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下鄉知青。（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1968年12月11日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至今五十年了。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直存在正、反兩種完全不同的評價，缺乏一個客觀評價的標準。王成信撰文提出：「習近平成為領導人是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那正應了古人的話：「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這種評價標準，能對得起將生命留在那裡的戰友？這種評價標準，能對得起被強姦、被性侵的姐妹？
筆者提出：當年的知識青年是否將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繼續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是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的唯一標準。
筆者沒有將女兒送去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走這條很有必要的道路。至今為止筆者也沒有聽說過，有一個知識青年將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去繼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包括習近平、李克強等人。李克強女兒中學畢業後進北京大學學習，畢業後曾去美國大學繼續深造。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曾就讀杭州外國語學校，中學畢業後沒有像她學哥、學姐那樣去北大荒插隊落戶，而是進了北京大學學習，再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在完成學士學業之後曾回中國。最近聽說習明澤又回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看來哈佛大學、北京大學的學問，都要比梁家河的學問大許多。習近平、李克強子女走的路，徹底地否定了毛澤東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
一、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指示五十年
1968年12月22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人民日報》將於12月23日發表的一篇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的報導和其編者按。《人民日報》編者按公布了毛澤東在1968年12月11日的一段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毛澤東的話，在當時稱作為最高指示。新聞機構一發表，人們便敲鑼打鼓地上街遊行一番，然後發表一通感慨，讚揚毛澤東最高指示的偉大意義。
屈指算來，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已經整整五十年了，當年被稱為早上八九點鐘太陽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如今都已垂垂老矣——只是近黃昏的夕陽了。
就是毛澤東的這麼幾句話，改變了一千七百萬城市青年的命運，改變了千萬個中國家庭的生活軌跡。用當年的話說，毛澤東的話，就是人類最高的智慧，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用現在最時髦的話來說，毛澤東的話是「人類文明之燈塔，不主動接受，那就被動承受。」
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主動的意願還是被動的承受？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筆者是浙江省杭州市浙江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學生。1969年3月9日筆者與杭州市幾百名中學生一起從杭州坐四天的火車到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插隊落戶。筆者去的是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第二生產小隊，一個距離公社所在地有12里路的地方。當時一起去富錦插隊的有現在關押在監獄裡的原中石油的老總陳同海（在此祝他能安然度過牢獄之災）、有害怕半夜敲門的現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等等。離二龍山公社2里路的地方是榮勝大隊，去那裡插隊的是杭州外國語學校的「知識青年」，杭州外國語學校是習近平女兒習明澤的母校。
記得那天的專列不是從杭州火車站——城站始發的，而是在南星橋的杭州貨運站。送別的人烏泱烏泱的，大多是離家人的父母和家人。就在這列專車出發前的一個星期——1969年3月2日，中國與蘇聯發生了第一次珍寶島戰役。在這之後，中國與蘇聯正在準備下一次較量，第二次戰爭一觸即發，一切戰爭的手段都有可能。幾百名杭州市中學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奔赴位於中蘇邊境地區的富錦縣（幾年後筆者從縣武裝部的領導那裡得知，一旦大規模的中蘇戰爭發生，這裡是軍事上的放棄地帶）。火車還沒有啟動，送別的人群已經是哭聲一片，撕裂長空。「爹娘朋友來相送，塵埃不見南星橋。趴窗牽手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車上的女生都流下了眼淚，但是男生沒有一個哭的，他們好像是上戰場的勇士，等待著馬革裹屍的結果。「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汽笛長鳴，列車開動，從窗口回望，送行的人追逐著列車，追逐著遠去的親人。他們被擠倒在地，爬起來再追，一直到列車遠去，希望破滅。聽說在南星橋車站撿到了幾車無人認領的鞋子。列車開出後，車廂內沒有聲響，只能聽到幾個女生輕輕的抽泣聲。但是當火車到了嘉興站時，不知道是哪位男生開始的，整個車廂裡的男生們開始嚎啕大哭，女生們也跟著哭，那個淒慘，那個揪心，終身難忘。
