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流行的一套書《小靈通漫遊未來》，我的未來呢？（網絡圖片）
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大家過的很清苦。沒什麼好吃的，也沒什麼好看的。白天看老師們帶著菜色的橘子皮老臉，晚上搬凳子到鄰居家看趙忠祥的《動物世界》。一天天就這麼過去，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
老師告訴我們說，我們生活的很幸福。外國的小朋友就沒我們這麼幸運。他們在垃圾箱裡翻東西吃，光著腳在街上賣火柴，非常可憐。我想：全世界這麼多人，我真是很幸運，出生在中國。
而且老師說，以後的生活會更好，我們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到時候一切都是按需分配，想吃芝麻醬就分芝麻醬，想吃燒雞就分燒雞。老師流著口水在臺上講，我們流著口水在臺下聽。我又想：我又不那麼幸運了，我要是再晚生些年就好了，一出生就能隨便吃燒雞。
當時流行一套書，叫《小靈通漫遊未來》，書裡面說，2000年的時候，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家裡都使喚機器人，還能坐宇宙飛船飛往太空，住在火星別墅裡。我有時候記不清四個現代化是在2000年實現，還是20000年。有一次覺得是20000年，用減法一減，發現離現在有一萬多年，心頭非常悲傷，覺得自己是挺不到那時候了。後來發現是2000年，離當時只有十幾年，感覺就像在路上撿了一個大錢包。
這就是我對未來的憧憬。
我相信，今天非常美好，未來會更加美好。
我們還學過一首歌：「我們的祖國像花園，花園裡花朵真鮮艷。和暖的陽光照耀著我們，每個人的臉上都笑開顏」。小學的時候常唱這歌。和我一起唱的小朋友們，後來有的去了國外，有的成家立業，有的在花園裡走路時被打劫害死了，有的酗酒吸毒，還有的在坐牢。當年他們都唱過這首歌，和我一起。
那時，和暖的陽光照在我們臉上，我們相信現在，更相信未來。
我們相信共產主義為我們杜撰的黃金世界。
我小學時的老師教育我們：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個人利益要服從於集體利益。
說起這位老師，我想起了發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事。
當時我們那兒發生過一次輕微地震，從那以後就人心惶惶。有天夜裡，教師家屬院裡有人大喊一聲「啊呀」，然後又一片安靜。我們這位老師驚醒了，以為地震了，他也沒聲張，一個人悄悄穿著短褲奔出房間，奔過20米的走廊，一個健步越過陽臺欄杆，從三樓跳了下來，哢嚓一聲摔斷大腿。他瘸了一個學期，看誰都惡狠狠的。
這些事情真是很難形容。我當時是個小孩子，就更加難以說清自己的感受。
後來這位老師不教我們了。但課堂上也好，電視上也好，還是不斷有人教育我：個人利益要服從於集體利益。我無法反對這個說法，是啊，誰能說集體的利益就不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一旦要舉行世界級的大型活動，這個城市裡就會有很多奇怪的做法——至少在我看來很奇怪。比如空氣質量本來特別壞，大家呼吸著有毒的空氣，但誰也沒辦法。可是一旦舉行奧運會，為了保障奧運會期間的空氣質量，就不許排污，甚至不許大家裝修房子。改善空氣質量是好事，但這樣改善讓人有一種屈辱感。再說，不許裝修房子又有什麼道理呢？
小時候常聽到一句話：「國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我們呼吸有毒的氣體，得癌症也好，得哮喘也好，這都是小事。但是那幾天裡，熏著外國友人，就是大事。有人說，這是為了國家的形象。我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我只知道，這樣讓我覺得自己活得很賤。
為什麼我活得賤，國家就有了面子了呢？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許是我太敏感了吧。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前一段時間，連著爆發了好幾次幼兒園殺人事件。有些人渣衝到幼兒園裡頭，砍殺兒童。事情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惶惶。一位大學老師非常擔憂，他擔憂的不是兒童沒有得到保護，而是「此事傳播出去，會影響國際聲譽」。這樣的想法我很難理解。有些人不是害怕我們死掉，而是害怕我們沒有默默無聞地、像狗一樣地死掉。好像只要我們默默地死掉，這樣國家就有聲譽了。
