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門(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一
對越南的那場「自衛反擊」以後，大陸一些時尚學者與市井愛國者，提起中共國開始改用「共和國」三字替代。似乎用了「共和國」，不僅顯示出幾分自豪，口氣也倍感親切。據說上海某紅二代女作家，被臺灣一家媒體讚為「共和國女兒」，女作家欣然接受。不知那「共和國」的女兒，是否理解「共和」的含義？央視一名女主持被封為「共和國的脊樑」，不久卻跑到美國領了綠卡，不再當「脊樑」了。
沒有權力制衡就沒有共和，這個道理對許多知識份子而言，究竟是真不懂還是裝糊塗？由此衍生的，還有「共和國旗幟」、「共和國公民」等稱號。估計若有人稱「共和國貪官」、「共和國地溝油」，估計也不能算錯。當民營中小企業向銀行求貸難於上青天的時候，有人把央企或國有大企業抬舉為「共和國長子」。8964後，某野戰部隊的丘八因屠城有功，獲官方賜「共和國衛士」的殊榮。但不知所謂「共和國衛士」的封號，究竟是對「共和國」的嘲弄，還是對那些雙手沾滿學生鮮血的「衛士」們的諷刺？至於「共和國黑煤窯」、「共和國二奶」之類，就毋須多說了。
中共政權自1949年起在北京建立，全稱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1979年之前的30年間，似乎名號歸名號，從未有人自稱「共和國」。官方文件、報紙社論、官員報告或學者長篇大論中，習慣也以「我國」二字自詡。這也難怪，30年來，自上而下鼓吹的是「共產主義」。「共產」與「共和」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大飢荒年代，能說「共和國大飢荒」嗎？若將1957年知識份子遭遇毀滅性打擊，稱「共和國反右」，將十年文革稱「共和國浩劫」，聽起來都有點黑色幽默的味道。總之，無論是「共和」、「共和國」，抑或是「共和政體」，對於億萬炎黃子孫而言，既熟悉又陌生。
二
市井小民不懂「共和」與「共和國」的含義，這也難怪。最早提議將中共國命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者，是著名學者張奚若。在1949年6月政協籌備會上，張奚若的這一提議獲毛澤東、周恩來首肯，於是一錘定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名沿用至今，沒人在乎究竟是真「共和」還是假「共和」。其實中共最初盤據在江西瑞金使用的國名，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延安時期毛澤東一心想著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設定，國名雖與時俱進，但「共和」二字絕不放棄，可見「共和」二字意義重大，任何人都不敢輕易抹去！
張奚若是崇尚民主政治的學者，早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學位，後在清華大學講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與金岳霖、徐志摩等同為太太客廳的常客。作為自由主義一代知識份子，張奚若當然不會不清楚共和政體的含義。上世記40年代，他在文章中即曾指出：「中國要有光明前途，只能是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個人獨裁。」中共國成立前夕，他提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國名，究竟是否貼切？只有他自己心裏清楚。朝代更換時期選擇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彷彿是個謎，他們既想在戰亂結束後潛心學問，又想與新政權保持良好關係。其實張奚若在知名學人中可算敢講真話，在1957年初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張奚若自以為「幫助黨整風」，居然直言指陳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未來。」這一席話若出自別人之口，是徹頭徹尾的「惡毒攻擊」。但張奚若竟有驚無險，原因是毛澤東很清楚：張奚若僅僅口頭議政，不願參政更不願當官，屬「無政治企圖」的「好人」——想胡說兩句就讓他胡說兩句吧！這使張奚若在知識界獲得「不死鳥」之稱。
不過即便張奚若這樣的「不死鳥」，要求他「知無不言」也不現實。所以他提議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國名，對其中「共和」二字的含義，他選擇了裝糊塗——避而不談。也許私下裡與朋友聊天，免不了流露真知灼見，免不了談到「共和」二字的真諦，但這也僅是我的猜測而已。於是在30年的時間內，這位自由主義學者所看到的，要麼是全民在「共和國大飢荒」中受煎熬，要麼就是「共和國臣民」被捲入瘋狂的「階級鬥爭」，知識份子普遍遭受厄運。
三
與此對應的是，國內各種媒體、刊物，長期對「共和」、「共和國」與「共和政體」等詞語，也一律保持緘默。不僅是媒體或刊物，自1949年以來的近70年內，在大、中學校的課堂上，也絕無教師對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和」二字作出解釋。一代一代讀書人從小學讀到大學，全然不知「共和」是什麼意思。上海閘北有一條共和路，不遠處還有一條共和新路，我估計那裡的居民同樣也不明白什麼叫「共和」。直至本世記初，出現一部題為《走向共和》的電視劇，把延續2000年的帝制，由苟延殘喘到壽終正寢的過程展現出來。《走向共和》的最後一集，孫中山有一段演講，講的正是「共和」，對人們理解「共和」也許不失啟示。誰知正因為這一段有關「共和」的演講，引起「共和國」當局的恐慌，很快遭「共和國」文化官員的砍伐。這對「共和國」而言，不啻是一種嘲弄：「共和國」的臣民，要想弄懂「共和」的含義，談何容易！
翻開權威工具書《辭海》（1989年版），同樣也沒有對「共和」的詮釋，只提到青海省有一縣，名「共和縣」；再看發行量達幾十億的《新華詞典》（1981年版），對「共和」一詞的註釋是：共和——國家元首和國家權力機關定期由選舉產生的一種政治制度。
