動車。為此，她準備了一個保溫袋，白天在公司吸奶之後，再從公司吧臺的製冰機裡取出冰塊，和母乳一起裝進燜燒罐，再放進保溫袋。
和她有類似煩惱的年輕媽媽不在少數。一位剛剛結束產假的媽媽，著急地在社交平臺詢問合適的背奶包：「我的通勤時間是一個半小時，馬上要回歸職場，不知道咋弄？」並附上了一個哭泣的表情。
即便孩子長大，通勤難度也不會降低，甚至有一部分父母，主動選擇職住分離。早晨7點，天津津南區，媽媽楊琳給兩個孩子做好早餐後，再驅車兩個小時前往北京朝陽，和客戶確認合同。楊琳正在習慣這樣的生活，今年8月，她剛剛把戶口落在「環津四區」之一的津南，選擇這裡被楊琳稱作「唯一的辦法」。
二十多年前，楊琳大學畢業，定居北京，在這裡成家、買房、立業，只有孩子的教育成為最難解的題——由於沒有北京戶口，女兒被分配到通州區的一所普通中學，楊琳開車去看了，學校建在破舊的小區裡，連大門都沒有。
楊琳無法忍受這樣的落差。她考慮過，過兩地通勤的生活，比積分落戶北京更簡單。最終，她花了200萬在津南買房，要是女兒成功考上了「十五所」（指天津十五所重點高中），就「相當於半隻腳邁進了985的大門」，她就再拚一拚市裡平均房價高出現在三倍的房子。
在天津陪讀的北漂媽媽，已成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建忠常年在北京和天津武清之間往返，他回憶，這幾年來，高鐵上的陪讀媽媽越來越多——武清到北京的距離只有87公里，每天，京津城際鐵路會在這兩個城市來回30次，望子成龍的父母們像遷徙鳥一樣乘著高鐵來來往往。一位剛剛來這裡的媽媽成了「當代孟母」，此前，她跟著父親搬遷到瀋陽，又跟著丈夫搬遷到北京。現在，為了兒子唸書，她又來到了天津。
城市的褶皺
城市圈在擴張，催生了「睡城」的誕生——如燕郊之於北京、昆山之於上海，一線城市的周邊區域，總是無法逃離成為睡城的命運，也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住進了城市之間的褶皺裡。
選擇在昆山和上海兩城之間通勤的曉妍，找不到更好的解決方法。今年6月，她和男友代疆住進了買在江蘇昆山的婚房。70平方米的房子，210萬元，幾乎是兩家人全部的積蓄。
買房之前，兩人曾去昆山花橋鎮看過房——那是江蘇和上海的交接處，房地產商和房產中介向他們極力推銷著這塊地皮，打出的招牌是「不是上海，就在上海」。代疆看著這條雙向四車道的馬路，還是覺得比較魔幻：就幾十米的距離，怎麼對面的房價就貴了一萬塊？
距離北京CBD大約40公里的燕郊，是更為知名的「睡城」。乘坐大巴車從燕郊去北京上班的女孩蘇河，總是要卡好時間點，保證自己有位可坐。她害怕自己沒有座位，就只能坐到過道裡的小馬扎上，身高和視野都有些低人一等，就好像居住在燕郊的感覺——她所有的朋友圈子都在北京，自從住到燕郊之後，大家約飯都要將就她的時間、她的地點，以避免她沒法安全回家。坐在小馬扎上，蘇河情緒幾近崩潰，忍不住問自己：「為什麼我要這樣來回來去地通勤？」
疫情之後，「睡城人」的出行變得更為艱難。5月份時，一位住在燕郊的出租車司機，由於擔心回家之後無法再返京，20多天沒有回家，開車在整個北京城流轉，晚上直接睡在路邊。在早高峰的燕郊白廟檢查站，小元騎著電動車，和車流人群匯在一起，等待交警檢查通勤證。有時候，進京的隊會堵到大上午，皮質坐墊被晒得滾燙，皮質的異味被激上來，熏得小元的頭嗡嗡地疼。人群裡，有人不甘地嘆氣，「再近，也不是北京」。
一個新趨勢是，北上廣深之外，極端通勤人群正在從非一線城市蔓延開來。各地城市的變遷，正在慢慢改造年輕人的生活。
濟南女孩方樺，之所以需要橫跨120公里去上班，是因為單位把新樓建在了濟南新區。在通勤路上，方樺看到，越來越多的樓盤和產業大樓，在這一路上陸續拔地而起。近幾年來，濟南城區一直在向東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了城市以東的位置，西邊則變成了康養之地，濟南的著名景點都盤踞在了這一頭。這甚至影響了方樺的婚戀規劃：「再有人介紹，要問清楚對方是不是也住在東邊兒。」
在武漢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阿瑜，幾個月前剛接到通知，公司的班車時間又提前了——為了讓大家能夠在7:50前到公司，班車的發車時間變成了6:10。阿瑜所在的單位屬於重工業行業，這幾年來，市區的製造企業都要搬遷至周邊，職工也就只能跟著奔波，那些曾經在原廠區附近買房定居的職工，如今反而成為離家最遠的一批人。