其實，寧肯關起門來吃屎，也不願出去倒馬桶的人家，怎麼可能在鄰居裡頭有好聲譽呢？
有人說，外國媒體在妖魔化中國。我想這是可能的，許多媒體確實可能在醜化中國。 但另一方面，我們有沒有在妖魔化自己呢？我們所杜撰的天堂裡，是不是有點太乾淨，有點太純潔——乾淨純潔到了反而像空虛的地獄呢？
本來北京街上有很多乞丐。開運動會的時候，他們就不見了。我想是怕外國友人看了他們噁心，所以把他們趕走了。當然他們後來又回來了，可我不知道：被趕走的日子裡這些乞丐是怎麼想的。
也許什麼都沒想，覺得世間本就該如此吧。
有人說我們丟失了信仰。丟失，意味著以前有過。我不知道50後，60後什麼樣，但從我個人經驗看，我們這一代也許從來就沒有過信仰。
我曾相信自己生活在花園裡，我曾相信自己將生活在一個更美的花園裡。但這不是信仰，我不過是把自己交託在一個邪靈的手掌裡，相信它最好最牛逼最為我考慮。這算是什麼信仰呢？這裡又有什麼道德呢？
我受的教育一直是這樣：失火了，我們應該學習賴寧去救火，然後被燒死；暴風雪來了，我們應該學習草原小姐妹去救馬，然後被凍死；打仗了，我們應該學習董存瑞去攻碉堡，然後被炸死。我知道，這些人是英雄。我們都該學習。但我不明白：為什麼總是有人教育我，應該用生命去做什麼，卻很少有人教育我，應該為生命而做什麼？
我記得，在我小時候，大家的生命是很便宜的，比現在更便宜。
我很小的時候，街頭經常會貼出一些告示，宣布某些罪犯如何如何罪大惡極，判處死刑。然後就會有卡車，拉著這些五花大綁的人遊街，最後拉去槍斃。說到槍斃，我忍不住要拉雜多說幾句。我讀到一篇文章，說林昭被處死後，她家裡人得到的第一個通知是催繳子彈費。這個很荒誕，寫到《第42條軍規》裡，會被美國人當成作者杜撰的藝術情節。不過我記得在以前，這不是藝術，而是慣例。你自己這麼壞，政府在百忙當中要槍斃你，怎麼還能讓政府自己花錢呢？大家好像沒覺得有什麼不妥。後來宣布取消子彈費的時候，我記得有人還很感激了一下，覺得政府情願讓罪犯鑽空子白死，可見是何等大度。
我們那些小孩子很喜歡看遊街，能跟著跑一路，膽子大的據說還看過槍斃人。我膽子不夠大，也不知道怎麼找到地方，從沒見過。但是有小朋友自稱看到過，繪聲繪色地描述。大人似乎也沒怎麼禁止。
我們就這麼胡亂長大起來了。
有人說當年我們如何充實，如果有信仰，他們也許是這樣吧。反正我當年從來沒有充實過，從來沒有過信仰，我只是跟著遊街的車子跑。
他們在車子裡，而我在車子外。要說信仰的話，也許這就是信仰吧。
後來終於漸漸地，我們發現身上的邪靈之手，並不像想像中地那麼完美，於是很多人有了一種幻滅感。現在大家說這些東西都無聊，只有錢才是最重要的。人一輩子值不值得過，就看有沒有掙到足夠多的錢。一個人成功不成功，也就看他有沒有掙到足夠多的錢。
有人說：哎呀你看，我們從理想主義者變成了犬儒主義者。其實，依我看，我們一直是被塑造成犬儒主義者，從來沒有所謂的變。要說變，最多變的只是臉譜。
在童年的時候，我們不曾純真；在青年的時候，我們不曾燃燒；在成年的時候，我們不曾成熟。我們是什麼呢？
記得早幾年電視上有個廣告，上面一個童音在說：「一靠政策二靠天」，後面還說什麼我記不得了。這兩樣東西都是我們控制不了的，我們只能對它們給予最美好的希望與祝福。
那時候經常要寫作文，常見的一種作文就是扶老大娘過馬路。老大娘顫巍巍地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就對老大娘行個少先隊禮，說「我叫紅領巾！」然後就匆匆離去。
多年後，我看到的是這樣的新聞：「山西省原副省長薛軍逝世。據說死因是不久前在海南公務，飯前獨自上街散步，不慎摔倒暈了過去，街上過往行人，無一人上前攙扶。」這樣的事情在社會新聞裡還有很多，只不過老人是「原副省長」，讓人覺得格外有諷刺的味道。
我讀了那麼多小剛小明做好事的故事，我寫了那麼多扶老大娘過馬路的作文。但在我長大以後，居然沒人敢攙扶一個摔倒的老人。我想：現在有多少家長敢教育孩子，見到摔倒的老人要上前攙扶呢？恐怕是很少的吧。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奇怪：醫院把沒有錢的病人趕出去等死；家長不敢鼓勵孩子在街頭扶起老人；教師在教自己都不信的假課文；播音員在播自己都不信的假新聞。法院認為扶起一個不是自己撞倒的老人「不合常理」，交通隊認為免費搭載一個胃疼的陌生人「不合常理」。
有時我忍不住想：如果我紋身，該在胳膊上刻下什麼關於信念的句子呢？刻感謝祖國吧，我也沒得過什麼金牌；刻八榮八恥吧，我胳膊上又沒那麼多地方。
也許我該刻上之前一句時髦的話：「神馬都是浮雲」。然後，帶著這句惡俗不堪的話，走在冬日陽光燦爛的街頭，讓陽光打在臉上，假裝自己非常灑脫，假裝自己從沒有過沮喪，從沒有過困惑，假裝自己像魚一樣，從不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