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挨完批鬥回家照看孩子，已經是最大的恩惠與寬容了。（圖片來源：Pexels）
無情的歲月像世代奔騰的黃河流淌不息，逝去的往事像空中飄浮的煙雲轉眼即逝。似歌似哀訴，記錄了不知多少人間的悲歡離合的辛酸、生死離別的悲痛。回首往事，撫摸纍纍傷痕，掀開記憶的畫面，不忍卒讀。鋪天蓋地的政治運動，炮火連天的文攻武鬥，深深定格在我的腦際。記憶像一隻永遠被牽在我手上的風箏，一萬多個日日夜夜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那是一場災難，一場惡夢，痛定思痛，長歌當哭。
1957年反右時，對我在教育雜誌和文藝刊物發表文章的每一個標點，每一個鉛字都進行了嚴格的審查，斷章取義，出人意料的被稱之為毒草，加上我出身於「罪惡家庭」，又被意外地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真不明白人為的一頂帽子，人們再也不用以前的眼光看我了，同學朋友像躲瘟疫一樣遠離我，得意門生仇視我。我多麼渴望過一天沒有擔心受怕，奚落歧視，無憂無慮的日子啊！我真後悔，不該念書、不該參加工作，就不會有今天非人非鬼的下場了。我的體力可以承受「勞動改造」對我的「考驗」，但一句污言穢語，一個鄙視的神色卻可以使我徹夜難眠，刺得我心頭流血。非常幸運，1960年我僥倖被起用安排在我家附近的一所農村中學教書，和我相依為命的母親在我起用的第二年撒手而雲。孤獨的我在1963年和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結了婚，第二年兒子來到了我的身邊，給我帶來了希望和歡樂。
好景不長，打著鮮紅的旗幟向科學宣戰，向文化進攻，掃蕩知識，踐踏理智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了，我又被重新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輪流批鬥，掛牌遊街遊鄉。妻子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在紅衛兵的威脅挑唆下離我而去，不滿週歲的孩子因是「地主羔子」、「右派崽子」，不讓親生母親把他帶走。從此我開始了當爹當娘的艱苦歲月，被攆出學校後，就住在村中屬於我的那間年久失修的茅草屋裡。這算什麼家呀！沒灶沒桌沒床。蜘蛛佔滿了所有的空間。我只好鋪草為床，支土坯為灶，孩子放在好心人送來的破筐裡，擱在不漏雨不透風的牆角。白天遊鄉時，我前掛牌後背孩，夜晚我在大隊挨鬥時，孩子在家任其哭嚎。在那虔誠同邪惡擁抱，朦昧和幼稚結合，是非顛倒，人妖混淆的年代，我能挨完批鬥回家照看孩子，這對階級敵人來說已經是最大的寬大和恩惠了。
一個冷雨敲窗的春夜，夜是深邃的，雨是冰涼的，我們幾個「壞蛋」正在大隊會議室裡接受貧下中農吹滅燈的「教育改造」，怒斥聲中伴著按頭擰胳膊，拳打腳踢的瘋狂動作，間或還有鈍器落在身上。我只有兩手抱緊腦袋任其擺佈。長達幾個小時的「教育改造」總算結束了，我已麻木不知疼痛，頭暈腦脹得分不清東西南北。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牽掛著高燒的兒子。
在愛心的驅使下，我掙扎著起來，強支持著遍體鱗傷的身子，拖著灌鉛似的雙腿，強忍著撕心裂肺的劇疼，踉踉蹌蹌，走時爬地往家中走去，彷彿眼前每一寸路都在延伸著距離，當我萬分艱難地走近家門時，屋內死一般的沉寂，一種不祥之兆襲上心頭，本能地推開柴門，急忙去摸破筐中的孩子。他一動不動，鼻孔內連微弱的氣息都有沒有，胸前只剩下剛能覺察到的微溫。一種從沒有過的莫名其妙的恐懼佔有了我所有的神經，急忙點燈一看，孩子已緊閉雙眼，臉上的淚痕依稀可見，四肢冰冷，面部的表情不知是痛苦，還是祈盼，不知是憤怒還是怨恨。身邊還放著好心人送來的鴨蛋……。
我兩眼一黑，癱倒在筐前，當我甦醒時，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續雄雞的啼叫，我發狂的親吻著孩子，嘴裡不住地念叨：「兒子！我親愛的乖乖，爸對不起你是爸爸給你造的孽呀！你沒有罪，你不該這樣死呀！……」。
我沒有了親人，希望完全破滅了，覺得自己沒有活下去的價值，想馬上離開這個使我受氣、受累、受歧視的非人的世界。面對昏暗的燈光呆呆地坐著，懷裡緊緊地摟著兒子，腦海裡一片空白，我不敢大聲哭，也不敢高聲嚎，生怕驚醒熟睡的兒子，只有把眼淚往肚子裡咽。
腳步聲由遠而近，在屋門外停下了，大聲吼道：「天快明了，抓緊把孩子餵好，別耽誤到公社遊街。」我的心像刀攪一般，頭像五升斗那麼大，苦澀的淚水流了出來，覺得受壓抑的感情將要沸騰爆發，我木訥地站起來，把孩子抱在胸前的懷裡，用衣服裹緊，用繩子拴牢，幻想用愛心和體溫喚醒這個幼小無辜的生命，給苦命的兒子最後的溫暖。
萬念俱灰，一切絕望，我又想到了死，縱然使盡全身力氣，也無法拴牢上吊的繩子，欲死不能，痛苦使我全身顫抖，腦子裡亂麻一團。遠處的烏鴉哀叫了一聲，我想牠也有一個溫暖的巢，我多麼想有個溫暖的家呀！家在那裡？親人在哪裡？兒子、母親和不是出自內心和我離婚的妻子在哪裡？我的心碎了，淚也流乾了……。
雜亂的雞叫迎來了東方的魚肚白色，我只有懷揣兒子去公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