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3日，香港市民自發舉辦了「香港之路」的人鏈抗爭活動，21萬港人手牽手築成人鏈遍佈香港各區。（圖片來源：龐大衛/看中國）
【看中國2021年12月1日訊】位於東歐的立陶宛人口只有約280萬，不到香港四成（香港有750萬人口）。近日立陶宛副外長Mantas Adomėnas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表示，「立陶宛官員沒有意向前往北京冬奧」。Mantas Adomėnas認為立陶宛加入反共聯盟，某程度上是受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影響，這場運動改變了遊戲規則。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曾以「鼻屎小國」形容立陶宛，不過這樣的小國卻被《外交政策》譽為「歐盟其中一個對民主價值與人權最堅定的捍衛者」。這稱號不僅因為「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得罪中共，立陶宛也同意收容遭受白羅斯打壓的反對派領袖。在外交杯葛北京冬奧的呼聲中，立陶宛也是走得最前的國家之一。
立陶宛副外長Mantas Adomėnas表示，「立陶宛官員沒有意向前往北京冬奧」不過他補充道，是否前往北京，最終仍是由受邀官員決定。
早年立陶宛和中國的關係十分親近。中國駐立陶宛大使申知非以「黃金時期」來形容2009至2019年的中國－立陶宛關係（簡稱「中立關係」）。而開創這時期重要人物是時任立陶宛總理——庫比柳斯（Andrius Kubilius）。12年後的今天，他與歐洲議會議員一道訪台，成為歐洲議會史上首個官方代表團成員。立陶宛「反共」之意，不言而喻。
Mantas Adomėnas說，他不會用「黃金時期」稱呼那10年，而會說「幻象時期」。中立關係的轉捩點在2019年。那麼2019年到底發生了甚麼事？Mantas Adomėnas說，某程度上是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改變了整場遊戲（a game changer）」。
2019年8月23日，香港市民自發舉辦了「香港之路」的人鏈抗爭活動，21萬港人手牽手築成人鏈遍佈香港各區。同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市中心一處廣場，超過100名當地民眾亦在手牽手聲援香港。廣場上同時卻在上演著另一個由中國外交官員召集的活動。參與人士揮舞中國血旗「踩場」，引發騷亂。事後立陶宛警方控告兩名中國公民擾亂公共秩序。立陶宛外交部指責涉事的中國外交官員「做出有違本分的過激行為」，「與他們的外交地位不相符」。
Mantas Adomėnas指，事件「向立陶宛社會發出強烈訊號」，顯示立陶宛的價值與中國-立陶宛關係有衝突。「在那以前，香港、新疆人權，比較屬於學術問題。此後，這些問題就變得十分鮮明。」由此，立陶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取態開始轉向，政治層面亦隨之改變。「因為在民主制度下，民眾決定、民眾心態的改變，會自下而上推展。」此後立陶宛就進入對中國政府「幻象」破滅的時代。
Mantas Adomėnas回顧往日，認為幻象之一是：「自由民主議題，可以與貿易及經濟利益議題分割」，但事實證明不行。幻象二是：中國有龐大市場，「人們可以很快致富」，然而他說企業家應該自問，為何利益這樣大？「通常龐大回報會與龐大風險掛勾」。幻象三是：貿易與科技合作會為中國帶來更大民主，令中國更尊重人權，「而這並不正確，實際是過去約10年，我們看到的是相反」。幻象四是：「中國是個完全和平的國家，在東歐及世界各地沒有地緣政治利益」，而實際上北京一直試圖透過外交協議，讓其他國家站在中國政治利益一方。
自2019年起，立陶宛政界開始浮現大量針對北京的聲音。立陶宛國會亦聲援香港反送中運動、譴責中共的新疆政策；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推卻中國在Klaipėda深水港的投資；立陶宛國家安全部2020年發表威脅報告，將中俄列為最大安全威脅。
立陶宛能成為今日的民主國家，背後也有一段血淚史。Mantas Adomėnas說，18世紀立陶宛大部份土地被俄羅斯帝國併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立陶宛在1918年宣佈獨立，但二次大戰後再被蘇聯佔領，立陶宛民眾游擊抗蘇，一直持續至1950年代。1989年，立陶宛與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進行「波羅的海之路」人鏈示威，200萬人手牽手組成總長度約675公里的人鏈，要求脫離蘇聯獨立。1990年，立陶宛再次獨立，成為首個自蘇聯獨立的加盟共和國，至今。這段故事對立陶宛今日的政治立場十分重要。
Mantas Adomėnas續道，「31年前我們在民主國家的幫助下，自蘇聯極權解放自己，現在我們不應忘記自己有道德責任去支持人們爭取自由、民主，與創造他們政治未來的權利。這種精神，推動我們與白羅斯、台灣和香港社會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