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上臺前利用了「天安門事件」的民意，大搞針對毛澤東的「翻案」。（網絡圖片）
鄧小平鎮壓「民主牆運動」密碼大破解！我們不難發現鄧小平上臺前利用了「天安門事件」的民意，大搞針對毛澤東的「翻案」；他一旦上臺，又以黨的名義，行使所謂黨指揮搶的權力。
紅色大牆內的繼位爭奪戰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病逝，導致中共黨內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中南海權力高端層陷於一時混亂的重新洗牌過程。隨之而來的便是紫禁城紅色大牆內發生的一場繼位爭奪戰，並以華國鋒、葉劍英戰勝「四人幫」暫時告一段落。
然而，從1976年10月到1977年4月，中國並沒有發生令人震撼的政治變化，相反，以華國鋒為首的繼位執政集團，卻加強了崇毛運動並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年12月，華國鋒宣布，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偉大貢獻；「文化大革命」是該理論的偉大實踐。這表明他堅持站到了「文革」捍衛者的立場上，這導致了被毛澤東二次打倒的鄧小平，因急於復出，而頗具媚態地兩次給華國鋒寫信，試圖在黨內權力鬥爭重新洗牌過程中被重新起用。鄧小平信中說：「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用這封簡訊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較量
然而，當時握有實權的兩個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與葉劍英，卻因對文革的態度，發生了分歧，葉劍英代表了黨內高層要求全盤否定「文革」，黨內鬥爭再次高漲。但此輪交鋒的結果是雙方妥協，中共中央於1977年8月在黨的「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結束了。但華國鋒表示，「四人幫」的倒臺是「文革」的偉大勝利，並提出著名的「兩個凡是」。跟隨華國鋒的鐵桿保皇派汪東興，當時還發布了3條指示：1、不要砍旗子；2、不要丟刀子；3、不要來個180度的大轉彎。
這種形勢對急於復出的鄧小平來說，最大的障礙就是華國鋒。然而，華國鋒受到毛澤東欽定接班人這一黨內政治倫理以及其捍衛毛澤東思想立場的保護，要想奪取華國鋒的權力而又不全面否定毛澤東並非易事。為此，鄧小平不僅利用葉劍英、胡耀邦等人與華國鋒、汪東興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主導權較量，同時還利用民間追求自由民主的呼聲打擊對方，以達奪權目的。當時的鄧小平盡可能地團結、籠絡黨內政治盟友，甚至也包括利用異議人士，這便給「民主牆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
「民主牆運動」的興起
鄧小平藉助黨內外輿論壓力復出後，便支持在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主持下發起以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輿論戰役，將矛頭直接指向華國鋒、汪東興等「兩個凡是」派。如此同時，北京以知識青年為主體，渴望打破極權控制，和吶喊民主的政治衝動，便藉助張貼大字報、辦民間刊物和建立民間社團等多種形式，發表各自不同的政治見解，其影響隨即擴展到中國大部分城市，甚至包括貴陽那樣偏遠的地方。
最早的大字報是在周恩來逝世一週年時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拆除了，人們就把大字報蔓延到了北京市西單牆上，因此「西單牆」迅速成為一種民間民主運動的象徵，「民主牆運動」就由此得名。1978年8月，共青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文革」後復刊首期，因為刊登「四五運動」參與者韓志雄、童懷周的文章，而被汪東興下令查禁，但《中國青年》編輯部卻在胡耀邦的默許下，將該期雜誌貼在西單牆上以示抗議。1978年10月11日，來自貴州的民間社團「啟蒙社」發起人、詩人黃翔及其朋友在北京張貼了第一張大字報「火神交響詩」，並散發了他們的油印《啟蒙》雜誌。1978年11月16日，高幹子弟呂樸以真名和聯繫地址貼出《致宗福先和於光聲劇組公開信》大字報，曾被譽為「民主牆上點火炬的人」。同日，一份署名「機修工0538號」的大字報，矛頭指向毛澤東犯下的歷史錯誤。同時也有人貼大字報歌頌鄧小平。
鄧小平利用「民主牆」史實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78年11月27日上午10點，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到「民主牆」前告訴在場的「民主牆」活動參與者和觀眾說，他當晚要會見鄧小平，願意代為轉述意見。當時在場的人紛紛提出意見或要求，諾瓦克作了記錄。當晚10點後，諾瓦克委託一位朋友到「民主牆」前轉述與鄧小平談話的情況，大意是鄧小平說，「民主牆體現了中國的民主」，「人民有怨氣，要讓他們表現出來」，「大字報是憲法允許的」。可見當時鄧是肯定、讚揚和推動「民主牆運動」的。當時現場聽眾一片歡騰，自發到天安門廣場遊行。第二天晚上，3萬多人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了「民主討論會」。此後，「民主牆運動」在全國蓬勃發展。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僅北京就有50餘種非官方刊物出版，創辦《探索》的魏京生，創辦《四五論壇》的徐文立、劉青，創辦《中國人權同盟》的任畹町，創辦《北京之春》的王軍濤和陳子明，創辦《沃土》的胡平、姜洪，創辦《今天》的周眉英、北島、芒克等，都是當時北京「民主牆運動」的主將。而在青島則有《海浪花》、《理論旗》、《民主之友論壇》等加入了全國民刊運動的行列。
