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經營西域的班超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東漢章帝元和三年，即公元86年，是駐守西域疏勒國盤橐城的班超最為難過的一年。這一年，他不得不親自設計誘捕並斬殺了曾與自己並肩戰鬥、情同父子的疏勒王忠，苦苦經營西域。
今天的新疆喀什，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為疏勒國。疏勒是絲路古道上一個極為重要的節點，漢時的絲路南道和北道在這裡交匯，且「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地處交通孔道之上，讓疏勒國成為西域各種勢力競相爭奪的地方。
公元73年，即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這一年，龜茲王率領軍隊攻陷了疏勒國，並殺害疏勒王，立龜茲人兜題為王。也就在這一年，42歲的班超以假司馬的身份率領一支36人的使團西出玉門關。
奇襲匈奴使團，迫使鄯善王臣服漢王朝，又用智謀降服于闐後，班超於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來到了疏勒。他襲擊驅逐龜茲人兜題，復立疏勒先王兄長之子忠為王。
對於忠而言，班超之恩，恩同再造。而且接下來，兩人更是在戰火中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匈奴捲土重來，攻擊駐紮在絲路北道的西域都護陳睦。恰在此時，漢明帝駕崩，漢王朝舉國大喪，玉門關封關。西域諸國紛紛叛漢，龜茲、姑墨發兵進攻疏勒。班超雖然孤立無援，依舊與追隨自己的36名壯士苦守盤橐城，與疏勒王忠互為首尾，堅持歲餘。
漢章帝即位後征還班超。班超一走，疏勒國即有兩城叛變，裡通龜茲。在歸程中再三思量後，班超毅然返回疏勒，平定叛亂，繼續支持疏勒王忠。
以後十年，班超以盤橐城為據點，苦心為東漢王朝經營西域。而年輕的忠也因為班超的支持，在疏勒的地位牢不可破。
然而，漢章帝建初九年（公元84年），班超出兵討伐莎車，忠卻接受了莎車的重金賄賂，背叛了十年來與自己患難與共、相扶相攜的親密戰友班超。
綜觀兩漢時期的西域歷史我們發現，疏勒王忠這種叛服不定的行為並非孤例，而幾乎可以說是塔里木盆地中西域小國的一種常態。
司馬遷在為匈奴列傳時，曾說匈奴人，「苟利所在，不知禮義」。這種將周邊國家部落之人普遍視為一心追逐利益而不講禮義的蠻夷之邦的觀念，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固化。
然而，今天的我們在回首這段歷史的時候，在指責這些西域小國叛服不定、背信棄義的時候，也許更應該想到，他們的行為與其說是逐利行為，毋寧說是一種國家生存策略。
西漢時期，漢王朝國力強盛，匈奴也不甘示弱，位於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地區正是兩國角力的地點。所以，位於盆地內這些人口不過幾千幾萬人的小邦小國，被夾在漢和匈奴兩個超級大國間，只能選擇騎牆，誰更強大便臣服於誰。
到了東漢，匈奴的勢力衰落，很難再控制西域。與此同時，東漢王朝的國力也遠不及西漢。
西漢時，特別是漢武帝時代，動輒動用數萬甚至十數萬人馬與匈奴激戰，直接針對西域地區的汗血馬戰爭和趙破奴襲樓蘭、姑師，也都動用了數萬人馬。
而班超經營西域，關於漢朝兵力的記載只有兩處：一是公元80年，章帝遣假司馬徐幹領「弛刑及義從千人」支援班超；二是公元84年，章帝再遣假司馬和恭等4人「將兵八百」支援班超。也就是說，在班超經營西域的數十年間，他手中可控的漢兵大概就是這區區1800人。
所以，大多數的時候，班超都是調遣西域各國兵馬討伐不肯歸附的其他國家，即「以夷制夷」。而漢和帝在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加封定遠侯時，也盛讚他「不動中國，不煩戎士」。
這種「以夷制夷」的策略，雖然較西漢時期大幅度降低了經營西域的成本，但也導致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西域諸國的叛服不定。
西漢時期，西域國家還只是搖擺在漢和匈奴之間；到了東漢，西域那些實力稍微大點的國家，如龜茲、莎車等都想做塔里木盆地的老大，甚至連蔥嶺之西中亞大草原上的月氏、康居等也試圖來分杯羹。在這種局勢之下，疏勒王忠的背叛似乎也就能夠理解了。
西域的局勢如此混亂，班超完全是以一己之力在為整個東漢王朝苦苦經營西域。即使是在玉門關封關，別無後援的絕境中，他仍舊憑藉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支撐和捍衛著一個王朝在異域的權威。
班超，不愧為無冕的西域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