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迫害關押5年，上海音樂學院校長賀綠汀忽然被釋放。圖為位於上海音樂學院內的賀綠汀雕像。（David290/wiki/CC BY 4.0）
1972年12月17日，賀培真從貴陽赴京，向毛澤東反映貴州省部分幹部的情況，並想問問弟弟賀綠汀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到現在仍不能釋放？王海容匆匆趕到飯店，通知賀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賀綠汀。」張春橋立刻給上海下達了「急急如律令」：在賀培真到達的時候，要讓他看見賀綠汀已經坐在家裡了。
「花崗岩腦袋」
1966年6月8日清晨7時，賀綠汀和往常一樣，邊吃早飯邊聽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
突然，他停住了筷子。廣播裡傳出刺耳的聲音：「今天，《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以整版篇幅，刊登重要文章——《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賀綠汀》。」
賀綠汀寫了《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貼在大批判欄裡，加以駁斥。這招來了更猛烈的批鬥浪潮，對他的批鬥範圍也從上海音樂學院擴大到全市。
賀綠汀跟我談起了一次「有趣」經歷。
那是在上海音樂學院大禮堂召開的批鬥大會上，他被勒令跪在臺上。學校裡的造反派深知他是「花崗石腦袋」，為了避免在會場上遭到他的反駁，事先商定不對他問話。他跪在那裡，開始走神。明亮的燈光照在舞臺地板上，那地板的木紋引起了他的興趣，學過美術的他琢磨著各種木紋的形象：這像一條龍，那像狗，像貓，像雲彩……對耳邊的批判聲和口號聲充耳不聞。幾小時過去，直到主持者大喊「把賀綠汀押下去」，他還一動不動跪在那裡潛心研究「木紋美術」。
每批鬥一次，賀綠汀就寫一份材料，為自己辯護。根據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給上海市革委會的報告，他一年中寫了50多份、20多萬字的「反撲翻案書」。市革委會當即決定對他進行新式的電視批鬥。
1968年3月13日，召開了全市第一次電視批鬥大會。
造反派問：「賀綠汀，你為什麼在1963年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賀綠汀答：「姚文元當時還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而且姚文元的文章和我的文章都在，到底誰對誰錯，大家可以看嘛！」
「賀綠汀你交待，你說過過去挨了日本人打，後來遭到國民黨的打，現在挨紅衛兵的打嗎？」
「在今天開會前，紅衛兵不是還在打我嗎？」
「賀綠汀你交待，『我是不會屈服的這句話說過沒有？』」
「說過，說過多次！」
「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我在死之前，有兩個要求！第一，完成我的七首管弦樂小品；第二，我要澄清事實，把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罪名都駁斥掉！」
會場頓時大亂。
批鬥會後不久，賀綠汀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正式逮捕，親屬都被打成「賀綠汀反革命翻案集團」的成員。
二女兒賀曉秋已從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畢業，本來要分配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作曲，受他牽連，被定為「反動學生」，關進隔離室。4月4日，她作為「賀綠汀翻案集團」的「骨幹」，受到嚴厲的審問。她像父親一樣不屈服，面對審訊者，她說：「對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願意想通！」4月6日深夜，賀曉秋開煤氣自殺，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4月25日，第二次「打賀電視鬥爭大會」在上海雜技場舉行。
