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首任黨魁陳獨秀最終看透了共產主義。（合成圖片 右圖來源：JOHN MACDOUGALL/AFP via Getty Images ）
【看中國2021年6月13日訊】陳獨秀是《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從1915年開始大力宣傳倡導「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批判儒教和傳統道德、「打倒孔家店」。當時，《新青年》幾乎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總部基地」，而陳獨秀幾被譽為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
雖然到五四時陳獨秀還相信「民主」和「科學」，還主張「應該拿英美做榜樣」（1919年11月2日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但是，他的個性，他的氣質，他的道德，他的學養，他的興致，他的趣味，他的追求，他的價值取向，他的政治啟蒙，他的教育環境，他的學術地位，他的信譽遭遇，使他早在「文學革命論」的時代就已經露出殘忍、血腥的一面，鼓吹「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污」了（1917年2月號《新青年》雜誌2卷6號陳獨秀《文學革命論》）。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時代氛圍加上個人際遇，讓陳獨秀更加激進，居然提出「入監獄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1919年6月8日《每週評論》陳獨秀《研究室與監獄》），自由主義精神已然流失。到了1920年，因「作風問題」被迫離開最高學府，失掉了主流、正宗、「有特殊貢獻知識份子」和學者的身份，成為邊緣化人物的陳獨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的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的專有物……」，「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後事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1920年9月1日陳獨秀《談政治》）。這時的陳獨秀，已近於走火入魔了。當然，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在這裡，他留下了一個活扣、一個暗語，就是「後事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這個活扣，為後來人留下了無窮可能；這個暗語，為後來事埋下了無限想像。這個活扣和這個暗語，也昭示了陳獨秀畢竟比專為一己之私不惜以千萬人生命為代價的毛澤東的境界高的太多太多。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中國知識份子，目睹民國以來中國政治的黑暗、混亂和停滯，軍閥的驕橫、專制和為禍，無不憤怒與焦慮，連胡適這樣溫和的自由派和君子都忍不住要說出相當難聽的話來。因為民主求而不得產生的對民主的失望以及對民主是否符合國情的懷疑，使知識份子逐漸轉向和追求急進。如果說，十九世紀先進的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看到的是西方的光彩奪目和大道之行，那麼進入二十世紀，讓歐洲社會主義者們弘揚發微的資本主義的缺點和弊端，雖然離我們的世界還那麼遙遠但卻已經纖毫畢現地讓一直在吹毛求疵、幸災樂禍的中國人看在眼裡，立刻引起了淺嘗輒止的中國學界的強烈共鳴。加上帝國主義不肯放棄對中國的控制、加上一戰帶來的西方的危機和混亂、加上王八蛋蘇聯的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後假惺惺發表的「廢除對華特權、取消庚子賠款、歸還中東鐵路」的《對華宣言》，進步知識份子開始懷疑西方主流價值、關注馬克思主義、同情蘇聯革命，並企圖尋求第三條道路，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都是情有可原的。連蔡元培都曾經私下表示：「看來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了，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所作為」，更遑論其它人了。
但是，像陳獨秀那樣熱衷、那樣急切、那樣不求甚解、那樣迫不及待地將馬克思主義引入實踐、將蘇聯革命付諸實施，確實有他很深很強的個人因素，這一點是有證可查的。
張國燾回憶說，陳獨秀1920年「痛恨北京政府，認為非徹底革命推翻軍閥不可；他常向人高談馬克思主義，表示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較遲，直到1919年初才發表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到這年底，他被迫離開北京以後，才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他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也許是受李大釗、戴季陶等朋輩的影響」。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絕對創始人陳獨秀，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覺悟」不但不屬於最深、最早的那批中國人，而且還是一知半解的。