當列車經過三天多的行駛，過了黑龍江省的綏化後，列車上的杭州知識青年發生了劇烈的內鬥。也許是文革中派別鬥爭的延續，更可能是被壓抑的情緒的劇烈宣泄。這場械鬥的工具是車廂裡被拆除下來的硬板座位。列車到了佳木斯市，火車上來了許多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列車被軍管了。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生提出處置肇事凶手的要求，否則就不下車。我們全然不知道，當時這條鐵路線上正在緊張地調運著部隊和戰爭物資，準備三天後發生的第二次珍寶島戰役。列車到了集賢縣的福利屯站，這幾百名中學生被解放軍戰士趕下了火車。然後坐上汽車，經過幾個小時的顛簸，來到插隊的北大荒村莊。1974年筆者和其他一些知識青年到主打珍寶島戰役的部隊，和部隊的指戰員們一起打了一次籃球友誼賽。說實在的，孫玉國的部下，籃球打得真不錯。據說孫玉國本人籃球打得也不錯。只是當年孫玉國不在那裡，他已是瀋陽軍區的副司令。比賽之後，部隊的指戰員請我們吃了飯喝了酒，給我們講了和官方報導不一樣的中蘇珍寶島戰役。
有人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自願的行為，在報名時大家都是自願地填寫了報名表的。在決策學中，在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選擇方案的基礎上，自主地做出的決策才是自願的。在選擇方案只有一個的基礎上，任何決策都不是自願的，沒有選擇就是被迫的。當初，所有的知識青年面臨的只有上山下鄉這一條路，沒有其他路可走。可以挑選的只是去的地方，是去北大荒，還是去內蒙古，是去陝西，還是去雲南；還有就是所去單位，是去兵團，還是去農場，還是去插隊落戶。由於上山下鄉是當年六屆中學生的唯一出路，沒有其他選擇，所以上山下鄉是被迫的。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被動的承受。
三、叫「知識青年」太沉重
筆者1977年參加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初到南京大學上學，在黑龍江北大荒差不多九年時間。到南京大學後上第一堂高等數學課，老師又讓我們做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數學考題。記得考的分數剛夠及格。用這個考分在文革前是進不了南京大學的，可見這批考生的文化基礎知識是缺乏的。考生缺乏的不僅僅是數理化基礎知識，更缺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南京大學畢業後留校當老師，1985年去德國留學。從離開西子湖算起，49年多，快50年了，中間曾兩次回到北大荒。感受最深的是2006年那年回去，都說中國經過改革開放，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筆者回去的那個地方，也許是個例外，是個改革開放的東風沒有吹到地方。過去村裡有一個小學，學校的校舍是村裡最大最好的房子，操場有付籃球架。現在小學沒有了，小學生每天來回要走24里路。從二龍山鎮（公社改為鄉鎮）到村子的路還是五十年前的水、泥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要不是借的是豐田的越野車，恐怕連村子也到不了。唯一的變化就是，原來這裡的是種大豆、高粱和玉米，現在改種水稻了；原來是為生產隊種地，現在給一個溫州人種，這個溫州人從村支書手中把土地經營權都買了過去。
其實把我們這群人稱為「知識青年」，是名不符實，特別是當中的初中生。我們並不是什麼「知識青年」，我們是正在學習最基本知識的青少年，有的還不到十六歲，還不能算是勞動人口。按照現在所謂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筆者也沒有完成。就算完成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也沒有資格被人稱為「知識青年」。你看當今的中國官場，碩士可能是起碼的學位，不少人都有個博士學位。當筆者1985到德國留學，入學需要高中畢業文憑（德國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大多為13年的教育），筆者拿不出來，初中尚未畢業，別說高中畢業文憑了。大學外辦的工作人員出了一個招，用中國大學畢業文憑當作德國高中畢業文憑，這才入學讀書。在德國，中學畢業文憑最為重要，其次是學士和碩士文憑，最後才是博士文憑，因為只要有了中學畢業文憑，任何時間可以入大學學習，哪怕是退休之後也可以，沒有年齡限制。按照德國的標準，一個讀了八年書的學生，肯定不是什麼「知識青年」，還是屬於文盲群體。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毛澤東把這批不是知識青年的學生稱作「知識青年」，卻又要讓他們去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不是本末倒置嗎？記得村子裡有一個中農，是個馬老闆，走南闖北的能說會道。他對我們說：「你們要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們這才發現毛澤東的指示中少了一個標點符號。中國農村中分貧農、下中農、中農、富裕中農、富農、地主和惡霸地主，貧農和下中農簡稱貧、下中農。毛澤東的指示應該是「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可是誰又敢說毛澤東的指示中少了一個標點符號呢？我們反擊這位馬老闆的辦法，就是引用毛澤東的語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毛澤東還說過：「農民沒有文化」。讓有「知識」的青年去接受沒有文化的農民的再教育，這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
