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將閻紅彥是文革中第一位自殺的省委書記。（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此時的閻紅彥依然天真地認為造反派、陳伯達、江青代表不了「偉大」的毛澤東、黨中央。是啊，那時所謂「為中共奮鬥一生的革命者」，是很難認清中共本身的邪惡的。憤懣與不解、屈辱與絕望，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閻紅彥活下去的勇氣。黎明前4點多鐘，閻紅彥被發現服藥自殺，桌子上留有一張紙條：「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
中共經常把其推崇的鬥爭哲學，比作歷代帝王將相間的權鬥，給人感覺好像中國人就是從古到今一直鬥，好把「戰天鬥地」的禍水潑到傳統身上。
但中共的鬥，從黨內鬥到黨外，從個人權鬥到路線對錯，無事生非，無人能逃。尤以階級鬥爭、群眾運動見長，殺傷力古今獨步。鬥爭中黨定對錯，舉國瘋狂，剷除異見，以鬥為快。
文革運動是個極致，中共上將閻紅彥是文革中第一位自殺的省委書記。
延安整風向高崗發難 惹毛不滿
1931年10月30日，中共陝西省委派謝子長、高崗到山西南梁。1932年2月，謝子長利用「三嘉塬事件」，成立陝甘游擊隊，任總指揮，第一大隊隊長閻紅彥，第二大隊政委高崗。謝子長藉助閻的兵力解了劉志丹原二支隊的武裝，並一度軟禁劉志丹，開除了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
2005年，前工人出版社編輯、「右派」何家棟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說：「閻紅彥的隊伍就搞了一個突然襲擊，把劉志丹的部隊繳械了。理由是什麼呢？就是說他們成分不好、紀律不好，老搶人家的東西吧，搶老百姓什麼的。可是那時候，打土豪、分田地、分糧食，開倉放糧，那就是搶，你說不是搶嗎？他的隊伍也是這麼幹，不這麼幹吃什麼呀？就沒吃的呀。所以這樣一搞呢，就把劉志丹的人打死了幾個，遣散了一批，就把劉志丹的隊伍給瓦解了。」
1932年5月攻打甘泉臨鎮的戰鬥中，閻紅彥奉命率五支隊擔任正面主攻，高崗則奉命率三支隊二大隊佔領該鎮東山，掩護主力進攻。劉志丹只給了高崗幾十號人兵力，並且高崗很快撤退下來，不見人影了。閻紅彥山西游擊隊的老班底幾乎全部覆滅。臨鎮戰鬥一個月後，劉志丹引咎辭職，閻紅彥做了游擊隊的總指揮，揚言抓到高崗「立即槍斃」。
1934年7月，閻紅彥被派往蘇聯，到毛澤東1935年長征大逃亡到陝北時，謝子長、劉志丹均已死，高崗獨享「革命果實」，受到毛澤東重視，成了中共西北局的書記。1935年年底閻紅彥返回陝北時被冷落。1942年閻紅彥在延安整風時向高崗發難，揭露他臨鎮戰鬥貪生怕死臨陣脫逃。毛根本不相信閻的話。
1945年中共的七大上，高崗被提名為中央委員並進入政治局。康生代表黨中央宣布：「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後不准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儘管後來毛澤東又打倒了高崗，但毛黨魁向來就是「一貫正確」，記仇不計好。閻紅彥因在毛恩寵高崗時反對高崗，深度得罪了毛。
反對公社食堂 被毛記仇
經過多年的冷落，1959年8月，閻紅彥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61年5月10日，閻紅彥給毛澤東寫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幾個問題的調查》，提出了六大問題，其中第二條是關於公社食堂的：「群眾反映很強烈。我重點調查了三個食堂，群眾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浪費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辦食堂和發展私人養豬、家庭副業有矛盾。……」
1962年8、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且決定「以階級鬥爭為綱」，12月21日，中共雲南省委批轉省委宣傳部的《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的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
這個文件直接戳痛了毛。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點名批評閻紅彥是「大膽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主觀主義的求證」。
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要求閻紅彥在西南局會議上作檢查，後彭真到雲南檢查處理此事。因雲南省經濟情況出現好轉和鄧小平等人的打馬虎眼，此事當時不了了之。但中共和毛澤東對象閻這樣的刺頭，是不可能容得下心的，因此，閻的厄運也就成了「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
喊停連載小說《劉志丹》 被毛利用
1962年1月，在中共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以來的嚴重錯誤，被公開拿出來討論。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期間一反常態地說道：「怕什麼醜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說：「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反對彭真所說，彭真反唇相譏：「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評，這不好。」
連周恩來都說：「黨內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亂鬥爭行嗎？不行！隨便撤職、隨便開除黨籍都是不行的。中央的責任是第一，大區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級都是盾，地、縣都是矛。矛是攻盾的，這幾天攻得好。」
在毛眼裡，「七千人大會」是要清算他毛澤東，這同樣種下了劉少奇日後被批鬥的種子。「七千人大會」上毛做了一些虛假的自我批評，暗地裡他卻對江青、康生說：「搞經濟看來我們是不行了，還是搞階級鬥爭比較內行一些。」江青深諳毛心思，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1962年7月23日，閻紅彥給寫信《劉志丹》作者李建彤，阻止小說的出版，信中說：「你的文章很多原則性的問題與歷史不符，因此不宜發表。」但李建彤沒有理會閻紅彥。8月上旬，閻紅彥看到小說《劉志丹》連載，向康生報告此事。