也正是因為這樣，陳獨秀反覆表示了他對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甚篤，而且有過相當研究」的羨慕和欽佩。但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武器運用於政治實踐，組織共產黨，卻是以陳獨秀為最積極、最先進、最熱衷。張國燾說：「他（陳獨秀）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組織中國共產黨，主要由實際政治觀點出發。換句話說，中國半殖民地的處境和內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個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走上國際共產主義的道路」。這非常清楚的說明，陳獨秀創立中國共產黨，陳獨秀鼓吹蘇聯式革命，根本不是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解和堅定信仰，根本不是基於認定共產主義是中國的必然選擇，而是「由實際政治」出發、而是因為他個人的挫折和憤懣、而是源於他希望以別闢蹊徑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而是類似江青在上海灘攪得昏天黑地後遠走延安求得新生。
相比好鬥的陳獨秀，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溫和的李大釗，當時真的把馬克思主義當做一門學科來探討、研析。就在陳獨秀急不可耐地大叫：「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時，李大釗卻在中肯、學究、認真和善意地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科學來研究，卻在截然相反地認為「自己和陳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都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革命的情況知道得也還嫌少」，卻在細水長流地「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認為「現在應該建立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團體應暫時不過問政治」。不但如此，李大釗還深刻地看出，很多人——當然沒有好意思說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只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很時髦的，他們是現實政治的活動人物，設法利用之意可能高於信仰和研究」。
當時不但李大釗這樣老成持重的人，就連張國燾這樣少年輕狂者，也只是「抱有從事共產主義的意向和熱情……偏於興趣」，而沒有當成一件正經的事業，以至於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另一位少年輕狂、共產黨一大代表李達則「對組黨一事也不算起勁……每天都忙於寫作，沒有經常參加我們和陳先生的談話，雖然他總是被邀請的」（張國燾《我的回憶》）。
情況還不止如此呢。據張國燾回憶，在1920年7至8月陳獨秀走火入魔、信心滿滿的籌劃「建黨偉業」這一段緊鑼密鼓的時間裏，「並未見到陳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組的發起者們在他家有任何集議。而且我和這些人先後會面晤談時，發現他們都沒有陳先生那樣專心致力的熱誠和集中注意力在組黨這件事上」——由此徹底戳穿了《建黨偉業》、《開天闢地》裡編造的「歷史必然」、「民心所歸」等等騙人的鬼話。
還不要說上面張國燾提到的等而下之的這群人，就是始作俑者陳獨秀，就在他急吼吼要建黨時，居然連「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獨立革命、民主革命的關係」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初級課程都搞不明白，以至於想組黨，卻連一個黨綱和政綱都提不出來，以至於他自己都擔心，未來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竟是一個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就在這個時候，王八蛋蘇聯派出了共產國際伊爾庫斯科遠東局的特務、間諜威金斯基和漢奸楊明齋逶迤來到中國，試圖尋找東方傀儡、建立國外基地組織、搞第五縱隊、策劃國際恐怖事件。他們輾轉找到陳獨秀，和陳獨秀一拍即合，許諾給於理論、組織、金錢等各方面資助，使陳獨秀大喜過望。他們暗中的陰謀與策劃，細緻入微到核算出一個職業共黨每月需要蘇聯提供多少塊大洋的生活費和活動經費的地步！於是，組黨的準備就在蘇聯直接指導、監督和資助下終於完成了。
中國共產黨所謂的建黨偉業，完全是陳獨秀個人的揠苗助長；中國共產黨所謂的開天闢地，完全是共產國際的強行輸入；中國所謂的共產主義運動，完全是蘇聯樣板照貓畫虎的移植。這種揠苗助長、強行輸入和照貓畫虎，是如此的輕率、毛糙、兒戲、胡鬧，遠遠無法和當年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期間的奉獻、投入、執著和艱辛相提並論。
就這樣，一個以「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高宗旨的，完全與當時中國民主、自由、進步、開明的發展主流和時代趨勢背道而馳的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來了。