在「知識青年」的回憶錄中，基本上沒有看到他們接受了貧下、中農的什麼正面的教育。大多數是回憶他們如何大有作為的，比如為老鄉治病，修個沼氣池什麼的。可是這不是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真正目的。
四、一場目的不明確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似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目的很明確，就是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讓「知識青年」去接受沒有文化的農民的再教育，在邏輯上根本說不通。那麼那場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真正目的又是什麼呢？
有一種解釋說是為了反修防修，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忘初心」。如果這種理論成立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將是一項持久的政策，不僅僅是1966年在城鎮中學的六屆中學生全部要上山下鄉，而且後面的每一屆中學生畢業生都要上山下鄉。可是在毛澤東有生之年，這個政策就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先是中學生畢業生中說的大部分進工廠，只有一小部分上山下鄉。再後來中學生畢業生中進工廠的比例越來越大，人上山下鄉的比例越來越小。隨著毛澤東的去世和高考的恢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也就終止了。所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不是一個持久的政策，而只是一種應急的政策，這種反修防修的目的是站不住腳的。
另一種解釋說是為了懲罰這些不聽話的紅衛兵。毛澤東利用青年學生在這個年齡階段的逆反心理，引誘、縱容紅衛兵進行暴力革命，抄家砸四舊，遊街批鬥，打擊政治上的對手，為他重新奪回權力做出了貢獻。雖然在這過程中發生異化，但是敢不站在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的紅衛兵依然是少之又少。套用毛澤東的分析方法，最多只有百分之五的青年學生不聽從毛澤東的指揮棒。那也不能為了懲罰這百分之五的不聽話的青年學生，而讓百分之九十五的毛粉一起跟著受罪。這不成了「打擊一小撮，得罪一大片」嗎？
第三種解釋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把幾千萬城市「知識青年」用大紅花敲鑼打鼓到送到農村去，讓他們自食其力，這樣就掩蓋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失業問題。其實，從當時發表的經濟數據來看，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還是以每年百分之七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長，城鎮工業，特別是五小工業，發展得很快。大批工廠人員缺乏，需要從農村招收農民工和臨時工。如果毛澤東、周恩來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辦法來解決就業問題，那就說明中國國家領導人的管理水平實在是太低了。採用多渠道分流可能是更好的辦法。
好多年以前，北京知青辦過一個攝影展覽。一對返城的知青夫婦帶著他們的獨生子去參觀這個展覽，讓小孩也接受一點教育，更加能理解父母。這位小孩問爹媽：「都說農村這麼苦那麼苦，你們為什麼一定要去啊？不能去練攤啊？」這對知青夫婦無語回答。應該說，這個小孩子提出了一個解決就業問題的可行方法。這個小孩的水平比中國國家領導人的管理水平還高。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是當年國家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花費了大量的投資，平均每個知識青年的投資額為四位數人民幣。四位數人民幣，最少也有1000元。當年上海學徒工的工資第一年是17.8元，第二年是19.8元，第三年是21.8元，最少投資的1000元是上海學徒工50個月的工資。如果把這四位數的投資額分給每一個必須要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無論他們是去練攤也好，還是去拉人力車，還是去蹬三輪車，沒有一個會在城裡吃閑飯的。
筆者插隊的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第二生產小隊，1969年的秋天多雨，而且霜凍來得早，糧食收成不好，但是徵糧任務不減，一個整勞力每天十個工分的收入為0.35元人民幣。1969年筆者全部收入為400斤毛糧和38元現金。生產小隊的副隊長對知青說：「想回杭州，喝西北風都沒有。」記得當年回杭州的來回火車票也正好是38元人民幣，還缺少來回汽車票6元人民幣。所以，上山下鄉並不能為每個知識青年提供一個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工作位置。無論毛澤東、周恩來為每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投資了多少錢，這個投資的效率都是很低的。如果真的讓知識青年去練攤，效果可能會好許多。
