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江青在延安結婚。（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浪漫指數
意謂民若不舉，官何必究？浪漫指數囿於條件，延安婚戀浪漫指數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訪問」，情人們唯一浪漫之事就是週末舞會。打穀場上，油燈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著草鞋跳舞。婚禮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長征老幹部舒同（1905～1998，後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與女知青石瀾結婚，中央黨校校長彭真主婚，舉行莊重婚宴——「粗麵饅頭，西紅柿炒洋芋片，並以開水當酒。」
這還算好的，有麵有菜，辦了婚席。大多數延安婚禮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稱「花生米婚禮」。1938年11月20日，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也僅在鳳凰山窯洞外擺席三桌，很普通的幾個菜，一盆大米飯，沒有酒也沒有凳子，客人站著吃飯。毛澤東沒出來，江青出來轉了轉，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飯吃，吃完就走，也不辭行。
新婚青年沒有房子，十幾孔窯洞專門闢為「青年宿舍」，只有一張床，被褥自帶，不開飯，一天五毛錢。每到週六，小倆口背著被褥來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單位。
生活供給制、組織軍事化、思想鬥爭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單位，無所謂家，夫妻在各自機關工作，每週見面一次，同一機關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飯。人多之處，愛情亦多。陳學昭：「愛情！愛情！『前方正酣熱於炮火，後方一切還照舊繼續著，人們戀愛、嫉妒、相擠。』」
延安婚戀花絮多多，自由戀愛、組織分配、歷盡坎坷、第三者插足、愛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劉嫁三王」，各有各的戲，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醫院王抗博醫生，與張看護生下一孩，王醫生不肯負責，張看護自殺於醫院。「在延安，像這樣的事是很平常的。」
也有一些封閉環境中長大的女孩，很少接觸異性，抵延後，一下子就倒在第一個敢於擁抱她的男人懷裡。延安屢鬧愛情風波，整風前結婚率離婚率相當高。革命並未改變男尊女卑的國色。丁玲：「離婚大約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也還有火夫們強姦並殺死女人的刑案。
女性資源的缺乏，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根據最新資料，蕭軍與丁玲談過戀愛，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1920～，榆中縣長之女）訂婚後輾轉赴延，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談起戀愛。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到會，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蕭軍，你有什麼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麼野蠻。」蕭軍才把匕首收起來。
禁慾主義畢竟是紅色意識形態主旋律，「個人問題」終究與革命大目標有衝突——顧家難顧國、顧卿難顧黨，沉溺於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組織至上，個人問題再大也是小事。也有個別反例，體現了革命時期的「自由」，胡績偉就突破傳統娶了嫡親堂姐，且未婚生女。
延安夫婦還有一檔最麻煩的事——孩子。高幹有服務員給帶，或進保育院，一般幹部的孩子則很難進保育院。「女同志懷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年輕夫婦李銳、范元甄，一邊是炮火連天的內戰與繁忙工作，一邊是麻煩日增的大肚子與哭聲不斷的新生兒，兩人不知吵了多少嘴、傷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書：「我什麼也不能做，整日抱著，心似火燒。思前想後，只想把他勒死。我帶他已至毫無樂趣的地步了。」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傳統，嬰孩隨生隨送老鄉，且由組織一手安排。1939年7月，抗大與陝公遷往前線，徐懋庸、劉蘊文夫婦隨行，新生一子，送給瓦窯堡居民。「解放後去信探問，經當地政府覆信，說已因患天花死了。」1943年春，石瀾生子，一個月後，「上級卻通知我，要我把嬰兒送給別人，而且聯繫好了，送給王家坪附近的一戶農民」，因為石瀾有「特嫌」，要接受審查。
戰爭年代棄嬰尚可理解（賀子珍長征中棄女、張琴秋西路軍時期追兵在後棄子），延安時期再保留這一「革命傳統」，便帶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體現了「革命高於人權」的價值邏輯，屬於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烏雲。米脂乃陝北首富縣份，該縣地富女兒絕大多數識字上學，「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在解放軍內部，米脂縣被稱為『丈人縣』。」
1949年進城後，不少中共幹部頂不住「糖衣炮彈」誘惑，蹬掉鄉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兒與城裡資產小姐，號稱「婚姻革命」。1953年，僅法院受理離婚案即達117萬件。
親歷者浩然（1932～2008）詳述共幹這一時段的「鳥槍換炮」：邪氣是由那些吃上公糧、穿上幹部服和軍裝的農民們給攪和起來的。當初他們在村子裡幹莊稼活的時候，又窮又苦，很害怕打一輩子光棍兒，千方百計地娶上個老婆，就心滿意足地哄著老婆給他生孩子，跟他過日子。後來共產黨在農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種不同的動機他們靠近革命，最終被捲進革命隊伍裡。
