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我的前夫》（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2007年，油畫《我的前夫》公開面世，許多在文革中青春被毀掉的一代人，站在這幅畫前泣不成聲，由此帶來轟動效應。據說畫作原標題是《青春之歌》，後來改成《我的前夫》。這一改，整幅畫的內涵豐富了。可見一幅畫的成功，不完全在於畫面細節的處理，藝術家不能沒有自己的思想。
藝術品的社會效應，似乎離不開評論家的賞析引導。然而評論家的賞析，不僅應當熟知藝術的情與理，還必須瞭解畫面傳達內容所處的歷史環境。倘使評論家不懂這段歷史，也就只能望「畫」生義，看到的僅是畫面上新娘的屈辱無奈、憂心忡忡，並由此作想當然的推論——這個新娘的父母在文革中大概受到迫害，譬如被抄家、被遊街、被批鬥……甚至也許因無法忍受，早已命斷黃泉。於是將種種廉價的同情，紛紛投向畫面上柔弱無助的新娘。恕我直言，如此浮光掠影的評論，近於荒唐，實屬無知。
《我的前夫》中隱藏的真實信息，從一開始就不斷被人們忽略。這個真實信息，也許由畫家在創造過程不經意間就掩蔽了，也許因無數讀畫人的視而不見，使這個信息漸漸被忽略。當人們面對這幅畫觀賞的時候，腦子裡首先跳出的兩個字，就是「知青」。對！畫面上女主角，就是曾經響應極權主義號召，到農村「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文革中，大批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潮流，發端於1969年。始因在於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布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前兩個月，周恩來在《人民日報》發表講話，也已提出「大規模上山下鄉」的國策。
毛澤東為什麼選擇在1968年近尾聲的時候，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而且是永久性「插隊落戶」？這就涉及到《我的前夫》中隱含的真相。原來所謂「知青」，正是在1966年「5.16」不久後，在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快速發展起來的革命造反組織——紅衛兵。文革前期紅衛兵分三類，一類是以陳小魯、宋彬彬、鄧楠、賀鵬飛、譚立夫……等中學生為首的北京太子黨紅衛兵。這類紅衛兵有自己的組織——先是西城區糾察隊，後有聯合行動司令部。他們狂熱高喊「紅色恐怖萬歲」，將暴力與刑事犯罪發揮到無法無天的程度。短短「紅八月」內，僅北京一地被打死的人數達1772人，被迫害自殺的人數更無法統計。他們理解毛澤東「造反有理」的含義，他們的行為是他們父輩「鬥地主、分田地」行為的延續。另一類是以聶元梓、蒯大富等所謂學生領袖為首的北京高校紅衛兵（首都三司），進一步延伸就是國內各大專院校紅衛兵。這是紅衛兵的主體部分，刑事犯罪的佔比很小，卻成了毛澤東、江青與中央文革控制的工具。這類紅衛兵很快被充分運動起來，他們先後奔成都楸斗彭德懷，策劃綁架彭真，參與謀劃對彭、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批鬥，繼而又設局將王光美綁架到清華施加羞辱，接著就是闖中南海圍毆劉少奇……。他們完成了毛澤東與江青想幹而又不便下手的事。
第三類，是全國各中等學校的紅衛兵。儘管年紀更輕，但也更是十足的烏合之眾。此類紅衛兵另一名稱又叫「老三屆」（含高中與初中66、67、68屆），他們受毛澤東蠱惑，相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行為模仿北京紅衛兵。他們高調上街「破四舊，立四新」，瘋狂砸毀文化遺產；他們到處抄家，毆打、踐踏各界「牛鬼蛇神」與「四類份子」；他們令無數教師與文化名流心驚膽怕。「老三屆」紅衛兵的標誌性配備，是一套舊軍服加一隻士兵用的挎包，當然手臂上還纏著紅衛兵袖章。
到了1968年9月，全國最後兩地（西藏、新疆）革命委員會建成，毛澤東拿掉劉少奇及其餘黨的計畫，基本大功告成，紅衛兵的利用價值隨之告終。太子黨紅衛兵可以準備接班，高校紅衛兵的工具意義尚存。當社會就業壓力不斷加劇的時候，剩下「老三屆」紅衛兵，也就成了只能丟棄的夜壺。於是12月份最高指示下達，紅衛兵到農村「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就成了冠冕堂皇的說辭。《我的前夫》中可憐的知青新娘，正是在如此背景下遠離父母，遠離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來到極端貧瘠的黃土高坡「接受再教育」。
本文不惜筆墨，梳理了1966年紅衛兵現象，再回到油畫《我的前夫》上，正是為了揭示畫中幾乎完全被掩蔽的信息。看那畫中的知青新娘，臉上寫滿了對未來的失望，委屈之餘又夾帶著明顯的焦慮。然而他的一身裝束，使得真實信息無法被完全忽略。知青新娘穿的是一套已經褪色的舊軍裝，肩上是一隻軍用挎包，胸前一枚毛澤東像章。無需再作解釋，油畫《我的前夫》中被公眾參與掩蔽的信息，就在於這個知青新娘，其實曾經是一名紅衛兵，而且只能是上文所述的第三類紅衛兵。這個知青新娘的另一名稱，就是「老三屆」。
漢娜.阿倫特說：「一個悲哀的事實是，最邪惡的事正是由那些心裏沒有確定是從善或從惡者所作出的」。作為「老三屆」紅衛兵，畫面上的她曾經那麼意氣風發、激情飛揚、不顧一切地採取「革命行動」，曾經那麼瘋狂「破四舊，立四新」，曾經那麼粗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曾經那麼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作為「老三屆」紅衛兵，她多少次擼起袖管參與抄家？多少次參與毆打教師或「牛鬼蛇神」、「四類份子」？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到頭來，她卻與這個完全無法接受的黃土高坡窮漢子，無奈作為「夫妻」並坐在土窯洞前的長凳上。走到這一步，她早已是回城無望。可悲的是，她全部的標誌性配備——雖然不再帶著紅衛袖章，但那一身褪色的舊軍裝與軍用挎包，還有那一枚像章，居然還保持著一年多前，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時的樣子。
屈指數來，這個知青新娘，或者說這個「老三屆」女紅衛兵，現在的年齡應該約70歲出頭了。換句話說，現今70歲出頭的老人，正是那段罪惡歷史的親歷者與見證人，歷史已賦予他們雙重身份：首先作為知青，他們理應獲得同情，因為他們受教育權利過早地被無情剝奪，他們的青春遭遇轟轟烈烈的埋葬，他們甚至不得不放棄對自己肉體守護的權利；其次，作為「老三屆」紅衛兵，他們曾經是「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小將，曾經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令「地富反壞」與「黑五類」談虎色變的勇士，也曾經是毆打、傷害學校教師甚至親人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多少文化名流在他們的威逼下無奈選擇自殺……。
當油畫《我的前夫》被掩蔽的信息浮出水面的時候，人們面對這幅作品，或將由單純的同情上升為更複雜的情感，或將不斷追問：「這究竟是為什麼？」如此效果，正是藝術家們追求的神聖使命。奉勸畫中的知青新娘乃至當年叱吒風雲的「老三屆」紅衛兵們：不要再繼續深陷「平庸之惡」而又不能自拔；不要用自己受過的傷害，去掩飾自己曾經的惡行。在你們有生之年，等待你們的應當是兩件事，一是醒悟，二是懺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