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媒體人江雪（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2年1月6日訊】她選擇的是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聞業衰敗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為徹底的新聞人角色中。
離開媒體，創業，媒體圈近幾年頻繁上演這樣的戲碼，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傳統媒體的寒冬已經到來，悲觀的人乾脆宣判整個新聞業進入寒冬。
而對江雪這樣的資深調查記者來說，她的理想仍然堅定，卻發現自己正在失去媒體的平臺。在很多人離開，更多人焦慮、迷茫、蠢蠢欲動的時候，她也面臨著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不轉型？
如今，江雪也離職了，也「創業」了。但其實，她選擇的是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在新聞業衰敗的背景之下，回身走入更為徹底的新聞人角色中。
今年6月，江雪創辦的個人微信公眾平臺「雪訪」開張，第一篇推送便引發媒體與公眾關注，此後連續數篇文章，幾乎每篇都能成為熱點。
所有人都在說，時代已經變了。作為經歷過傳統媒體黃金年代的70後媒體人，江雪選擇了新媒體，別人看來，她是在「創業」，可這種「創業」，前方並不會有融資或者廣告投放等利益，反而要消耗個人積蓄，甚至可能給她引來麻煩。她說，自己不過是換了個平臺，去守自己沒被時代潮流裹挾的理想——記錄這個時代。
在路上
甘肅省東南部一個小縣城的午後，老人們圍坐在與縣委辦公樓一條馬路之隔的商城廣場上，晒著太陽，閒聊，他們的年紀至少在60歲以上了，有幾位杵著枴杖，衣著整體偏灰、偏暗，在行人來來往往的街邊，整潔而體面地坐著，自成一體。
「他們會不會知道點什麼？」剛拍完對面縣委大樓照片的江雪突然停下來問我，然後步伐輕快地走向老人，找了個空當，坐下和他們聊天。
那天我們去尋訪一位當年「右派」的後人。這只是她諸多計畫之一。她的行程表上排好了一個接著一個的地點，筆記本列滿姓名，聯絡、尋訪、書寫。每一個選題，都意味著要在不同的地點輾轉，見不同的人，而她手頭還有好幾個題尚未開始。「對我來說，不再是媒體機構要求我來做這個選題，而是我內心認為，這是我必須要做的事。」她說。
這是她從事了快20年的職業——作為記者，現在成為她的事業——作為一個離開媒體機構的獨立訪問者。早在2003年，調查報導繁盛的時期，江雪就和王克勤、陳鋒、柴靜等一道，罕見地被央視評為當年的「八大風雲記者」。最近幾年，她由記者轉做評論部主任，並又做回記者。在華商報這份西北地區影響力最大的都市報，她一留就是17年。調查記者圈，生於西北並且始終留在西北的「名記」，她似乎是唯一的一個。
辭職後，有朋友勸她：你要創業就創業，不要去寫一些敏感的議題。母親有時候也會說，你不要忙著創業掙錢，要注意身體。
這種誤解讓她有些好笑：「不是說開一個公號真的就在創業。我其實並沒有轉行，我還是媒體人，只不過是平臺變了而已。」
同行紛紛轉型，做公關，或者創業，也有做公益的，即便留在媒體機構，也多半是管理層，即便仍在一線採編，像這樣自費盈虧還樂此不疲的，估計也就她一人。
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在做出自己的選擇，她談起那些選擇離開的同行，「他願意去探索新的生活，也沒有什麼不好。雖然媒體界如今花果飄零，但是一個真正的媒體人，也會帶著他的價值觀、他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到其他行業，開枝散葉」，「如今媒體空間越來越狹小，媒體人再待著真的很難受。很多人也不願意浪費時間、浪費生命，也希望有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說，也許有的媒體人轉行是不希望被這個時代拋棄，他們覺得過去那種內容生產方式已經過時了。
