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張春橋任上海革委會主任。（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近來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鄭重的《張春橋：1949及其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下簡稱為鄭著）就是一本專為失敗者的立傳之作。作者是一位學者型的資深記者，自196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後，在《文匯報》工作了四十餘年。除了數以千百計的工作上的報導採訪，作者還出版有《毛澤東和文匯報》等學術著作和《謝稚柳傳》、《張珩傳》等多部書畫大家和收藏大家的傳記。［1］談及他的人物傳記的主旨，鄭重曾自喻「不歡喜趕熱鬧，歡喜寫一些被忽略的或者受冷遇的人」。［2］按作者的說法，他這本耗時十餘年的傳記的目的並非是「為張春橋開脫翻案」，而是為了「尋找張春橋，特別是尋找真實的張春橋。……在尋找張春橋的過程中，我始終堅持：我不是審判者，張春橋也不是受審判的人。他是這本傳記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礎上，我和他進行平等的對話。我是以誠實的態度對待歷史素材，更是以誠實的態度對待張春橋」。（頁viii）平心而論，讀者是不難在掩卷之際體味到作者竭力追求的治學的公正與赤忱的。
鄭著縱篇近七十萬字，共分為「重返大上海」、「批判《海瑞罷官》」、「實踐毛澤東奪權理論（上）：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十月事件」和「現在還不是說話的時候」等22章。其中描述張春橋文革活動的有18章，佔了81％的篇幅。作者並不是一個能接觸文革機密檔案的人，除了公開出版的資料，他的史實大多來自他作為一個專業記者在巨量的訪談中的仔細挖掘。除了因為官方的嚴密限制，作者無法採訪獄中和保外就醫後（換一種監禁而已）的張春橋本人外，所有能夠找到的張文革前的同事，上下級；文革中的秘書、「同黨」、家人、親屬他都採訪到了。以這些口述史料為主線之一，又和現有的所有出版物一起映襯堪比、構成了鄭著的鮮明的記者型的特色：一種在不懈的採訪挖掘中把被遺棄的歷史碎片還原成完整真相的不凡功力。
歷史定位：毛、張之間的互動和互需
毋庸諱言，在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公眾視野裡，張春橋是一個被臉譜化了的人物。他帶著眾多的政治標籤，諸如「叛徒」、「篡黨奪權的陰謀家」、「野心家」等等。鄭著不從政治是非上來給人物的定位，而採取了一種較為中性的概括：「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作者認為：跟隨和理解毛澤東的步伐和思想，是相當一部分、包括延安走出來的革命知識份子的普遍心願。但不幸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毛澤東身邊的筆桿子都一一被淘汰出局，而張春橋卻和毛相知始終，並被毛視為知音。之所以如此，「靠的並不是對毛澤東的高調吹捧」，而是因為「他把自己定位為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思想的闡釋者，想在理論上制勝，或許認為理論比權力的壽命更長」。總之，「他只不過是毛澤東棋盤上的一顆棋子，沒有這顆棋子，毛澤東晚年的棋可能是另一種下法」。（頁viii，ix）
這一歷史定位，當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以為還可以進一步發掘毛和張之間的互動，即毛澤東身邊的筆桿子集團——極左派的理論精英們對毛澤東晚年思想形成的主動貢獻和反饋影響。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文革研究者，對於毛澤東的馬列理論素養都有過高估計的傾向。事實上，毛澤東從沒有過什麼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他有的只是一些反官僚主義的零碎的、不成系統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片言隻語。但是，毛要打倒劉少奇的慾望和陰謀都要比他在理論上的創造要強烈千百倍。毛澤東又是一個自負甚高的「革命導師」，他不想讓他對劉的鬥爭被認為是簡單的權力鬥爭而失去道德制高點，他需要製造出一套玄妙的革命理想和理論來美化他發動的政治運動。這些理想和理論其實是毛和他的筆桿子集團一起創造的。比如，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直到一月奪權以後才由王力和陳伯達為他在馬列著作裡找根據總結出來的。而當時總結的匆匆忙忙，還因為是1967年2月阿爾巴尼亞的共產黨領導卡博和巴盧庫來訪，必須要給他們一些文革的馬列理論根據。［3］這一過程，用現代漢語的大白話來說其實是「共謀」；而用中共官方的漂亮套話來說，便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了。［4］