恕我直言，如此對「共和」的詮釋，完全屬似是而非的胡說八道。最早通過電視媒體，讓「共和國」三字開始流行者，是軍旅歌星董文華。1979年中共對越南實施「自衛反擊」，這個被稱為福建「紅樓女主人」的董文華，緊緊把握機遇，用歌曲《血染的風采》鼓舞士氣，其中反覆詠唱的副歌是：如果是這樣/你不要悲哀/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從此，「共和國」一詞隨著「血染的風采」傳遍大江南北。
鄧小平南巡，深諳投資機會的董文華，又立即奉獻一曲《春天的故事》。若非「紅樓」東窗事發，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一旦得手，我猜度人們在電視旁又將聽到她歌頌「共和國打黑」的妙音。復旦大學一名以「季羨林關門弟子」為榮的中年教授，某次在電視銀屏上大談教育，其間不厭其煩地左一個「咱們的共和國」，右一個「咱們的共和國」。由此令我輩大開眼界：原來無知也可高調賣弄。
四
「共和」一詞最早源自古羅馬，英文Republic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原意是指「人民的公共事務」。18世記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將社會政體分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暴君）政體三種形態，其中共和政體又分貴族共和與公民共和。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羅馬共和國，屬貴族共和制。1649年，世界上第一個公民共和國——荷蘭共和國誕生。1688年光榮革命，英國成為「裹著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國」（孟德斯鳩語）。現代共和強調所有公民的參與權，大多為議會制共和，議會對政府有監督否決的責任。共和意味著對民主的警惕，以及對少數的保護。18世記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旗手大衛∙休謨，在《關於完美共和國的設想》一文中，勾畫出能體現共和精神的三條基本法則。這三條法則是：財產佔有的穩定性法則；根據同意轉讓所有權法則；履行諾言的法則。
極權與共和，是同一坐標上方向相反的兩極。一個私有財產不斷遭掠奪的地方，一個言論自由沒保障的地方，一個沒有憲政約束的地方，一個沒形成公民社會的地方，竟自稱「共和國」，天下還有什麼比這更荒誕、更無恥的怪事？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生前對「五四」時期的北大呼籲「民主」與「科學」，忽略「共和」的傾向作過批評：共和與民主不一樣，民主的含義是把選票交給民眾，其中含少數服從多數的意味，由此導向多數人暴政；而共和是依靠制衡形成的，恰恰是對少數的保護——共和是對民主的不信任。簡言之，共和就是容許不同聲音存在，共和就是權力制衡。一個國家，唯有在權力制衡的條件下，所有個體集合成公民社會，才是真正的共和。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攻佔巴士底獄成了大革命的光榮標誌，兩年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宣布建立。接下來，隨著路易十六被推上絞刑架，雅各賓派帶領下的「民主暴政」隨之形成，「共和」也名存實亡。彼時法蘭西民族比我們更懂得為權利而戰，卻不懂對權利的理性維護。雅各賓派的領袖們，除了響亮的革命口號，沒有留下絲毫有關「共和」的真知灼見。他們不明白真正的共和，其實是一種權力遭遇另一種權力的阻擋與制衡，進而使革命衍變為妥協的結果。整整200年後的東歐天鵝絨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對法國大革命激情浪漫有餘、理性不足的警惕。
五
共和在世界範圍的光輝實踐——只要看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在政治文明方面的高度成熟——迫使極權主義者們不敢公開反對共和，卻無法掩飾內心對共和的懼怕與仇視。他們唯一的選擇是打著共和的旗號對抗共和，把一個與「共和」背道而馳的極權國家，貼上「共和國」標籤，再藉助意識形態壟斷和信息蔽屏，行反共和之實。譬如曾經是共產極權統治的蘇聯，全稱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差不多同時壽終正寢的東德，也曾經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就連世襲君主極權的朝鮮，至今依然是「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國是美國，這倒是貨真價實的共和國，許多人卻似乎不在意，又好像將信將疑。除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外，法蘭西、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士，乃至北歐丹麥、挪威、瑞典、冰島等國，都是貨真價實的共和國。看東亞中華民國，自蔣經國、李登輝時代起，即成為真正的共和國；一衣帶水的東鄰日本，戰後也完全走向虛君的共和制；南韓也在戰後實現共和。眼前這些真正的「共和國」，牆內大批知識份子卻置若罔聞，任憑「共和國公民」、「共和國旗幟」的呼號聲宣囂起落。這究竟是無知？是諷刺？還是裝糊塗？
沒有憲政制衡，就沒有現代共和，這是文明社會的常識。「共產」與「共和」雖一字之差，豈止風牛馬不相干，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然而，當極權主義者們熱衷於將「共和國」掛在嘴上高唱的時候，還有誰在乎這個「共和國」，究竟是真「共和」還是假「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