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宋彬彬親手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三字的袖章。（網絡圖片）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青少年中發起了紅衛兵運動。紅衛兵最早於1966年6月出現於北京。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認為他們的行動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向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要求他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從此，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
賈平凹筆下的紅衛兵暴行
世紀之交，賈平凹寫了一本自傳性作品——《我是農民》，在這本書裡，賈平凹記錄了他經歷的紅衛兵殺人暴行。
賈平凹在書中說，他們那個地方的紅衛兵是這樣殺人的：隨便抓來一個「五類分子」，也就是毛澤東欽定的「地、富、反、壞、右」五類人，他們的家屬及孩子也稱為「五類分子」，蒙上那個人的眼睛，在背上綁一個炸藥包，點燃導火線，然後下令「跑」，紅衛兵就在後面欣賞那「呯」地一聲血肉橫飛的場面。賈平凹說，這種殺人手段在他們那個地方非常流行，賈平凹同村的一個同學，是個地主的孩子，從此被嚇傻。
賈平凹記錄的，只是全國紅衛兵殺人手段的一種，甚至是普通的一種。有一人地方的紅衛兵盛行活埋五類分子，一個80多歲的「老地主婆」與她才幾歲的小孫女一同被活埋，當紅衛兵一鍬鍬將土朝兩人毛左身上鏟時，被奶奶抱著的小孫女對奶奶說「瞇眼」，奶奶對小孫女說，「不瞇了，一會兒就不瞇了」，她們就這樣被紅衛兵活埋！
「紅五類」虐殺「黑五類」
紅衛兵崛起後，就將青少年分成「紅五類」和「黑五類」。所謂「紅五類」，是指出身於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下中農家庭的子女。而「黑五類」，是指出身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以及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家庭的子女。不屬於這兩類的則稱為「紅外圍」，顧名思義是紅衛兵的外圍組織，是紅五類團結的對象和助手。
北京的紅衛兵來到武漢煽風點火、搞大串聯。他們把北京極左的經驗帶來了武漢。當時，他們帶來了一幅觸目驚心的對聯，明目張膽地鼓吹「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黑五類的子女被稱為狗崽子，誰家是黑五類，誰家就該抄家。
此時，不少紅五類青少年紛紛穿上綠軍裝，腰間繫一條用來掃黑五類子女的軍用皮帶，欣喜若狂，威武四方。他們在武漢街頭、學校校園高唱著宣揚血統論的造反歌：「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九月，造反派在武漢火車站的高音喇叭裡廣播：「我們這裡不歡迎黑五類狗崽子！」在車站、碼頭，時常可以看到一些被押送回農村去的黑五類分子。
1968年8月5日，「廣州照相館」門前人員被槍殺的情景。（網絡圖片）
八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紅衛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報，公安部長謝富治竟然這樣指示公安系統的幹警：「好人打壞人活該」、「警察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主動提供管片內黑五類分子的情況」；也就是說，紅衛兵或造反派如果把黑五類分子打死了，那是活該，公安部門對這樣的打死人事件不予追究。
從八月底開始，大興縣有十幾個公社大開殺戒，其中以大辛莊公社的殺人最瘋狂：這個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成為兇惡的殺人魔王，他親自用鍘刀鍘殺了十六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被他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裡；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脖子上，連勒帶拖，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慘無人道的公社及大隊幹部，在幾天內先後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戶被殺光。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令人髮指的一大惡行，整個中國已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一年後，大興血案又在湖南、廣西等地重演。
1966年上海紅衛兵批鬥老師和校領導。（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黑五類分子及其家人，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是中國民眾中最弱勢的一類群體。他們既無罪、又無錯。他們只求有口飯吃，從來沒有更高的要求。他們總是夾著尾巴、小心翼翼、規規矩矩、苟且偷生地生存著。但是，他們總是成為每次政治運動中的替罪羊和被絞殺的對象。
先殺「四類分子」，隨之則殺「黑五類」全家，這就是階級鬥爭。被殺的，是階級敵人。文革期間的廣西皇帝，是毛澤東讚之為朋友的韋國清將軍，他把階級敵人擴展到「文革反韋國清的一派全體成員」，凡被俘虜者，皆活宰而烹為佳餚下酒大慶。如此的階級鬥爭，確實已經使人性變為獸性。
殺人是極大的罪惡，動用國家武裝力量殺人是極大的國家罪惡。紅衛兵的暴行，罄竹難書！發生在一個國家的和平時期，更加不可饒恕！
今天的紅衛兵，不但沒有幾個人反思它們的罪孽，反而倒打一耙，將它們的文革歲月稱為「激情燃燒的歲月」。中國人一直總在批評日本人「美化」侵華戰爭？至少，日本人沒有將侵華戰爭稱為「激情燃燒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