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4日,戈爾巴喬夫和妻子賴莎以及他們的孫女克塞尼亞在一起。(圖片來源:VITALY ARMAND/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9月1日訊】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週二病世,引發中文輿論圈對他的功過熱議。有人認為,戈爾巴喬夫促成蘇聯解體,是他要擔負的歷史責任;但也有人說,戈爾巴喬夫最大的貢獻就在於結束了共產黨對蘇聯的統治。
戈爾巴喬夫逝世的消息在中、西方引起的輿論反應有顯著的差別。英國廣播公司(BBC)、《紐約時報》以及半島電視臺等西方媒體紛紛稱頌戈爾巴喬夫幫助結束冷戰、推動兩德統一等歷史功績,稱他是歷史偉人。但中文社媒則在他促成蘇聯解體等問題上爭論不休。
共產主義掘墓人
中共官方的表態極其簡略,甚至顯得簡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月3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此表示,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為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作出積極貢獻。我們對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慰問。
趙立堅寥寥幾句話,只集中在中蘇關係,給外界解讀官方對戈氏的態度留下巨大空間。
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在位僅六年。1985年他出任蘇聯最高領導人後,出於對蘇共執政70年卻讓蘇聯陷入嚴重困境的不滿,開始對蘇聯進行多方面改革。在政治上,蘇聯政府先後開放黨禁、報禁,政治、言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迅速擴展。在經濟上,蘇聯開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並對西方投資者給予讓步。
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官方公眾號「之江軒」刊發了一篇文章,認為正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下的這一系列改革,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讓蘇聯這個龐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轟然倒塌,建黨93年的蘇聯共產黨宣告自動解散,這個結果令人無比錯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蘇聯的垮臺更是點滴在心頭。《紐約時報》曾報導,習近平2012年「南巡」時、對蘇聯的瓦解有過「竟無一人是男兒」感嘆。
但在自由的中國網路防火牆之外,中國官方的這種觀點卻受到了激烈的反駁。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向本臺分析說,恰恰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釋放了蘇聯社會的活力,「首先,開放黨禁、報禁之後,就有跳出共產黨之外的一個體製出來了,比如像葉利欽這樣的人;另外一個就是有基層選舉,基層選舉就是把共產黨的基層管理人員全部都選掉了,這就是民主的活力。」
杜克大學教授連曦則認為,要從個體自由的角度來看戈爾巴喬夫的貢獻,「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事情,導致蘇聯的解體,如果從帝國的解體來說,是他們的一個損失,但如果是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從前蘇聯人民的個體、個人的自由角度來看,戈爾巴喬夫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
有侷限的功臣 不開槍避免蘇版「天安門事件」
戈爾巴喬夫常常被外界稱為共產主義掘墓人,這一方面是因為蘇聯共產黨是在他手中解散的,一方面也是因為,隨著蘇聯解體,原先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陣營也作鳥獸散。
但戈爾巴喬夫本人並非反對共產主義,他在青年時期就是共產黨員。在2018年上映的記錄片《會見戈爾巴喬夫Meeting Gorbachev》中,熟悉戈爾巴喬夫的人介紹說,戈爾巴喬夫的初衷只是改革共產主義,但不是取消這種制度。
隨著1991年「八一九政變」失敗,戈爾巴喬夫在葉利欽的脅迫下被迫交出權力,並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蘇聯也隨後解體。但隨後俄羅斯的政局並沒有向更好的民主體制演變,而是走向獨裁專制。
戈爾巴喬夫自己在2010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時也承認,前蘇聯的改革只走了一半的路,所以才會有葉利欽獨裁體制的出現。
華盛頓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始人楊建利認為,戈爾巴喬夫身上顯然還有歷史的侷限,「當時他對民主制度的設想肯定是非常微弱的,基本上他是從人道、從政治寬鬆的角度出發,同時也是要救國,甚至當時有人說是為了讓蘇共更好的執政,從這些方面考慮走出的那一步。」他強調,每個偉人走出一步之後,其結果往往不是他們能控制的。
余茂春則認為,戈爾巴喬夫還有一個巨大的貢獻,就是當蘇聯社會出現自由化潮流時,並沒有採用普遍鎮壓的手段,「戈爾巴喬夫在衡量了中共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後,他覺得繼續走老路,開槍鎮壓人民的聲音是沒有前途的,所以他在訪問中國之後,對他所實行的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不滿,他沒有實行血腥鎮壓,這是一個偉大的舉動。」
余茂春所提到的戈爾巴喬夫訪華之行,中國人的記憶應該還很清晰,當時正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也就是在這次訪華行程後,中蘇宣布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
對中國的啟示
戈爾巴喬夫去世的日子恰逢中共二十大前夕,習近平將連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傳聞已經街知巷聞。輿論間愈加重視領袖人物對國家命運的影響。
在1989年的訪華行程中,戈爾巴喬夫會見了當時的中國改革派領導人物、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後者在「六四事件」之後被迫下臺,坊間常有人將趙稱為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
但連曦認為,雖然兩者所處的歷史階段有相似處,但差別也是明顯的,「在戈爾巴喬夫之上,沒有一個‘俄國式的鄧小平’,所以他可以放開手腳去做他的改革;不幸的是,胡耀邦、趙紫陽從來沒有過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活動空間。」
余茂春則認為,中國的悲劇並不是沒有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中國黨內的改革家改來改去還是共產黨那樣的一黨專制,就像戈爾巴喬夫當年的初衷一樣。如果沒有黨外的推動,沒有人民的力量,沒有擺脫共產黨控制的黨外的力量,中國的民主,中國的開放社會是沒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