就這樣，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捍衛人權、激濁揚清、書齋苦修之時，在胡適辦《努力週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辦《現代評論》週刊、研究《紅樓夢》、研究禪宗、研究神會和尚之時，陳獨秀風雲際會、呼喝天下、縱橫捭合，「唯使君與操」，名勢熏天，儼然中國命運之決定者。
就這樣，為了追求革命成功、理想實現、事業成就、名聲權勢、背景靠山、活動經費，陳獨秀從一個自由知識份子，變成了一個喪失獨立思想和人格，對蘇聯和共產國際言聽計從、亦步亦趨、唯唯諾諾、奴顏媚骨的猥瑣之輩。
乍一想，人們一定會問：在新文化運動的潮流下，在民主和科學的大趨勢中，為什麼以「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一批最先進的知識份子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最終卻走上了一條那麼可怕、邪惡、殘暴、極端、恐怖和陰謀的道路，最終卻變成了一幫屠夫和劊子手？
其實，如果你仔細研究、分析，就會發現：最早發起、創立共產黨的一批人，遠遠不是當時最優秀的、而且絕大多數人甚至不能被稱為知識份子。除了陳獨秀、李大釗算是獨立知識份子，還有一批只能算是二把刀的知識份子，比如戴季陶、邵力子、陳望道；其餘的都是一些沒有受過自由主義訓練的激進的學生娃張國燾、張申府、施存統、劉仁靜、李達、李漢俊、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等等，當然還有根本和知識份子無關的瀋定一。當時最優秀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錢玄同、蔣夢麟、劉半農、劉師培、辜鴻銘、章太炎、胡適以及最優秀的學生娃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根本不屑於去趕馬克思主義的時髦，根本不會去跟現實政治的風。而就是上邊提到的那些不優秀的知識份子、二把刀的知識份子、沒有受過自由主義訓練的激進的學生娃、與知識份子不搭界者，最後也一個個、一步步、批次、先後、殊途同歸地認清、識破了共產主義的虛偽和殘忍，全夥反正、集體「投誠」：戴季陶、邵力子、瀋定一——徹底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成為最積極的反共派，差不多畢生與共產黨殊死抗爭；陳望道、李達、李漢俊、張申府、施存統——很快脫離中共，獨善其身，成為學者、教育家；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迅速退出中共，堅持無政府主義理想；陳獨秀、劉仁靜、張國燾——逐一被共產黨驅逐、迫害、侮辱，最終成為共產主義深刻的覺醒者和批判者。
如果用「古史辨」的方法假設，我相信，以李大釗之前表現出的理性、深沉和學養，假以時日，他的覺醒和批判，會遠遠比陳獨秀、張國燾們更提早、更自覺、更徹底。
也就是說，僅僅六、七年後，中國共產黨已經和知識份子無關，已經和最初一批先行者、創立者的目標、理念背道而馳，更和獨立、自由知識份子水火不容，成為農民、暴民、土匪所掌握、為核心的暴力團。
1903年初，梁啟超遊歷美國，拜訪了科學家摩爾根，摩爾根向他送贈了一句名言，使他極為感佩：「凡事業之成就，全在未著手為開辦之前，一開辦而成敗之局已決定，不可復變矣」。因此，與其說斯大林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其說共產主義在中國慢慢變了質，不如說從一開始共產黨建立的理論和組織基礎就注定了它的最終方向。
1929年陳獨秀被共產黨開除黨籍，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逮捕投獄。在關鍵時候，他的共產主義的同志、晚輩們對他落井下石、過河拆橋、卸磨殺驢、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翻臉無情地誣蔑他是「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而反倒是他的自由主義的舊交、後來的不同道者們，為他挺身而去、為他奔走呼籲、為他仗義執言、為他慷慨陳詞，這裡面有他早已與之分道揚鑣的昔日的朋友和現在的敵人章士釗、胡適之、傅斯年，這裡面也有他從未謀面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愛因斯坦、羅素、杜威。他當年的金主、恩公，他為之顛沛、為之流離、為之造次、為之下獄的蘇聯、共產國際對他恨之入骨，罵他是「托匪」，栽贓他是「日特漢奸」，必欲置他死地而後快，而他的死敵國民黨蔣介石卻給他公開審判，給他最有名的大律師辯護，給他獄中優待條件，給他大量古今中外書籍閱讀，給他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研究，讓他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共產黨統治區的《紅色中華》就他的庭審發表《托陳取消派向國民黨討饒》的不實之文，國民黨統治區的《益世報》和其他報紙卻全文登載他的自辯詞和章士釗的辯護詞，一時轟動全國；反動派的亞東書局還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彙編」，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