她很難認同這種觀念，皺眉想了半天，說：「我覺得很多人其實是想去賺錢，說直白一點，我們需要更多的錢。我這樣說會不會有點貶損人家的創業激情？有些人確實是想嘗試一些新的東西，也有一些人想要另外一種人生吧。反正我心裏真的對創業什麼的沒興趣。我不是因為別的，我願意去研究這個時代人們的精神狀況，這中間還是有樂趣。這個時代發生了什麼？會怎麼樣？我的孩子會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比較關心這些。」
她的好友、同為記者的王和岩提醒她：沒有機構了，你就失去了保護。這個問題在江雪看來卻並非核心：機構在保護你的同時也會限制你。而她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所寫的東西並非都很敏感，不過眼看著言論環境更壞，也只能「自己特別注意，盡量把握風險」。
對於這種矛盾，好友諶洪果曾建議：「做新聞是她最大的興趣。我是覺得，做哪一個新聞，無所謂，為什麼一定要做自己的滿意的選題？我們搞法律研究，有時候也得切實實際，不能說想要的選題都可以做。但是她在這方面有時候有點倔強，覺得就是要自由自在，選題不需要別人的制約。」
「這方面她有一點點隨性。」諶洪果說，「當然，她要是不隨性，也不會去選擇做那些有風險，媒體可能也不關注的選題。中國的現實環境比較殘酷，在這種環境下做選擇，堅持做一個記錄者，需要一種很傻很天真的精神。」
做記者
江雪留著長發，第一次見面時，穿了一身深棕色開衫毛衣配上棗紅圍巾，就像她的筆名江雪所傳遞的——溫和而充滿文藝氣息。不止一名見過她的人在文章裡提到這種反差，他們沒想過做調查報導的記者看起來會如此文靜、內斂。江雪對自己的描述是：「不太激烈，但是比較堅定，不會輕易退縮。還算是個一以貫之的人。」
記者並不是江雪的職業生涯的開端，1996年，她從西北政法大學法學專業畢業，和許多畢業生一樣，並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她知道自己不要什麼——不回老家，不進公檢法。
「我的同學實習的時候就開始練酒量，出去要喝酒。那個時候流行一句話，‘大蓋帽,兩頭翹,吃完被告吃原告’。我覺得自己和那些地方格格不入，你讓我去拉關係、去跟人喝酒，我難以想像這個事。」她笑，「如果那時候有死磕律師的話，按我的性格，說不定就去做了。」
一個更準確的描述是，她想做跟公益有關的事。謀生、逐利，這些事好像天然地不在她的興趣範圍之內。但這是日後才慢慢清晰的想法，在當時，她去的是一家國企，做法律顧問。
她記得，第一天報到，她在路邊吃了碗涼皮，對面的廠房灰濛濛的，那就是她即將工作的地方。那天她就確定自己不會久待。一年半後，她便去了華商報。
華商報創刊於1995年，1997年改版，後來居上，成為西安報界的翹楚。江雪去華商報是1998年，正是報社最有生氣的開拓期，也是整個傳統媒體的上升期。
從那時往後，傳統媒體有過一段黃金時代，那也是調查報導的黃金年代，全國各地的記者保持著聯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那時有重大突發事件，往往各家媒體同時出動，媒體人相互支持，很多禁令也是那樣被衝破了。
江雪喜歡做記者，起初是因為這是一份靠寫字掙錢的工作。此後，文學青年的那一面被漸漸打磨，法律人的底色逐漸顯露——關注公民權利、弱勢群體以及社會中的不公。
她成名於2002年的延安黃碟案報導，當時延安一對夫妻在家中看黃碟，遭遇警察闖入並被帶走。江雪和同事對這件事做了持續半年之久的追蹤報導和評論，這個事件本身也引起全國媒體的關注和討論，焦點在於——公民私權與國家公權的邊界。
憑藉那次報導，江雪獲得《南方週末》「2002年傳媒公眾服務傑出表現獎」以及中央電視臺「2003年中國記者風雲人物」。
時隔13年，再次談起「黃碟案」，江雪說，她有了些新的思考，「十年前，大家討論公權和私權的界限，好多法學專家談對警察權力的限制。當時對警察國家的批評，我認為還是比較充分的。但是過了這十年，警察權沒有得到收束，反而有一種更氾濫的傾向，今年，你看慶安事件中警察開槍，明顯能看到警察權力已經有放縱的危險，但更大的問題是，我們對此不可能再有更全面的討論了。」
