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7日，孟晚舟來到BC省最高法院（圖片來源：RichLam/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8月24日訊】不要誤以為被中共挾持為人質的僅僅是外國公民，中國政府實際上一直把自己的人民作為人質。是否提前釋放著名的政治犯，是否允許他們出國，一直是北京在外交談判桌上的籌碼，尤其是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後。被稱作「中國薩哈羅夫」的方勵之在六四屠殺後進入美國大使館，一年內不被允許離開中國。中共當局有意識地把人質交易作為外交的一個戲碼，捉放遊戲也玩得日趨嫻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釋放，與93年申奧有關；王軍濤於94年保外就醫流放美國，與最惠國待遇、聯合國人權大會相連；魏京生第二次保外就醫流放國外，成為江澤民急欲訪美的籌碼；王丹、劉念春保外就醫流放美國，是對克林頓98年訪華的酬謝。」王有才、方覺、熱比亞、貝嶺等人，也先後作為中美交易的人質籌碼。劉曉波評論說，「這樣的人質外交既殘忍又下流，永遠是放一個、抓更多，大陸的監獄中永遠不缺與美國作交易的政治人質。」
住在德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多爾昆-伊沙說，在新疆的弟弟胡斯塔爾最近被判處終身監禁，「這當然與我的活動有關」。同樣在今年，在新疆的維吾爾醫生Gulshan Abbas被判處20年徒刑，這是中國政府在報復對她在美國的姐姐Rusha Abbas長期為維吾爾人權發聲的工作。自由亞洲電臺的維吾爾記者們共有50多名親屬在新疆被拘留，一些人被關押在集中營（所謂的「再教育中心」），另一些人被判處監禁。中國政府把自己的國民當做人質來要挾他們在海外的親屬，企圖讓他們閉嘴。前不久我對ProPublica的記者談到，「幾乎每個海外華人都有至少一個家庭成員居住在中國大陸。我們擔心我們的家人會成為攻擊目標；不得不擔心中國家庭成員的人身安全，而自我審查。」
國際社會應該從北京的「人質外交」和經濟脅迫中吸取許多教訓。
即使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大多數政治家和學者仍然認為，只要世界鼓勵並允許中國參與國際法律體系和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就會變得更加自由和開放，成為一個民主國家。然而，正如James Mann一本書名提示的那樣，「經濟自由導致政治自由」已被證明是一廂情願的「中國幻想」。整個西方的政治天真和見利忘義的機會主義，也寫在中共專制迅速崛起的功勞簿上。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中共卻明確而堅定地拒絕了自由民主的理念和任何邁向憲政的改革。中國的人權狀況一直在惡化，正在進行的維吾爾種族滅絕，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人權災難。不管承認與否，過去40多年來，西方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已經失敗。在我看來，與一個專制政權進行接觸、交易而不堅守原則、不真正推動人權與民主，這幾乎就是綏靖政策。
華為在法律上註冊為一傢俬人公司，但它不是私人公司。對兩位加拿大麥克的審判與法律無關，而只是在加大未來談判的籌碼。中共經營的海外媒體不是媒體，而是宣傳機器。中共統戰機構下面那些學聯、商會、同鄉會、校友會等等也不是什麼民間組織，而是負擔著統戰任務以及更加不可告人的任務。一帶一路與其說是一個經濟項目，不如說是一個用心險惡的政治項目。北京熱衷於舉辦奧運會不是因為對體育的熱愛，而是為了共產黨的宣傳需要。中國批准了二十多個國際人權條約，不是為了遵守，而是為了操控。在聯合國或任何國際論壇上，中國政府代表的不是中國人民的利益，而是中共特權集團少數人的利益。——這些都是極為簡單的事實，但世界已經被誤導和混淆了太久。
有些人、有些國家已經意識到了中國對全球自由和民主的威脅，但還遠遠不夠。一旦世界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共的罪惡、野心和行為模式，就很容易找到可行和有力的行動：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抵制北京奧運會，禁止強迫勞動的產品，支持良心犯和維權人士，停止向北京出售監控技術，不把中國選進人權理事會，通過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法案，審查中共滲透的媒體和協會，不把維吾爾人和突厥人遣返中國，不為腐敗官員和侵犯人權者提供安全庇護，如此等等。
如果加拿大屈服於北京的欺凌，中國當局得到的信號將是人質外交是有效的，他們會採取更多的綁架和勒索手段。兩名麥克、玉山江等遭受牢獄的加拿大公民值得同情和聲援，加拿大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是面對世界上最強大的、也最有迷惑性的專制政權給世界帶來的深刻挑戰，任何一個單一的自由國家似乎都力不從心。因此，建立一個更加積極主動、以價值為基礎的民主盟友是無比重要和迫切的。值得欣慰的是，隨著中共的猙獰面目越來越清晰和迫近，民主聯盟正在迅速恢復和壯大，回擊以中共為首的專制聯盟的決心也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