在如此善惡分明下，在這般冷暖對比中，陳獨秀再怙惡不悛，也該覺醒了。因此他在1936年3月《火花》上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的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
1941年，陳獨秀「以六十二的老頭子，表示要‘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他指出：「俄國（十月革命）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了，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門面語而已」。這種現象，他認為是很「不幸」的。他說：「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製都和殘暴、矇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他列了一張對照表，在英美民主制欄下：「（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發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的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等的討論爭辯。（二）無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殺人。（三）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但在俄德意的法西斯制欄下，卻是：「（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四）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五）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他結論說：「每個康民尼斯特（指共產黨）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陳獨秀的最後結論是：「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
李敖說，「在這些‘最後見解’中，我們清楚看到陳獨秀又回歸他五四時代‘應當拿英美做榜樣’的老路。彭述之《悼陳獨秀》一文中罵他‘有始無終’，其實陳獨秀的可貴，正在他有始有終，他始於英美式民主、終於英美式民主，他在中間一段流水二十年，最後行雲深處，卻停雲文就，為中國指出最後的方向，看山水又是山水了，陳獨秀的可貴啊，正在這裡！」（李敖《五四以後的陳獨秀〉》）
可是，當年國民黨中國是個「法治社會」，沒有搞新聞封鎖和訊息管控，蘇聯的肅反、大屠殺、滅絕農民、毀滅經濟文化、消滅少數民族的罄竹難書的滔天罪惡，陳獨秀必定耳濡目染，他怎麼能夠一直到了1941年、一直到了62歲的老頭子、一直到了瀕死的前一年，才明白過來呢？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但他覺醒的未免太晚了！我們雖然不能就斷言他是「利令智昏」，但至少他是「後知後覺」的典型。不過，就是這種典型的「後知後覺」，就是這種在自由世界裡連小學生都視為金科玉律的見解，在共產黨的天下裡，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天下裡，卻是多麼超前、多麼突出、多麼另類、多麼光彩奪目、多麼振聾發聵啊！他之後多少代中共領袖、他之後八十年裡的芸芸眾共們，連他的一個零頭也趕不上、連給他提鞋也不配呀！
陳獨秀最令人稱道的，還有他晚年的硬骨頭。1937年共產黨提出只要他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復他的黨籍。但陳獨秀斷然拒絕，以至於王明、康生用最陰毒的伎倆來誣陷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多次託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也被他拒絕。此後他又拒絕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因為他的徹底獨立，他晚年貧病交加，僅靠微薄稿費收入維持生計，最後更被趕出所住醫院。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他，周更資助他100銀元，仍然被他拒絕。
陳獨秀死於1942年5月27日。幸虧他在這一年死了，如果他不幸再多活上7個年頭，大變臨至，他將面臨著一個極其危險和無法挽回的抉擇：何去何從？如果那樣，他會怎麼選擇呢？以陳獨秀的身份、經歷和骨氣，他應該不會去臺灣、去香港、去美國，他應該會留在大陸，自願淪入共產黨之手。如果是這樣，陳獨秀幾乎沒有任何懸念的將成為刀俎下的魚肉，任人宰割。王國維遺囑裡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連僅僅經歷了對他優禮有加的溫和的北洋軍閥一朝換代，連僅僅是對激進革命黨其勢洶洶可能連帶的迭變禍難的擔心，高傲的王國維都用一死來殉道成仁、都用一死來表示對現實徹底的否定、拒絕與蔑視，寧做孤臣孽子而不與濁世合流，那麼，經歷了自己同志的背叛、自己朋友的嫁禍、自己戰友的陷害、自己親人的罹難、自己敵人的迫害，經歷了幾個朝代的起起伏伏和荒唐鬧劇，最終注定要在自己徒子徒孫的踐踏、蹂躪、欺凌和侮辱下度過殘生，倔強的陳獨秀又會以一種什麼樣慘烈的行為來和這個世界訣絕呢？