她說，以前身處其中，不覺得那有什麼，叫上同行、想方設法突破現場、突破禁令，在當時看來是很自然的事情。這幾年傳統媒體在體制和資本的雙重壓力下急劇衰落，公共空間愈發縮小，回想過去，才意識到那時候真的是黃金年代。
能做事的時候，要利用那個環境去做事
當事人拒絕了採訪。那人曾經是熱血青年，經歷過被打為右派、同伴屈死的過去，現在人老了也過上了大體如意的生活，說：不想再提起過去的事。
對這種情況，江雪通常表現出理解以及耐心。她的憂慮藏在表面的淡定背後。「我其實很羞愧，我今天還坐在這裡，沒有去行動。」一次在咖啡館聊天時，她突然說。這是她難得表露出內心的著急。
談到過去，她時常談起的是評論部兩年的「痛快」。2011年7月，江雪由記者轉做評論部主任。她希望的是：搭建一個凝聚本地和國內知識人價值認同的平臺，儘可能地拓展言論空間。她覺得，在今天，對一家報紙的評論版來說，呼喚民主、法治，批判公權依然是最重要的職能。
那時西安乃至全國發生的重大事件，不管有無禁令，她說自己「見縫插針，盡量去拓展邊界」。從「7．23」動車事故到烏坎事件、北海律師案、南周事件等，她主持的評論都沒有缺席。
在西北的這份報紙上，登過賀衛方、楊繼繩、崔衛平、笑蜀、袁偉時等人的訪談。那個時候，她的好友，當時西安外國語學院新聞學院的院長王天定，和西北政法大學的「終身副教授」諶洪果常會邀請一些人去課堂給學生們講課，這些內容會被江雪發到華商報評論版。「這也是公民社會的一種互動。」稿件往往要刪掉一些東西，但她會去爭取，儘可能保留更多。
碰觸一些禁忌的議題時，江雪會受到由上至下傳達下來的壓力，時不時的，也會有人給一個暗示，各種各樣的暗示，提醒她「注意一下」。
2013年7月，她接到了指令，以後不能再去談那些民主法治這一類議題，「你可以談論菜籃子這種民生議題，為什麼去觸碰那些？」然後，她辭掉了評論部主任的職務。
就在幾天前，12月17日，最新的消息傳來——華商報宣布解散深度新聞部。這同時意味著在江雪離開後，被並入深度新聞的評論部也一併解散。對江雪，這意味著她迄今為止幾乎全部的職業生涯。她曾是在深度新聞部做了10多年記者，又在評論部擔任了2年主任。現在，這兩個部門都不復存在。
「為什麼不把媒體僅僅當做一份養家餬口的工作，業餘做自己想做的事？」
江雪想了下，說道：「其實媒體人受體制的影響是最大的。有時候它會逼到你跟前來，你必須做出選擇。藝術家、律師、記者，都是這樣，你要有個態度。我也不是一個多勇敢的人，但我會衡量，為了自由，為了獨立表達，我願意承受什麼樣的代價。比如缺少固定收入這樣的代價，是我能夠承受的。如果因此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我覺得是值得的。如果要養家餬口的話，那做點其他事也挺好，比如開個小麵館？」。
唸唸不忘
現在，江雪拿著筆記本置身人群裡，她依然像記者一樣傾聽，像記者一樣提問、記錄，她的穿著、言行還都是記者。自1998年入行，她已經做了10多年採訪，在她的工作狀態裡，專注、耐心，駕輕就熟。除了不隸屬於任何一家新聞機構，她所幹的毫無疑問仍然是記者的活計。「其實我覺得我壓根沒有轉型，還是一個記者，還是在路上。」她說。
做「雪訪」後，第一篇，她寫的是阿潘，一位知名維權人士的妻子。阿潘探望丈夫時，江雪陪在一旁，她說，最初是出於道義上的情懷，想陪著阿潘走一圈。後來她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成了「雪訪」的第一篇文章《阿潘探夫記》。
從春天到夏天，她來探視的日子，天空大多數是藍的。可也有幾次，是那種灰，沉悶、空曠，讓人心往下沉的灰，她都記錄在Ipad裡了。
她也拍下了玉閃送她的花，那是他從「號子」到會見樓的路上，偷偷在路邊揪下來的。共有6次，阿潘收到了，是那種小小的、長在路邊的黃色雛菊。最後一次，被押解的警察發現了，以後就再也沒有花了。
她接著寫了另一位妻子，律師浦志強的夫人孟群，名為《一個妻子的這一年》。
孟群比丈夫小兩歲，也是大個子，1米72。她的丈夫，人稱「大個子律師」，俠義縱橫，在49歲這年，迎來了這場「幾乎是命定的」牢獄之災。
40多年前，孟群還在母親的肚子裡。那時正值「文革」，當中學校長的父親被隔離審查，母親去看望他，一路走著，一邊剝花生，到了，花生也夠一碗了，給父親煮了吃，然後再回來。
她出生了，父親起名「孟群」，說，就當群眾，其他啥也不當。結果組織上來勸父親，讓改掉這個名字。父親沒改，「孟群」這名字就一直叫到今天。