這一次，批鬥大會又成了賀綠汀的舞臺。于會詠說：「賀綠汀，老實交代你的罪行！」賀綠汀大聲說：「我沒有罪！」對方說：你反對毛主席；他說：我歌頌毛主席。對方說：你翻案；他說：你們才是翻案。對方說：你反革命！他說：這是誣陷，造謠可恥！
戴著「紅袖標」的彪形大漢在眾目睽睽之下不便動武，就從後頭擰他反剪著的雙臂，他痛極倒地，但很快又從地上爬起來搶回話筒。「紅袖標」再奪開話筒，他又搶回話筒……
信號被掐，電視熒光屏一片雪花。
突如其來的解放
1973年1月24日，離新年只有10天了。賀綠汀的夫人姜瑞芝在冷冷清清的家中枯坐著，耳朵裡塞著小半導體收音機的耳塞。
突然，有人敲門。來者說：「請你馬上跟我到學校去，領導找你談話。」
姜瑞芝心中一陣緊張。在那種年月，每逢過年過節，要對「牛鬼蛇神」進行訓話。她趕緊拿起毛澤東語錄本，以便接受批鬥。
一出門，她愣住了。門口竟停著一輛小轎車，要接她去學校！在「文革」前，這並不稀奇，但自從賀綠汀被打成「牛鬼蛇神」以來，她見過的只有囚車。
轎車駛進汾陽路上海音樂學院的大門。黨委辦公室的會議桌兩側早已坐滿了人。上首空著一把椅子，居然是留著給她的。她的小女兒也被叫來了。
沉默片刻後，「專案組」頭頭終於發話了：「自從1968年逮捕賀綠汀以來，已經5年了。經過5年來的審查，賀綠汀的問題已經基本查清。根據賀綠汀的歷史表現，我們決定解放賀綠汀。但是，賀綠汀解放了，並不等於他沒有錯誤。他還必須繼續交代自己的問題。」
姜瑞芝告訴我，當時她感到非常突然，心想真是天開眼了。
傍晚，門口響起喇叭聲，一輛小轎車停在那裡。姜瑞芝和女兒、女婿奔了出來。從轎車上下來的，正是闊別5載的賀綠汀！他面目憔悴，一身破棉衣，一條破圍巾，毛線衣散了的線頭露在棉衣袖口外面。
回到家裡，他一個一個問起家人的近況。當他問起怎麼沒見到二女兒時，小女兒立即搪塞道：「二姐分配在桂林歌舞團。」「喔，在桂林。」他喃喃道。過了半晌，他又問：「你們知道我這次為什麼給放出來？」對於這個問題，誰也答不出來。
兩天之後，一位遠客造訪，謎底才揭曉。
這位遠客乃賀綠汀的三哥——貴陽市副市長賀培真。賀培真當年曾和毛澤東一起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習，一同鬧革命。1920年他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陳毅、李維漢、李富春等都很熟悉。1935年，賀培真作詞、賀綠汀譜曲的《西湖春曉》，作為電影《船家女》插曲由百代公司灌制唱片，傳唱四方。
1972年12月17日，賀培真從貴陽赴京，向毛澤東反映貴州省部分幹部的情況，並想問問弟弟賀綠汀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到現在仍不能釋放？毛澤東沒見他，但委託王海容在「全聚德」請他吃烤鴨，還送了1000元錢，以補貼他們自費赴京的費用。1973年1月24日晚，王海容匆匆趕到飯店，通知賀培真：「主席要你去上海看看賀綠汀。」
張春橋立刻給上海下達了「急急如律令」：在賀培真到達的時候，要讓他看見賀綠汀已經坐在家裡了。
賀培真來訪時，家人實在瞞不住，便請他說出了關於賀曉秋的實情。賀綠汀嚎啕大哭，猛捶自己的胸脯……
1979年1月，賀綠汀被再次任命為上海音樂學院院長。
1988年，十屆全國政協召開前夕，有關部門邀請在滬政協常委座談，85歲的賀綠汀在會上發言：「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動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協常委，一退到底。政協不能盡讓七老八十、路都走不動的人來幹，要讓能幹實事的人來幹。我不能尸位素餐。去北京開會我是最後一次啦。」
歷盡滄桑，賀綠汀垂垂老矣。談起音樂，他說：「音樂應當是發自內心的聲音，是從心中流出來的。作曲家只有自己感動不已，寫出來的作品才能感動別人。紙紮的花，是沒有生命力的。」
屋裡放著他所繪的兩幅風景畫。
1965年，他在錢塘江畔畫了一幅小景，鉛雲低垂，遮天蓋水，一片蕭瑟。1985年5月，他在湛江邊又畫了一幅畫。畫面上朝霞斑斕，雲輕如錦，取名《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