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日前發表文章質疑「核酸常態化」非法。（圖片來源：Hugo Hu/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6月6日訊】（看中國記者楊天姿綜合報導）新冠肺炎肆虐了全球兩年多之後，各國選擇了與病毒共存，防疫政策放寬，但是中國大陸依舊實施嚴苛的頻繁核酸檢測。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日前發表文章，直指各地政府嚴苛防疫，亂解釋防疫法律，非法擅自決定對不測核酸的市民予以行政拘留和罰款等處罰，隱憂常態化核酸的法律問題和過度僵化政策，最終造成不可控的負面效果。此文迅速成為6月6日的熱議文章。
北京法學專家批「核酸常態化」非法 一度登熱搜榜首引聯想
北京時間6月5日晚，大陸澎湃新聞發表趙宏標題為《法治的細節─關於常態化核酸檢測的法律問題》的文章，6月6日迅速成為其單日熱搜排行榜第1名。但截至本文發表，海外媒體報導之後，大陸熱搜榜已找不到此文。
這篇文章對大陸一些地區動輒實施高密度核酸檢測（PCR）公開質疑，卻能在官方媒體公開發表，加上中共國家衛健委6月5日針對各地防疫亂加碼而宣布的「九不准」措施，受到高度關注，也登上澎湃新聞單日熱搜第3名，引發中國民間對「動態清零」防疫政策是否受到挑戰的聯想。
趙宏直指，常態化核酸檢測帶來的法律風險不少。首先是政府為此耗費的巨額經濟和人力成本。全員核酸消耗的經濟成本肉眼可見，但各級政府如何支付這筆開支卻鮮少有明確說明，是否符合預算要求也處於黑箱之中，這也給公眾監督帶來困難。
他引用中共國家衛健委5月20日關於核酸檢測的回應說，「常態化核酸檢測是根據當地疫情防控需要決定的，並非要求所有城市均建立15分鐘核酸採樣圈，主要是集中在輸入風險較高的省會城市和人口千萬級城市；也並非要求所有人群均48小時檢測一次，具體檢測頻次由當地根據疫情發生發展情況和防控需要，因時因勢確定」。
趙宏強調，任何公共政策的確定和選擇，背後都關涉個人權利和社會成本，這也要求政府在決策時應謹守「科學、理性和審慎」的態度，由此才不至於使某些「僵化過度的政策選擇」，最終造成「不可控的負面效果」。
地方政府嚴苛防疫亂釋法 防疫人員亂執法
趙宏認為，有地方政府採取直接強制的嚴苛方式，有吉林四平的居民因錯過第25輪核酸，而被要求補繳前24輪費用的事例。趙宏批評，將所有違反當地疫情防控指令的規定都視作「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情況下依法發布的決定、命令」，並附上罰款和拘留的懲戒，是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0條的擴張解釋和過度適用。
他指出，傳染病的爆發流行，僅屬於中國相關法律中所稱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此時各地進入的也只是「應急狀態」而非「緊急狀態」，這兩個概念要嚴格區分。
除擴張解釋《治安管理處罰法》外，四平市防控指揮部在通告中擅自決定對不測核酸的市民予以行政拘留和罰款等處罰，同樣違反了《行政處罰法》設定中的法定原則。
文章指，如果說拘留罰款是限制當事人人身自由、剝奪其財產權利，而納入失信懲戒名單甚至是在傳媒上公開曝光就已經屬於對個人聲譽的嚴重毀損。如此嚴苛的懲戒既在個人未履行配合檢驗義務的行為上不當聯結了根本沒有法律依據的處置，也貶損了個人的人格尊嚴。
文章認為，疫情防控期間，個人為公共防衛的目的需積極配合政府的調查和檢驗，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對個人未予配合的行為就可以隨意啟動嚴苛的懲戒機制。簡單粗暴的防控政策不僅於法無據，還會激發起市民的反感和抵觸，也根本無助於《傳染病防治法》所設定的「依靠科學、依靠群眾」的目的實現。
常態化核酸的法律隱憂
趙宏提到，常態化核酸檢測帶來的法律風險也不少，首先是政府為此耗費的巨額經濟和人力成本。全員核酸消耗的經濟成本肉眼可見，可各級政府如何支付這筆開支卻鮮有明確說明，是否符合預算要求也處於黑箱之中，這也給公眾監督帶來困難。
其次是因為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利益驅使所導致的核酸檢測造假事件頻發，這同樣跟信息不透明、監管不力有關。最後還有常態化核酸對普通個體造成的沉重負累以及政府為推行常態化核酸所付出的高昂執法成本。科學確定檢測頻次和篩查範圍，而不致使核酸檢測經由常態化而滑向資源浪費、收效甚微的過度化。
趙宏200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3至14年作為客座教授在德國科隆大學講授中國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研究領域德國公法、比較公法、國家學、行政法基礎範疇與理論（行政行為與主觀公權利）、個人資料權的公法保護、公私合作與行政民營化。
此前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遭最嚴厲封城，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童之偉5月8日具名發表文章《對上海新冠肺炎病毒防疫兩措施的法律意見》，指官方將民眾強制送往方艙隔離為非法，且無權強行進入民宅消毒。即使依法宣布緊急狀態，但病毒毒性不強，應防止過度防疫。 此文在大陸社交平台上引起廣泛轉發， 但很快遭中共當局刪除。目前，童之偉微博處於禁言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