1962年9月8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再次提出小說《劉志丹》「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則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並寫了一個「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會上念了一下，這句話就成了「毛主席語錄」了。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提出了「習、賈、劉反黨集團」，後《劉志丹》小說案又升級成了「彭、高、習反黨集團」，把彭德懷和高崗也劃進去了。閻紅彥與康生的一唱一和，為毛澤東重新祭起「階級鬥爭」大旗提供了鮮活及時的材料。小說《劉志丹》一案牽連無辜人數多達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瘋、53人嚴重致殘。
文革遭批鬥 被逼自殺
1966年，中共發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開鑼登場。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批判，閻紅彥陷入深度迷茫。他感嘆：「淮海戰役都沒有這麼複雜和困難！」「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瞬息萬變，亂作一團。」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組會議上，閻紅彥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小心翼翼地表達了對文革的困惑。聲音傳到最高層，毛澤東新仇舊恨一起算。
10月9日開到28日，毛澤東在北京親自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江青、陳伯達等人召開了一個整鄧小平黑材料的小會，閻紅彥和昆明第一書記趙增益曾是二野三兵團老人，參加了會議。會上有人揭發鄧在淮海戰役中動搖，被閻紅彥和趙增益頂回，捅了馬蜂窩。
很快，閻紅彥被康生列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江青指使北京「紅三司」南下雲南，揪鬥閻紅彥。11月，北京和昆明的街頭都貼滿了「打倒『三反』分子閻紅彥！」、「閻紅彥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大字報。各種大小批鬥大會，閻紅彥被輪番揪鬥，有一次被連續批鬥11小時。
1967年1月1日，經毛澤東審定，中共黨媒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緊接著，雲南當地的一百多個造反派組織掀起了批鬥狂潮，勒令閻紅彥必須到會接受揭發批判。1月4日，雲南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為保閻紅彥一命，將閻紅彥接到了軍事秘密基地小麥峪。
1月6日，閻紅彥被抄家，省委書記趙健民被昆明造反派武裝批鬥遊街。1月7日清晨，造反派闖進雲南省軍區勒令立即交出閻紅彥。下午8時左右，秦基偉秘書傳字條給閻：「我的處境很不安全。」閻紅彥此時才感到泰山壓頂，同時，閻還得知，葉劍英對於他的處境也無能為力。
最後壓垮閻紅彥的那根稻草，是他與陳伯達的電話通話。
1967年1月8日凌晨1點多，秘書叫醒了閻紅彥，閻紅彥接起了由省委副秘書長王甸轉來的陳伯達的電話。對方盛氣凌人：「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裡，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麼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你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鬥過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閻紅彥氣恨交加，指責陳：「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坐在北京只知道亂發號令，瞭解不瞭解下面的情況？」「你們對雲南的經濟建設怎麼看？對邊疆怎麼看？你們究竟想幹什麼？把地方領導機關搞成這個樣子，怎麼領導？你們這樣幹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此時的閻紅彥依然天真地認為造反派、陳伯達、江青代表不了「偉大」的毛澤東、黨中央。是啊，那時所謂「為中共奮鬥一生的革命者」，是很難認清中共本身的邪惡的。憤懣與不解、屈辱與絕望，無時無刻不在吞噬著閻紅彥活下去的勇氣。黎明前4點多鐘，閻紅彥被發現服藥自殺，桌子上留有一張紙條：「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
周恩來定性閻之死：叛黨自殺
在閻紅彥身亡後一週內，1967年元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會議，會上周恩來是這樣定性閻紅彥之死的：「閻是一肚子不滿情緒，群眾起來後，叛黨自殺。」
在談及陳伯達和閻的電話通話，周恩來如此評價：「叫閻紅彥出來見群眾，陳伯達打的電話，閻聽後，問周興怎麼辦？周說，睡覺吧！明天再說。我們這裡急如星火，他們不負責任，如此威風，吃安眠藥幾十片後就自殺了，這麼大的事情，用這個態度，不但是壓制群眾，而是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抗拒中央領導，自絕於黨和人民。」
中共給某人蓋棺定論的時候，往往要刨人祖墳來佐證結論的正確性。為了把閻紅彥叛黨定性砸實，周恩來說：「他的父親抽大煙，他的老婆是個封建婆，她不請教主席，她不讀毛主席的書」，「上不請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評，勢必走到反黨道路上去，他給他父親鴉片煙吃，革命幹部的父親，為什麼給鴉片煙吃？反高崗後，閻背上包袱，平時也只抓生活，不抓階級鬥爭，思想歷史根源如此，必然走向絕路。」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為閻紅彥主持了「平反」。
結語
中共不僅鎮壓反革命，也要鎮壓當初的革命者，這是黨性的需要。打倒與平反，全在中共的轉覆手之間，過程中時光、生命盡在流失，歲月無痕「黨有恨」，中共播種下的鬥與仇，卻在中國人的空間場中瀰漫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