以上事實可鑒，鄧小平基於在黨內權力鬥爭中的策略需要，開始對「民主牆」的態度是肯定的，因此他才會在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利用接見日本、美國和法國外賓的機會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報表達自己不滿的權利。但到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鄧小平在黨內的中心地位已經確定，便對「民主牆運動」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特別是當有人在民主牆上批評他在50年代的「反右」鬥爭是急先鋒時，他便恢復了本來面目。1979年3月16日，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開始否定「民主牆運動」。不久，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強調，一方面要繼續肅清「四人幫」散佈的極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鬥爭。這篇講話實質上是將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變成他的「四個凡是」，由此標誌著鄧小平的政治轉向和他曾肯定「民主牆運動」的個人目的。
「民主牆運動」慘遭鎮壓內幕
在鄧小平開始政治轉向的背景下，同年3月29日，北京市政府便宣布查禁一切形式的大字報和「敵視社會主義、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出版物，接著北京當局便向民運人士開刀，相繼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權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華、張溫和等。1979年秋北京形勢已變得非常惡劣，不僅北京「星星藝術展」被除締導致的「10･1」大遊行遭鎮壓，民運老將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後，《四五論壇》發起人之一劉清，又因組織、傳播對魏京生的公審錄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論壇》、《北京之春》、《沃土》、《今天》處境艱難，一些大專院校內的民刊也都被迫關閉或轉入地下。
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之間，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迫使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鄧小平已經成為中國實質上的一號人物。這時作為「民主牆運動」的最直接受益者是鄧小平，坐穩了江山便立即主導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9號文件。該文件稱：「處理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總方針是：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聯，在組織上、行動上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從1981年4月開始，所有曾為鄧小平復出呼籲過的「民主牆運動」中湧現出來的骨幹人士全部被判刑。
破解鄧小平鎮壓「民主牆運動」密碼
分析上述事實，我們不難發現鄧小平上臺前利用了「天安門事件」的民意，大搞針對毛的「翻案」；他一旦上臺，又以黨的名義，行使所謂黨指揮搶的權力。不僅在黨內排斥異己，更在社會上控制與鎮壓人民民主運動，並且主導召開人大，動手修改憲法，取消四大和罷工，沒收中國人民僅有的點滴民主武器，堅決封殺了「民主牆運動」，直至1989年發生動用軍隊鎮壓民主運動的「6･4」血案震驚中外。因此有人說鄧小平「6･4」是聽了李鵬與北京市委的誤導回報才做出鎮壓決定是難以服人的。在歷史上無論是「反右運動」、封殺「民主牆運動」還是鎮壓「6･4」血案，鄧小平遵循的都是「個人權力至上」的一貫政治邏輯。這個邏輯，就是破解鄧小平鎮壓「民主牆運動」內幕的密碼。
然而，時至今日，鄧小平的傳代繼承人們寧可翻毛澤東定的案，也絕不敢翻鄧小平定的案。而鄧一手制定的「四項凡是」，至今仍是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為真理標準討論30週年設定的禁區。這正是這個民族延至21世紀都無法改變的最大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