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塊大屏幕正在顯示習近平的講話。（圖片來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7月11日訊】7月6日，習近平在全球政黨峰會發表講話。其核心內容是「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目的在於為中共的專制辯護。他還說「一個國家民主不民主，要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而不能由少數人說了算」。
當習在念稿念到最後時，忽然重複前面已經念過的講稿，並數次低頭翻閱稿件，還低聲詢問：「我這說完了嗎？」沉默一陣後，才重新跳回結尾段落恢復致辭。
有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之所以會這樣問，是因為內心有慌亂，知道自己在說謊，擔心自己話沒說圓。
資深媒體人嚴純鉤剖析了習近平的慌亂，他指出：中共目前面對的，就是這麼一個困境：黨內外一切大事定於一尊，沒有人膽敢有異議，一有異議就可能有滅頂之災，於是整個黨就被綁在習近平身上，習近平犯錯，黨就犯錯，習近平不能糾錯，黨也不能糾錯。國進民退，文革回潮，外交戰狼，踐踏香港，武統臺灣，糟蹋新疆，鎮壓維權，種種劣政都出自習近平之手，內外互相拉扯，屢敗至不可收拾，如此的中共和中國，將如何走下去？
有意思的是，習近平講話出現的狀況，另一位獨裁者也出現過，歷史可謂驚人的相似。他就是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前蘇聯駐華大使費德林在他的回憶錄中披露，一次勃列日涅夫在與尼克松對談時，竟當著尼克松俄文翻譯的面，問費德林：下面這段還念不念?
但就是這樣昏庸老朽的人，竟掌握蘇聯權力十八年之久，這個國家又怎能不崩潰呢?
這個故事取自於嚴秀的文章《平庸無為卻大權獨攬18年：勃烈日涅夫》。下面，我為大家介紹一下這篇文章，並聯繫當今中共紅朝和黨魁習近平，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已經風燭殘年，出現各種幺蛾子不過是它末日的徵兆。
嚴秀在文章中寫道：勃列日涅夫是一面鏡子，是二十世紀以至人類歷史上一面灰濛濛的鏡子，一面可以照出因為堅持僵化、倒退、反對改革而終於導致國家完全崩潰的鏡子。
當一個國家民族處在既可以走向復興，也可以走向崩潰的大轉折時期，勃列日涅夫選擇的是後者，於是歷史也就毫不客氣地把這個政權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統治蘇聯的十八年，是一個很長的關鍵轉折時期。在這個長時期內，把蘇聯變好、變壞的兩種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後者的道路。他們最終成了一場歷史大悲劇的製造者。
赫魯曉夫統治的十年，應該說，最大的改革就是停止了大恐怖政策。勃列日涅夫上臺後，如果認真總結歷史得失經驗，痛改斯大林、赫魯曉夫兩朝的弊病，那麼，原是有充分的時間去扭轉前朝的衰敗，並使蘇聯逐步轉入復興軌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沒有這麼去做，他實行的是大規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專制、守舊、倒退的新斯大林主義或半斯大林主義統治，使國家處於外強中乾的危險狀態。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蘇斯洛夫忙於搞的是絕對的思想專制，全國只需要有一個頭腦，即勃列日涅夫的頭腦就行了。
1970年，在蘇聯境內亞塞拜然加盟國內的一副巨幅勃列日涅夫的畫像，畫像中勃列日涅夫佩戴各種勛章。（圖片來源：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勃列日涅夫時期，又由他的主要依靠者和總顧問蘇斯洛夫等，炮製出了一套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自我欺騙理論。這表面上似乎比赫魯曉夫的誇張後退了一些，但在實際上卻是更荒唐。因為赫魯曉夫是窮過渡、硬過渡，並未吹他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而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則硬吹已建成並在加強「發達社會主義」了。這在實際上不是比赫魯曉夫更亂吹牛皮，更加不顧現實麼？
勃列日涅夫掌權時所遇到的困難，其實遠沒有中國在「文革」結束時所遇到的困難嚴重。但是勃列舊涅夫等人不敢正視現實，不敢正視危機，一味盲目誇大成就，繼續搞腐敗專制統治，其結果就是：在走向復興還是走向崩潰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遲疑地沿著崩潰的路走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本是赫魯曉夫一手提起來的人。此人雖然庸愚，但精於權術和陰謀，他竟把自己的老師赫魯曉夫一口吃掉了。1964年10月中旬，赫魯曉夫回到莫斯科時，克格勃頭子謝米恰斯內依不由分說地將他押送到主席團會場，接受長時間的批鬥。赫魯曉夫從此被廢為庶人，至死處於被嚴密監視的狀態。
勃列日涅夫以一個庸材，一朝黃袍加身，竟然把個新沙皇寶座一屁股坐了十八年(1964—1982)。蘇聯後來把勃氏當政時期定名為「停滯的二十年」，事實上是停滯和倒退的十八年。莫洛托夫說：「戰後已過去40年，我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使我們嚴重地停滯了。」