從陳獨秀，聯想到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和罹難。他們時值亂世，憂患叢生，他們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在革命中，在屠刀下，在欺騙裡，在蠱惑間，他們是那麼弱小，那麼無助，那麼被強風所摧殘，那麼被暴雨所凌戮。「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陳寅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他們的宿命，或是在離亂時刻「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像王國維；或是在強權之下苟且偷生苟延殘喘，終身抑鬱呻吟，像陳寅恪；或是在夾縫中不屈不撓地「將以有為也」，最終碰得頭破血流，像梁漱溟。王國維以其一死，贏得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哲人奇節」的榮寵——其實，王國維死的冤枉了，因為他不知道被他視為共產暴徒一夥而恐懼的蔣總司令，已經在為了他生存的希望而孤軍奮鬥、砥柱中流、力挽狂瀾、成為舉國中唯一「可以戡定大難之人」了；他要自殺「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應該再等上二十二年，等到1949年北京的第二次淪陷——，而陳寅恪、梁漱溟沒有這種「古今仁聖所同殉」的勇氣，於是他們最終經歷了一次真正的劫難、禍亂和奇變。
1927年，在陳獨秀還慾火焚身的時候，先驅梁啟超就看透了共產黨，他在當年5月11日《與順兒書》中寫到：「北京局面現在當可苟安，但隱憂四伏，……南方黨軍已到潮落的時候，其力不能侵北，卻是共產黨的毒菌在社會傳播已深，全國只有一天一天趨到混亂」；1927年，在共產黨還沒有本領大面積禍國殃民的時候，先知王國維就不惜用死來背對共產黨，容庚在《甲骨學概況》說，王國維談到共產黨殺葉德輝的事深表憂鬱，他說：「共軍來，不畏槍殺，而畏剪辮也」——共產黨沒殺王國維，王國維卻因共產黨而死：當共產黨自己還面臨被追殺的時候，他們的淫威和邪瘴就足以害死一個個千古奇才——。隨後，共產黨劣跡一點點昭彰，蘇聯的大清洗、大迫害，蘇區的大屠殺、大鬥爭，連黨的創始人、祖師爺陳獨秀、張國燾都不能裝聾作啞地熟視無睹了，都幡然悔悟了、都起而譴責了，可那麼多有知有識的「民主人士」們，卻飛蛾扑火、鋌而走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個個勇敢無畏的與虎謀皮。究其原因，明處裡是上了共產黨的當——以為共產黨被國民黨壓迫過，應該懂得民主的可貴，應該不會再用國民黨的手段去壓迫別人；以為中共畢竟是受中華文化和傳統濡染，有古泱泱君子之風，不會像蘇共的圖窮匕見——，受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之騙，實質上是這些民主人士、知識份子中的大多數人見利忘義、見風使舵、利慾熏心和牆草投機，以為附逆新朝，能夠幫助共產黨馬下治天下，成為開國酈食其和東方朔。他們哪裡知道，共產黨「使命不與人共」，雖然是一幫土包子，但自視甚高，哪裡用得著別人幫忙治國，哪裡有別人插足劈腿的空間。等到共產黨狗臉一翻、原形畢露，已經大勢已去，悔之晚矣。所以這些民主人士、知識份子後來挨整、被罰、受難和橫死，追根溯源，實屬咎由自取。放眼當時，舉國滔滔儘是糊塗透頂、私心和失心風的知識份子，只有偉大的胡適能鐵口直斷、能洞悉未來、能火眼金睛、能寫出《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有一段寫到：「這一切（指中共建立的準備過程）確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開端，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的發展會怎樣。那位充當中共產婦的陳獨秀先生當時絕沒有想到，後來會被他的莫斯科同志們和他的一些門徒們把他當作共產主義的罪人，甚至斥之為‘托匪’、‘漢奸’和‘日本間諜’。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贊成我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蔡元培先生也絕沒料到，他自己竟會在1927年轉到反共的立場上去，而我這個熱衷於共產主義理想，作為中共發起人之一，又曾披荊斬棘地賣了18年苦力的人，當時也絕沒有想到竟會被迫舍棄這個後來變了質的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有這些離奇的發展……總括的說，少數人所發動的武裝暴動、暴力革命、建立這種那種的革命政權、實行專政的統治，必然會拋棄初期的理想主義、人道精神和道義，代之以權力觀念、計謀、恐怖和殘忍等等。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骨肉相聯，因之，獨裁的醜惡現實必然會湮沒了共產主義的美麗理想」。
最後這段話，與陳獨秀晚年的結論何其相似，雖然相差二十五年；和蔡元培的斷言何其一致，雖然晚了四十年；同戴季陶的認識何其雷同，雖然遲來三十五年。
看一看中共理論上、組織上最重要的三個締造者和奠基者陳獨秀、張國燾、戴季陶，看一看中國現代文明的開創者、沒有他就沒有共產黨的蔡元培，他們走過了不同的人生軌跡，他們經歷了相異的心路歷程；他們的起點，相差甚迥，他們的際遇，殊為不同，他們的覺醒，早晚各異；但他們殊途同歸，他們的人生終點萬宗合流。他們都從陣營內走出，然後最堅決地反戈一擊。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或出於各自的原因和目的，但他們否定共產主義，卻是驚人的一致：因為他們真正認識了、瞭解了共產主義，他們真正認識了、瞭解了中國共產黨。而一旦瞭解、真正認識了，他們就徹底放棄了、否定了共產主義和那個邪惡、無恥、下做中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