有的人住在市中心，面臨著工作地點的外擴，也有一部分年輕人，選擇縣裡買房、城裡上班的生活——那裡有更好的工作和薪資。24歲的周歆，一直坐公交車從蘇州鄉鎮到市區上班，往返3小時，而錯過一趟，就再等20分鐘。周歆只堅持了一個月，就買了輛車。不過，油費佔到工資的五分之一。
也有很多房地產公司開始下沉到區縣，比如河南洛陽。在房地產行業工作的洛陽女孩瓶子，想要在市區裡找到地產項目工作，變得越來越難了——在市區，幾年的瘋狂擴張後，地皮基本被瓜分乾淨，開發商開始搶佔縣裡的地盤。瓶子應聘了好幾回，對方最起碼的要求都是：「你得同意到縣裡工作。」
為了讓來自市裡的年輕人在縣城買房，房地產公司想盡辦法。比如業主孩子上樓盤周邊的私立學校，能直接降10分錄取。諸如宜陽、伊川這些緊挨著洛陽的縣城，力度則更大，部分高速會對洛陽牌照的車輛免高速通行費。
各方驅動之下，不想買二手房又買不起市區新房的年輕人，成為了縣城新房的買主，隨之成為極端通勤大軍的一員。
抉擇
事實上，每一趟極端通勤背後，都是一道付出和收益的計算題。
代價是顯而易見的。人的身體會隨時發出警報，那個每天通勤6個小時的河北年輕人，在一次體檢中查出竇性心律、多源房性早搏。天津醫生郭志鵬，在開車過程中控制不住地心跳加速，這位心臟科醫生終於開始忍不住擔心自己的心臟。與此同時，他還要忍受由於長期站立手術導致的腰痛。另一位花兩個多小時在動車裡的鐵路通勤職工，由於長時間處在氣壓失衡的封閉空間，聽力出現了下降，他用「痛苦」來形容穿梭在隧道中的感覺。
精神問題也隨之而來。一位每天從上海浦東張江通勤到徐匯漕河涇的33歲女士，一年之後，情緒繃得越來越緊，她從國慶假期第四天就開始為上班焦慮，也會因為想到通勤而失眠。在燕郊和北京之間往返的女孩蘇河，因為那種被排擠出京的壓抑感，不得不去看了心理醫生，醫生將其歸因於甲狀腺激素紊亂。
但也有人覺得值得。今年9月開學，楊琳得到了搬入天津之後最好的反饋——女兒放學回家，第一句話是告訴她：「媽媽，我終於可以和小學一樣，周圍都是‘正常’讀書的同學們了。」
對於張楓這樣的年輕人來說，極端通勤不過是在艱難的生活裡，最簡單的一件事——他想苦幾年，再多賺點錢，買一套離市區更近的學區房，這份工作雖然遠，但工資高了快一半。另一位將自己稱作「深圳邊角料女孩」的年輕人，主動放棄了走路10分鐘的通勤，上車了每個月只需要580元的、遠在大鵬區的公租房，不僅省錢，還可以躲避掉租房時「猥瑣又愛佔便宜」的二房東。那個住在鄉鎮、工作地點在蘇州的女孩周歆，更沒有選擇了，她從事的是教培行業，但在鄉鎮，更多的工作是進流水線，服裝廠、化妝品廠、機電廠。
保潔阿姨芳姐也覺得值得。十九年前，她從鐵嶺的大農村外出謀生，只有保潔這份工作堅持了10年——雖然辛苦，但沒有風險。她曾經做過小生意，結果是全部賠光。相比於困和累，芳姐更大的心理壓力其實來自於僱主，通勤路上，她總在暗暗祈求，不要遇到太苛刻的僱主。有一回，她打掃的是別墅，僱主嫌棄她的盒飯有味道，大東北的冬風裡，芳姐蹲在別墅門口吃完了午餐。
極端通勤的人群裡，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沒畢業的實習生。一個學校在上海松江、工作在長寧區淞虹路附近的00後男孩，感覺通勤就像「每天站著軍訓四個小時」，他還買過一個折疊板凳帶上地鐵，但不好意思拿出來坐。另一個在重慶學新聞的女孩，實習單位和學校的通勤距離超過兩個半小時，她有不少同學去了網際網路公司，每個月的實習工資是她的6倍。但她還是珍惜這份能夠美化簡歷的工作——初出茅廬的學生，總是需要為經驗付出代價。
平衡完得失之後，也有人會選擇離開。23歲的喬晶，今年剛參加工作，租下了距離公司通勤一個多小時的房子，才住了一個多月，就寧願不要押金、換到了離公司更近的地方。在縣城賣房的河南女孩瓶子，無法忍受工作上的不愉快，這讓每天三小時的通勤時間變得不值，最終，她選擇用辭職解決問題。
職場媽媽肖蕭的離開則更加徹底，她計畫明年離開上海，回到老家湖南，住進自己的房子，陪伴孩子成長——這或許是在經歷極端通勤之後，她感知到的更有價值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