那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到1968年12月11日，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了兩年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重新奪回政治權力的目標基本達到。這個時候，毛澤東急於恢復社會秩序，恢復社會穩定，牢固地掌權重新到手的權力。要改變社會混亂現象，要維穩，時間十分緊迫，特別是中共在國際上與蘇聯交惡，戰爭一觸即發，必須迅速做出決策，否則毛澤東認為他的政敵，包括潛在政敵，會利用社會的動亂局面，給他製造麻煩。因為當年的紅衛兵可以用毛澤東的語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那麼他們也可以用「不忘初心」的原始馬克思理論來打倒毛澤東。所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在沒有經過周密思考、從他一貫的仇視知識的思維基礎上突發而生的一個主意，一個蹦出來的主意。這個主意可能來自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將一部分城市人口、特別是階級成分不好的人趕到鄉下，減輕城市經濟壓力的做法；這個主意也可能來自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西城區聯動發布的將成分不好的家庭驅趕出北京的通告。毛澤東很清楚，這個決定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說：「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毛澤東知道，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都不願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鄉下去，而且農村的同志也不歡迎知識青年到農村來。但是，毛澤東要來一個動員，來一場運動，將這批青年學生趕出城市，迅速地恢復社會秩序，恢復社會穩定，從大亂迅速過度到大治。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毛澤東的話就是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定於一尊，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或者一個普通幹部，敢於出來稍微阻攔一下，讓毛澤東把他的這個主意再細化一下，問題就暴露出來了，再做個多方案比較，經過一個正常的決策過程，那麼這個悲劇，對幾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來說的悲劇，本來是可以避免的。哪怕是這個小孩說的這麼一句話：「不能去練攤啊？」
從筆者的親身經歷來說，當地的農民並不歡迎知識青年去，即使那邊還是地廣人稀的北大荒。而且當時他們也沒有做好物質和思想上的準備。1969年3月12日到達富錦縣二龍山公社龍陽大隊，還是天寒地凍的日子，生產隊還沒有準備好取暖的柴火。生產隊就帶領知識青年去國營林場去砍伐樹林，幹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壞生態環境。生產隊為知識青年提供的一座房子，作為12位男生的宿舍和知識青年的食堂。我們當時完全不知道，房屋的原主人一家全部死於肝病。不到兩年，到龍陽大隊插隊的35位知識青年中，有一半得了肝炎，病退回杭州。其他沒有得肝炎的知識青年可能也被感染，只是當時沒有爆發出來，或者只是病症不明顯而已。當地的農民沒有做好思想上的準備，是指杭州知識青年的政審檔案是一個多月後才到生產隊的。村黨支部書記看到政審材料，嚇壞了：有外祖父（的哥哥）是國民黨行政院長，有美國特務，有國民黨軍統特務，有國民黨中統特務，有國民黨軍官，有右派份子，有走資派，有反動學術權威，有壞分子……那些政審材料能毀滅一個青年的一生。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澤東的大亂達到大治的試驗品、是毛澤東重新取得政權後急於恢復社會秩序，急於恢復社會穩定，急於求成政策的犧牲品。這個政策和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搞的驅趕北京幾百萬低端人口的政策有一比。驅趕低端人口，為的是北京社會的穩定，為的是北京生活質量的提高，說的比唱的好聽。當年的知識青年就是中國社會的低端人口，被社會拋棄的低端人口。知識青年是一個只能被動承受上山下鄉政策的群體。
五、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評價的客觀標準
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直存在正、反兩種完全不同的評價，特別是在親身經歷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當中。
2015年王成信發表了《習近平成為領導人是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的文章，王成信指出：「大家都知道：在十八大的七大常委裡面，有四個都是毛主席當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他們分別是總書記習近平、總理李克強、人大常委會主任張德江、負責紀檢委和政法委工作的王岐山。他們都是在當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在經歷了農村生活的艱苦磨練以後，有的是被農民們推薦上了大學——比如習近平和張德江；有的是在七七年恢復高考時考上去的——比如李克強和王岐山。」這裡需要修正的是，王岐山也是被推薦上大學的。
筆者曾撰文指出，十八大後「知青代」領導中國正是中國的劣勢，中國第五代「領導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他們雖然有很高的學歷，但長時間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系統的教育，可謂是不學有術；如今他們已經或者即將步入耳順之年，進入生命下坡曲線，不可能有改革進取的熱情和精力。如果把習近平成為領導人視作毛主席號召知青下鄉的最大成果，那正應了古人的話：「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王成信的吹捧，置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中的知識青年於不仁不義之地。你讓他們何以去面對那些將生命留在北大荒、留在內蒙草原、留在雲南山嶺的戰友？你讓他們何以去面對那些在上山下鄉過程中被姦污、被性侵的姐妹們？