其實，鄭著也已經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張和毛之間的這種互動。其一，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論性的文件，除《5･16通知》外，還有主要由張春橋起草修改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4月10日）。此中，張春橋發明了一個「黑線專政論」，即「文化戰線上都存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毛澤東在看後大加讚賞，他在進一步的修改中加上了「搞掉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如果說張春橋的「黑線」大約還只是指當時的文藝界領導周揚等人，而毛澤東則受張的啟發，把它發展成「全盤的系統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理論問題了。（頁176－177）其二，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另外的幾個綱領性的文件，張春橋還起草過提出「巴黎公社原則」的《十六條》，正式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1966年林彪的國慶講話等。前者張是被毛譽為「出力最多」的兩個起草人之一（另一個是王力）。後者則張是唯一的執筆人。此外，張春橋還是九大、十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人。其三，林彪事件發生後，毛因接班人問題的失誤而長期處於一種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處境裡。最後他又想到了製造玄妙的理論來轉移和掩蓋自己錯誤的舊招術。於是，1975年張春橋和姚文元受毛委託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兩篇重頭文章。［5］不僅把林彪集團硬和地主資產階級強行掛鉤，還把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怪罪到人類社會在一定的文明階段的必然產物頭上，諸如商品制度、貨幣交換、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等等。其實馬克思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雖然偏頗，但是還遠沒有荒謬偏激到要對商品和貨幣等「全面專政」的地步。張春橋等極左派理論家口口聲聲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而他們所闡釋的毛的最新思想才是一種貨真價實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倒退性的修正。張春橋不僅有其言，還有其行。1975年他就想在上海幹部中重新實施供給制，只是因為當時管經濟的市委書記馬天水測算後告訴他其花費會數倍於現行的工資制，市裡的預算根本無法承擔，張才只能悻悻作罷。（頁630）其實，這種「革命理想」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和人類文明的倒行逆施是顯而易見。好比現代社會中的食品難免有對人體有害的化學成分，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因噎廢食，甚至倒退到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去。從毛澤東「五七指示」到張春橋的「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等理論的要害，就在於用歷史和社會形態的倒退來避免人類的高級文明發展階段中難免出現的弊端。不僅如此，他們還要用手裡的獨裁權力來「全面專政」、強行推行他們的烏托邦幻想，其結果必然是災難性。
張春橋在中國大陸沒有成功的「全面專政」的實驗，後來在柬埔寨由紅色高棉在毛的直接支持下實現了。張春橋在1975年12月曾秘密訪問柬埔寨，高度讚揚紅色高棉廢除貨幣，做了「中國沒有做到的事」，把柬埔寨變成了一個「了不起的意識形態的試驗場」。［6］張春橋當然沒有提到這一試驗的慘絕人寰的後果：柬埔寨全國在數年內變成了一座大兵營和大監獄。監禁、酷刑、處決和飢餓造成了近兩百萬柬埔寨人的死亡，佔了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強！［7］