勃氏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恢復半斯大林主義或新斯大林主義的統治。特點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黑暗現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重新迫害文化人；對外大大恢復了斯大林時期的武力擴張政策(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為赫魯曉夫時期的5倍；1968年佔領捷克；1979年無故出兵佔領阿富汗；操縱某國佔領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擴軍備戰等等。出兵佔領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臺四年時幹的，從此以後，「改革」的話題就談也不談了。此外，在對內鎮壓方面，勃列日涅夫時期還發明瞭一個「瘋人院」政策，即把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很多人根本談不到這個罪名，此處是借用舊詞)紛紛加以變相監禁，用逮捕與綁架等方法把人捉進「瘋人院」去。此法有時比無故監禁還更不人道，因為在「瘋人院」裡是要進行「治療」的，而所謂治療，就是破壞人的正常神經功能，使之成為真的精神病。
勃列日涅夫一上臺就忙著製造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但是，這麼一個庸愚的人有什麼東西可以叫人崇拜的呢?然而，這種崇拜在那裡已成為制度，誰上臺誰就是上帝，人們就得崇拜這個人間的神。在這方面，勃氏的面皮之厚，在中外歷史上是少見的。
蘇聯《真理報》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論中，都必須有專門歌頌勃列日涅夫的段落。這是不成文憲法，一定得照辦。有一次，《真理報》編輯不知怎麼忽略了，中央書記齊米亞寧立即打來電話責問：為什麼當天社論上沒有歌頌勃氏的內容。總編輯只好檢討是出於偶然，並保證今後不再犯同樣錯誤，才算了事。
勃列日涅夫幹此類驕奢淫逸的事情，離開蘇聯最終自行崩潰還有十餘年之久，但實際上這位最高統治者早已把國家弄到崩潰的臨界了，誰還能挽救得過來?
勃列日涅夫實際上自1977年即得重病，已不大能理事了。但他仍繼續當了五年最高領袖。他們的制度保證了最高領導人的終身制。只要當權者一口氣不斷，就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一句下一步怎麼辦的問題。這怎麼能夠保證國家有一個生機勃勃的領導呢?
勃列日涅夫當政開始的幾年，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做了一些改革，生產也有些上升，這是事實。但是幾年後，政府管理機構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部長會議下屬各部委的正副部長達800多人，一個鋼鐵工業部就有正副部長19人之多。試想想，如果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政府有800多個正副部長，那這些政府還如何工作?當時蘇聯的高級官員儘管多如牛毛，卻管理不了國家的大事。大事始終只能由一二個人決定。勃列日涅夫實行的就是個人和極少數人的寡頭統治。例如，1979年無端出兵佔領阿富汗，就是只有四個人參加做出的決定，這便是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葛羅米珂、烏斯季諾夫。後二人一是外交部長，一是國防部長，業務關係，不能不參加，所以真正做決定的其實就是這個統治體系的勃、蘇二人。對於這樣關係國家命運、出兵佔領他國達十年之久的大事，竟由一二人就擅自決定了，世界上什麼地方有過這樣的獨裁?
勃列日涅夫又是個十足低級趣味的類似暴發戶式的人物。勃氏掌權時，距戰爭結束已二十年，但他還是硬要當元帥，自然就當上了。勃氏還給自己頒發了無數最高級的勛章。所以蘇聯人在背後講勃氏笑話時常說：蘇聯的軍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為他的勛章比朱可夫還多!
就是勃列日涅夫這樣一個庸材，竟然在蘇聯做了十八年的最高領袖。看來，這個黨已經失去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和機制了；人民始終無絲毫權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垮臺了事。
勃列日涅夫確實是一面鏡子。不過，它不是空空道人手裡的「風月寶鑒」，而是現代歷史巨人手裡的一面「興亡寶鑒」。
以上是嚴秀文章的主要內容和文字。通過勃列日涅夫這面鏡子，我們看到了今天的中共和它的黨魁習近平的影子。當今的中國同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習近平同樣背離歷史的潮流選擇了政治倒退，同樣打壓自由言論和政治異議人士，同樣熱衷個人崇拜，同樣弄權有術，治國無方。勃列日涅夫執政的十八年是一個災難，但對於蘇聯共產黨的覆滅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用災難結束災難，用荒誕終結荒誕，這是一個詭異的歷史法則。勃列日涅夫這面鏡子照出了中共的末日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