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博物院 。（圖片來源：Adobe stock ）
翻過一頁頁歷史，曾經有過的風華絕代，難以言傳的文化底蘊，都能在一件件國寶真跡中細細領會；近在眼前的國寶，那是今人得以領略中國傳統文化的起點，得以心領神會中華神傳文化的無盡寶藏。
宋、元、明、清四朝的珍貴文物，於清末民初的戰亂期間，輾轉流離分三批抵達臺灣，目前為臺北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和嘉義的南故宮所珍藏。艱鉅任務的完成，其背後有無數人的努力與艱辛付出，其中最後一批文物押運人索予明於6月19日中午逝世於臺灣，享嵩壽102歲，他也是最後一位逝世的國寶押運人。
烽火連天 險中有險
1925年由李煜瀛擔任委員長的清室善後委員會，仿照法、德諸國皇宮博物館先例，成立故宮博物院，於同年雙十國慶日開幕。不過，當時仍處時局動盪之際，各派系軍閥割據，端賴莊蘊寬（1866-1932）、江瀚（1857-1935）、陳垣（1880-1971）等文化界人士組織維持會，與各方勢力斡旋才得以艱難維持。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接收故宮博物院，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易培基（1880-1937）時任院長。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918事變入侵中國東北，平津地區戰事一起，故宮精選文物就已未雨綢繆，裝箱準備遷移。
1933年初，日軍進逼榆關，北平瀕危，故宮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將文物分五批南遷滬上。同年中央博物院於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1896-1950）為籌備處主任。
故宮文物的南遷計畫直至1936年底才全數底定，所有文物才由上海運抵剛剛竣工完成的南京朝天宮故宮分院入庫存放，馬衡（1881-1955）時任院長。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杭立武（倫敦大學政治博士，曾任駐希臘大使、教育部長）時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八國聯軍兵敗後清政府簽訂庚子條約，賠償列強鉅款。辛亥革命後各國紛紛分期退回款項。此單位即為管理英國退款所設。）總幹事，同時也是金陵大學董事長。日軍逼近，杭立武以為南京不保，運用自身的人脈資源劃定「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這個僅僅只有3.86平方公里的國際難民安全區內曾一度擠進25萬人，他並強烈建議故宮文物應該運往西南大後方，也獲得時任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認可。
只不過，國難當頭，在物資緊張、烽火連天的戰亂時代，怎麼運至西南大後方？錢又從哪裡來？
火燒燃眉之際，杭立武向關務署英籍總稅務司借了10萬元，陸路以軍車出動，水路則以國輪運輸，裝載不足時再向英商租用輪船。誰料日軍節節進逼，預定啟航之際，英籍船員怕轟炸不敢開船，杭立武當機立斷直接沿著纜繩爬上船坐鎮押運，這才順利出發。
最終，故宮文物依計畫分三批行內、中、北三路向西南後方徹退。第一批南路文物80箱為文物中的精品（目前大部分都在臺灣），自南京啟運，經漢口、武昌、長沙、桂林、桂陽，終至四川巴縣。第二批中路文物9331箱，經漢口、宜昌後抵達重慶，又經宜賓後抵達樂山。第三批北路文物7287箱，走徐州、鄭州，經西安、寶雞、漢中，抵成都後又再轉至峨眉。
民國26年12月13日，就在最後一批故宮文物遷離南京的第五天，日軍攻破南京。為期六天的「南京大屠殺」，至少有30萬中國軍民被殺害，1/3南京城被焚毀，當時來不及從朝天宮地庫撤出的2953箱文物，也被日軍強行占用（抗戰勝利後追回）。
1945年抗戰勝利，幾經顛沛流離的故宮文物才又依序分批重新集中於重慶市，爾後循水路返回，直至1947年底才全數運抵南京。
國寶有靈 平安抵臺
故宮國寶分三路運往西南大後方期間翻山越嶺，躲過了盜匪洗劫，逃過了暴雨落石等天災人禍，竟也閃避了日軍轟炸，若有神助。
其中第一批遷往西南大後方的八十箱文物，曾遠赴英國「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展覽，是所有文物中的精品，原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故宮文獻處處長宋兆霖，據前輩所言於受訪時陳述，此批文物第一天才剛剛搬離湖南大學圖書館，第二天湖南大學圖書館就被日軍轟炸，一夕之間夷為平地。
另有一批國寶途經四川宜賓，但短短兩天內水位直線下落，致使船期延宕，遲遲無法啟程，克服萬難方才啟程離開宜賓後，隨即就有27架日本飛機轟炸宜賓，這回故宮國寶又逃過了一劫。
九死一生的神蹟總是接連發生，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樂山大佛出手相助一事。據故宮國寶南遷紀事載，當時載著故宮古物的船，正由宜賓要開往樂山安古鄉的庫房，為了渡過湍急的猛水必須換上當地的小船才能繼續航行，但小船縴繩卻突然斷裂，一旦直撞樂山大佛腳下，必定船毀人亡……負責押運的故宮職員梁廷偉回想當時的驚險情境陳述道：「當快要撞上的時候，船竟自己斜擱上附近一處沙灘，人和文物竟然都安然無恙。」押運人和故宮國寶又再次逃過一劫。
另據北溝文化協進會顧問陳戊興稱，當時交通運輸不發達，在搬遷過程中沒有路要自己找路、沒有溪橋要自己造橋，險象環生之下，一次次化險為夷，安然度過驚險的奇蹟接連不斷，勿怪乎時人相傳「國寶有靈」。
1948年秋，國共戰爭形勢逆轉，11月10日，故宮常務理事朱家驊（1893-1963）、王世杰（1891-1981）、傅斯年（1896-1950）、徐鴻寶（1881-1971）、李濟（1896-1979）、杭立武（1903-1991）、翁文灝（1889-1971）商議之下，決議先擇精品運至臺灣。
母親送的一件背心
據中央社報導，故宮、中央博物院的第1批文物在1948年12月先運抵基隆，第2批文物及第3批文物在1949年送抵臺灣。
而押運人索予明則是在1949年搭乘崑崙艦，隨第3批文物來臺。索予明來臺時還不是故宮職員，而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員工，後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故宮在1965年正式合併，索予明就一直在故宮任職，直至退休。爾今，故宮館藏內許多青銅器、漆器的原始手繪圖就是出自於索予明之手，他本人亦是漆器專家。
1920出生於湖北江陵的索予明，29歲的他僅僅帶著一件母親親手縫的布衣藍背心和兩枚民國二十三年發行的錢幣就隨著國寶抵臺。今年五月，沈春池文教基金會推動的非營利組織「搶救遷臺歷史記憶庫」的訪問影片中，索予明想到媽媽當年一個人在家，仍不禁落淚，回顧一生境遇，他說：「亂世中為人也真不簡單。」
動盪飄搖的大時代下，有仁人志士的遠見篤行、有克盡職守離鄉背井的押運人，在冥冥護佑之下，方能使大部分的國寶逃離了戰火，也躲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屹立至今，留與後人細思懷想，悉心承傳曾經在神州大地上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