寫到這裡，我們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張春橋直到臨死都不肯放棄毛澤東的晚年思想——因為他本人也是這一思想體系的構筑者之一，而政治人物最難的便是否定自己。張春橋即便在1998年保釋出獄後還是一塊毛澤東文革理論文庫中的活化石。然而，如果我們要就此得出張春橋就是一個純粹的革命理想主義者的結論，那就太單純幼稚了。鄭著客觀地描述了一些歷史事實，揭示了理想主義者背後的功利背景。上海市委的原第一書記陳丕顯，是紅小鬼出身的長征幹部。在文革發動期中，他對江青到上海來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作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活動，曾是大力支持的。為此，毛澤東對他也曾寄予厚望，希望不要把他「燒焦了」，多次暗示他「出來工作」。其實，陳已經在竭力出來工作，作為上海「一月革命」的兩個基石性的文件《緊急通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就是陳和造反派一起擬定，並由他直接簽署的。因為這兩個文件得到了毛澤東的極力讚賞，便對張春橋在上海第一把手的地位造成了威脅。於是張就長期對毛隱瞞真相，並採用不光彩的伎倆和深知內情的朱永嘉等人統一口徑，貪天功為己有。（頁326－327）以後，張又一直藉口群眾的反應阻礙陳丕顯的解放，直到1974年毛澤東直接批示，才為陳安排了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虛職，並迫使陳向中央要求調出上海。（頁393－395）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來探討一下為什麼中央文革其他的筆桿子（如早期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後期的陳伯達）被毛逐步拋棄，而張會始終不倒的問題了。除了張和毛澤東在文革理論上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外，鄭著還列舉了多種個人性格和政治經驗等原因。比如，張在重大的理論問題上從不別出心裁地開風氣之先。1966年十一屆八中全會時，毛澤東就批評過戚本禹關於軍隊可能搞「熱月政變」的講話，指出：軍隊的事你們不要亂講……你看張春橋從來就不亂說話。（頁195）。又如，有時即便是毛澤東講錯了，張春橋原來只是跟進的，他也願意出來為毛承擔責任。一月奪權後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是秉承毛的原意。但一旦毛出爾反爾地改變了主意，張主動認錯，為毛承擔責任，自然深得帝心。（頁376）再如，張春橋進京後從來不和其他中央領導有工作以外的關係，時時擺明了自己是一個目不旁顧的只忠於毛的人，可謂用心良苦。（頁195）然而，這些都還不是最關鍵的。鄭著在講到張春橋的自我定位時還寫到：「他首先是一個地方官，其次再是京官，或者說是一位外放的京官。如此則進有據、退有援，可以從容應對越來越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頁389）換句話說，張春橋把他擔任第一書記和革委會主任的上海，當作了他實踐毛澤東文革理論的試驗田和根據地——這才是毛澤東所最需要的，而其他的筆桿子卻都沒有這樣的條件和實踐。如果說在1966年11月的安亭事件中張在沒有毛耳提面命的情況下簽字同意工人造反派的要求是冒險揣摩聖意，［8］那麼在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張主政的上海在烽火連天的全國，主動為毛提供了一個他的文革理論完全可以「成功」的樣板。文革中流行的口號「全國看上海」，並不是一句虛言。論大聯合，張在上海基本上未經大規模的血雨腥風就搞成了一派，即便是在1967年8月全市鎮壓反對派「支聯站」和「聯司」的行動中也沒有動槍炮和死人，為此得到毛澤東的稱讚［9］。論大批判，張春橋控制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一直有全國影響，張手頭還有「羅思鼎」、「丁學雷」等一流的極左派寫作組。1968年，其他省市還在忙著成立革命委員會，上海已經搞出了第一批文革鬥批改的成果。無論是「赤腳醫生」、「七･二一大學」，還是「理科大學的教育革命」的調查報告，都被毛直接批示，作為重要成果指導全國。［10］更為重要的是，上海一直是毛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典範。即便在文革中，它的工農業總產值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第三個五年計畫期間（1966－1970），上海工農業生產總值年增長10％。第四個五年計畫期間（1971－1975），年增長7.38％。共增長41.9％。［11］尤其是上海工業生產總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文革中也達到了平均每年16.91％的水平。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中是首屈一指的。［12］儘管毛的文革搞亂了全國，但是他決不會認為是自己的理論和決策的錯誤，相反一貫把責任推到劉少奇、林彪等政治對手和一切「階級敵人」的身上。同時，無論是自我安慰還是堵人口實，毛都急需一個穩定的省市作為他理論的成功佐證，而張春橋主政的上海正不斷提供了這種樣板。這樣，毛澤東和張春橋之間的關係，就決不僅僅是鄭著所言的毛澤東多次「救了張春橋」，應當還是毛澤東通過「救張春橋」來拯救自己的文革部署和實踐。總之，毛張之間除了理論上的互動，還有實踐上的互需。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