筆者以為，至今為止不能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做出一個正確的令人信服的評價，關鍵是缺乏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這個評價標準必須是客觀的、唯一的，並且可以反覆檢查和反覆驗證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初的文章是南京大學講師胡福明寫的，受到胡耀邦等的青睞，後來就成了改革開放的大旗。
在工業國家的理工科研究中，實驗是檢驗理論的唯一標準。這一點是大家公認的。其實在西方國家，理論、定理、公式、模型、模式等等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西方人一說起來就是，按照我的理論，如此這般。不過在被實驗驗證之前，一切理論都還只能是假設。只有經過實驗的驗證，才能上升為理論。伽利略用斜塔實驗證明了兩個不同質量的鐵球同時落地的理論。後來美國社會學家杜威教授把它應用到社會科學，就變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胡適先生再將它引入中國，加以推廣。但是1949年以後，沒有人敢用胡適先生的東西。胡福明老師將胡適的東西加以新的包裝，就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大旗。
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麼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評價也一定存在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
筆者以為，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評價的客觀評價標準就是，知識青年是否將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羅星航是一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後來擔任過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區政府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等職。羅星航在鳳凰網十二期《知識青年個人史》上發表《不希望我們的子孫重複上山下鄉的痛苦》的文章，羅星航在文章結尾時指出：「還有最最重要的，不希望我們的子孫重複那樣的經歷，哪怕讓我們再次承受上山下鄉的痛苦。」
定宜莊也是一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後來成為史學博士，她與劉小萌共同撰寫了《中國知青史——初瀾》和《中國知青史——大潮》兩書。定宜莊介紹說，她寫這書的初衷，是要告訴她的兒子和所有知青的孩子，這本書就是為他們寫的，她希望這樣的事情永遠不要再發生。
可見，知識青年很注重子女的教育問題，注重子女的成長道路。用知識青年是否將自己的子女也送去上山下鄉這個客觀標準去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能為知識青年所接受。羅星航和定宜莊都表達了這樣想法。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不是為了評價而評價，目的是為了子孫後代不必再重複那樣的經歷，讓那樣的事情永遠不要再發生。
如果知識青年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讓他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麼他們是實實在在地承認，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對於中學生畢業生來說是非常必要的，是不可缺失的，比繼續求學或者參加工作更加重要。
如果知識青年沒有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那麼他們就是否認讓中學生畢業生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這條道路，起碼在這個年齡段是沒有必要的，繼續求學或者參加工作比上山下鄉更加重要。那麼他們就是用自己的行動否定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收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筆者承認，自己沒有把女兒送去上山下鄉，而是在她高中畢業後支持她繼續上大學學習。學習的專業和具體大學是女兒自己選擇的，她現在是一位不錯的兒科醫生。筆者所認識的黑哥、黑姐們中，沒有一個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的，絕大多數都是讓子女上大學繼續深造的，他們希望子女能完成自己沒有實現的願望。至今為止，筆者還沒有聽到有一個知識青年將自己的中學畢業的子女送去上山下鄉的，送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也許這是筆者的孤陋寡聞所造成的。
李克強的女兒中學畢業後進北京大學學習，畢業後曾去美國大學繼續深造。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曾經就讀杭州外國語學校，中學畢業後沒有像她學哥、學姐那樣去北大荒插隊落戶，而是進北京大學學習，再到美國哈佛大學學習。在完成學士學業之後曾回中國。最近聽說習明澤又回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看來哈佛大學、北京大學的學問，都要比梁家河的學問大許多。習近平、李克強子女走的路，徹底地否定了毛澤東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