如今，每個月，她也和母親當年一樣，要穿過偌大的北京城，去原本陌生的地方，來看望自己的丈夫了。
……
2013年，老浦的養母去世。之前，養父和生父都已去世了。在塵世間，他就剩下了這生身的老母親，所以也格外珍重孝敬。
去年5月，他被抓走，大家都瞞著老人。直到有一天，老母親看見央視的焦點訪談上，提到了一句他的名字。老人就知道他出事了。
大哥、二哥都來了。大哥也已經60多歲，有高血壓、冠心病，擔憂著弟弟，身體最近越發不好。都問孟群：最近見過志強嗎？可又都知道，除了律師，家屬是見不著的。孟群也已經一年四個月沒有見到丈夫了。
大家並不怨他。外甥們，侄兒們，說起來，都為他自豪。
……
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要回北京了。臨走，孟群把一串念珠掛在老母親的脖子上，安慰說：「想兒子了，你就好好念佛。等著他。下次我們一起回家來看你。」她的平靜讓家人心裏也彷彿有點底了。
以一種感性的、故事的方式而非簡單的事實羅列，江雪呈現了兩位妻子所身處的環境以及精神狀況。這兩篇可能是「雪訪」轉載和點擊率最高的文章了，部分由於所涉及人物的敏感性。你幾乎不可能指望在國內媒體上看到這樣的報導。「這就是沒有機構的好處。如果供職於媒體，我無法把這些真實發生的小小的歷史片段，變成選題。」她說。
最近一篇是列寧傳記的中文譯者田保榮，一個囿於題材而遲遲無法出版譯著的故事。即便討論這樣嚴肅的話題，你也能看到這種非常江雪式的細節：
2015年10月，田保榮靜靜坐在自己那間只有六七平米的書房裡。窄小的書架最上頭，是父親和母親的照片。他們都穿灰布棉襖，母親嘴角緊閉，父親留稀疏的山羊鬍子，眼神淡漠憂鬱。他的爺爺，沒有留下照片，「長相大約是和我父親一樣的。」
他們，就是那些在革命的洪流中被捲裹著、如落葉般平凡的人。在革命後，又經歷了大飢荒、文革等所有的苦難，在今天，在相片裡，靜靜地注視著兒子和他不能發表的書。
她做「雪訪」，按著自己的興趣先做，然後問問媒體是否願意發，寫浦嫂那篇，首發在亞洲週刊上，稿費算下來只夠她的差旅，大部分時候這些選題找不到發表平臺。近來國內興起了幾個非虛構寫作平臺，她拿「大飢荒和右派」的題去問，對方表示「太敏感」。她在微信文章後面添加了打賞功能，二維碼上清淡地注上：「獨立寫作，請長按二維碼隨意打賞，謝謝！」離開媒體的這大半年，基本靠多年工作的積蓄支撐，「沒什麼像樣的收入」。
「江雪對文本的把控能力，她的多年業界經驗，加上業界人脈，可以讓她在這樣一個時代擺脫對媒體的依附，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倒覺得她可以做這種嘗試，試一試說不定也能做出來。當然肯定會很辛苦。」她的好友、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王天定說。
他建議江雪更加關注底層、弱勢、草根的東西，也更加熟悉適應新媒體時代的發展方式，比如試著眾籌。「從朋友的角度講，有些選題我不主張她做。但是如果撇開這個層面，她做的這些選題，我都是認同的。」
採訪結束後，江雪在微信上發來一段文字：「今天想，自己要做的，就是為真實再壘一塊磚吧。這是一個記憶面臨著強拆的年代，對我們這個世界來說，因為有意無意的屏蔽，人們的健忘，民間話語權的匱乏，被呈現出來的真實太少了。」
那之前，我們曾多次談過現實，談論生計、前途這些對一個媒體人或者對從事任何一個行業的人都相當重要的話題。「現在可能就養活自己是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有那麼一個小小的解決，就沒有什麼迷茫了。」她遲疑著，然後很快消解了憂慮，「也許自由就是要有一點清苦。」
她更喜歡提起的是這樣的場景：
12月22日，冬至。早晨8點，江雪下了到達西安南站的火車，坐上搖搖晃晃的縣城公交，回家。她剛從四川內江採訪一位右派老人回來。「採訪完，我給老人深深鞠了一躬，我此前從沒有這樣過。因為，這位老人，當年是為我的家鄉人痛陳苦難，才蒙獄20年的。」江雪說。
她說，那一刻，心裏有一種很熱很熱的東西，讓她幾乎說不出話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