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七一在港發表講話，被指為香港未來發展定調。（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7月27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七一在香港發表近四千字講話，被指為香港未來發展定調。時評人劉細良解讀習近平講話，認為習希望香港繞開西方民主，從而達到一個現代化的管治模式。不過劉細良直言，根本無法做到，並指香港過去25年「大敗局」的根源，就是中共失敗的管治手段所致。
習近平七一講話被親共人士奉為指點未來香港發展的金科玉律，上至香港政府下至民間親共團體，掀起一場學習習近平七一講話精神的運動。惟中共領導人發言一向都是空洞沉悶的黨八股，那麼今次七一講話有何重要之處呢？
習近平在講話中稱，要將香港納入中國國家治理模式，暗示「一國」凌駕於「兩制」，並強調「愛國者治港」。習還提出四大要求，包括提升治理水平、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優難、維護和諧穩定等等。
時評人劉細良解讀，習近平基於共產黨思維，認為香港過去花了太多時間討論民主化問題，但民主化問題不能解決安居樂業和民生，習希望香港繞開西方民主，從而達到一個現代化的管理模式，「不需要選舉，不需要三權分立，不需要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不需要所以這些構成西方現代民主社會系統的支柱」，也可實現一個「非民主化的現代管理」。
劉細良表示，看到此很多港人馬上會意識到習近平的主張有問題，「獨裁如何達到現代化管理？」劉細良明言，這是不可能的。他形容香港主權移交後的25年是一個「大敗局」，其表現是民生凋零，包括樓價飆升、公屋輪候時間長、大學畢業生工資無顯著提高，以及大陸新移民為香港社會造成的種種負擔等。究其背後原因，就是九七後中共強行施加於香港的這種行政主導模式，導致舊有的政治秩序瓦解，也代表中共在香港的「政治整合」徹底失敗。
談到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政治體系，劉表示，左派對香港政治有很多錯誤認知。事實上，香港真正「高度自治」始於1967年。當時總督已經脫離英國外交部控制，有相當大的自主性，無需再事事請示英國政府。這是後期「行政吸納政治」管治手法得以實施的條件。
「行政吸納政治」是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在研究香港發展政策時，提出的著名理論。劉細良說，當年曾與金耀基在中大討論該理論，被金耀基精闢闡述為「行政政治化，政治行政化」。
劉細良解釋，早年殖民地時代，權力牢牢掌握在港督、英資企業老闆及英國駐港軍隊手中，他們是當年管治集團的組成部分，結果導致管治集團和普通市民脫節，「脫離香港民情，下情不能上報」。殖民地政府在反思後，決定要擴大管治中心，「行政吸納政治」由此開始。
劉細良指，香港在1972年麥理浩擔任港督後進入現代治理模式。麥理浩來到香港後，針對當時情況，做了幾件改善香港社會的大事件：一、成立廉政公署；二、擴大政府功能，改善民生，包括興建地鐵、公屋等；三、（意識形態上）建立香港人身份；四、（政府內部）建立以財務科主導的政策討論機制。
麥理浩還委任華人精英作為政府顧問，也提拔華人成為政府的政務官（AO），劉細良說，麥理浩在「放權」，將管治香港政府的權力分配給各AO。劉認為，AO集政客和官員責任於一身，需要接受電視、報紙採訪，出席公眾論壇，解釋政府政策等。
但中共並不信任這些港英政府培植的AO，視其為港英餘孽，私下培養一批自己人，如范徐麗泰、譚惠珠等。劉細良說，不過這些人不得民心，惟在左傾的大前提下，中共無法吸納真正有才能。之所以中共在九七過度時期還保留一些殖民地政府的政務官，如陳方安生，目的是穩住國際投資者的信心，表面上維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變」。
按照殖民地政府的統治方式，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是百官之首。不過首任特首董建華一上任便向陳方安生和整個公務員團隊奪權，實施「官員問責制」，剝奪其在施政層面的自主權，再由一班人組成所謂「管治團隊」，因此就出現了「董班子」。而陳方安生被當時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叫上北京訓斥一番後，便辭職離開政府。
劉細良續道，「官員問責制」不得民心，因為共產黨在背後操控，安排政治立場親共但無才無德的人上位，其真正角色是共產黨在香港的代理人，直接導致香港政府治理水平的低落。
劉細良總結指，過去25年導致香港「大敗局」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安排自己人上位，而造成的管治失敗；另外一點就是中共向公務員團隊奪權，令公務員無法發揮能力。他批評，中共整套做法，「不符合政治邏輯，也沒有政治理性」，因此才導致香港目前的這一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