隨大流跟大幫地挨到勝利時期，他們竟然撈到一個以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官職。地位變化，眼界開闊，接觸到年輕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腦袋裡滋生起喜新厭舊的毛病，就混水摸魚、乘風而上，紛紛起來帶頭「實踐」新婚姻法，生著法子編造諸般理由跟仍留在農村種地、帶孩子、養老人的媳婦打離婚。由於他們的行為，形成一種時興的社會風氣：凡是脫產在外邊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農村裡的媳婦鬧離婚，就被視為落後、保守、封建腦瓜，就沒臉見人，就在同志中間抬不起頭來。
我們的老縣長，年近半百，很追時髦。他在貫徹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縣直機關起帶頭作用，跟鄉下那位與他同甘共苦患難幾十年的老伴離婚之後，馬不停蹄地跟一個比他兒子還小若干歲的女青年幹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薊縣傳為新聞，傳為「佳話」，轟動一時，風光一時。有這麼一位領導做表率，縣直機關的男人們，不論年歲大小，不論原來的配偶與之感情如何，幾乎都比賽似地搶先進、追時興，吵吵嚷嚷跟鄉下的媳婦鬧離婚。……縣委書記彭宏同志指責我思想「封建落後」，不捨得跟一個沒文化、梳著小纂的農民媳婦打離婚的事兒。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進入「火紅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戀幸福度達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戀也隨著一場場政治運動顛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與此後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延安女幹部郭霽雲晚年還鬧離婚。
舒同與石瀾結婚40年，夫妻關係一直十分緊張。石瀾：「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緊張氣氛帶到家庭中來，因此與丈夫不斷發生齟齬和爭吵。」舒同向子女訴苦：「在社會上緊張工作，回到家庭裡面也是緊張，這樣的家庭，還不如沒有。」1982年，舒同震怒石瀾對自己的揭發，堅決離婚。石瀾在〈離婚通知書〉上悔批八字——「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李南央評母：「她這輩子過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評：「我與李某有過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個有缺點的共產黨（真心革命而入黨的）和一個假革命之間的一場階級鬥爭。」1950年的李銳，對夫妻生活退守於「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罵婆婆：「死，也沒什麼，只解放了許多人。」陳雲聽說李銳跪母：「這種母親還要她作什麼？」1959年廬山會議後，李銳白天在機關挨鬥，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場批鬥在等著。為革命而結合、為黨籍而離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勵。1960年范元甄離婚不久，去看周恩來夫婦，吃飯時陳毅說：「老夫老妻離什麼婚呵？！」周恩來正色：「嗯，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來的理解頓感釋然。
1994年，南京電臺「今夜不設防」欄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訴的長信，一位離休女幹部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時代有一位才貌雙全的戀人——留日清華生。參加革命後，她向組織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組織嚴肅告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不能調和的！」她大哭一場，只好將組織的意見信告戀人。不久，文工團的上級領導、某部長為她作媒，一位參加長征的正團幹部，大她14歲，已有一孩。她說：「我不找對象。」部長：「不行！」再曰：「那我轉業復員。」「也不行！」組織一次次找她談話，要她服從安排。她只得成為老紅軍的第三任妻子。
這位老紅軍農民出身，剛開始學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傷疤，忍受不了「戰鬥英雄」的暴躁性格——動輒「老子槍斃你！」一次將她從樓上打到樓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離婚，組織科長批評她：「他對革命有貢獻，對待革命功臣應該熱愛。你的小資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不准離婚！你和他離了婚，他怎麼辦？誰跟他呢？」長期憂鬱，她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她多次提出離婚並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氣向法院遞交離婚訴狀，法院轉給單位，領導找她談話：「不准離婚！要好好照顧老同志。」她只得含淚維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開飯。每晚等老頭看完《新聞聯播》與天氣預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廳看自己喜歡的歌舞戲曲或電視連續劇。
年年歲歲，一齣長長的啞劇。改革開放後，55歲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機關提出離婚，還是不准。組織上說：「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話？將就著過吧。照顧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務！」她哭訴蒼天：「這是為什麼？」長信播出後，感動了無數聽眾。此時，她還在醫院陪侍78歲的臨終丈夫，餵飯擦身、端屎端尿。老頭臨終前一遍遍問：「我死了以後，你還找不找老頭？」她不忍心傷害臨終者，咬咬牙：「我跟孫女過，你放心走吧。」老紅軍放心走了。當她看到黃宗英與80歲馮亦代的黃昏戀，再三感嘆：「我沒有這樣的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