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單位分為事業單位和企業兩種。事業單位是共產黨和政府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和所謂的為人民服務建立的，在稅收等方面給與優惠。按照經費來源分為三種，一種是財政全額撥款；一種是部分財政撥款，部分自籌；還有一種是完全自籌，按照企業方式經營，賺了錢可以自己花。《現代漢語詞典》對事業單位的解釋是：我國指接受國家或者地方財政撥款，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具備法人條件（應該是資格）的社會服務組織。
事業單位比如電視臺、報紙基本上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統治而成立、存在、運營的，所以共產黨給與特殊的照顧，比如打官司，事業單位可以暗中和法院勾結，使自己輸不了官司。我告了我們單位中國青年報幾次欠薪欠稿費，全輸了。北京市東城區法院、北京市二中院和北京市高級法院三家，四次判決，實在找不出法律判報社勝訴，就說我的案子不屬於勞動合同法處理的範圍。而勞動合同法是2008年之後才正式實施，報社欠我錢主要是發生在這之前；我和報社是傳統的鐵飯碗、終身制關係，也不適用勞動合同法。共產黨還有一個尋釁滋事罪，作用之一也是保護事業單位，假如你去事業單位門口靜坐、抗議，警察就會把你抓走，法院就會判刑。
中國青年報是黨報，是團中央直屬機關，團中央是黨中央的直屬機關，我們中國青年報編輯部的記者編輯和行政幹部都是黨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按說不應該发生偷稅漏稅，但是中國青年報卻經常偷稅漏稅。
按照共產黨的稅收政策，不管什麼單位，只要發給職工工資和獎金以及各種補助，就要交個人所得稅，有些是從個人頭上扣，有些是單位繳納。逢年過節，我們單位如果給大夥發錢，往往不直接發，而是叫「報發票」。就是你去商店開了發票，拿到單位交了，到時候給你錢。一般都是要在發票上寫明「辦公用品」。可能這樣的發票，報社財務處就可以走辦公經費，逃避交稅了。有一次，高級記者葉研開了一張高壓鍋的發票交給了財務處，最後他的獎金就沒有發。因為必須要寫「辦公經費」。高壓鍋畢竟不能直接寫稿子，沒辦法向稅務局打馬虎眼。
2007年我再次上崗之後，是在報社總編室檢查組當校對和檢查，一直到2017年我退休。我們基本上是上夜班。夜班很辛苦，容易得病容易死，所以總編室和檢查組的人幾十年來死了不少，比如王紀國和副總編輯唐為忠是心臟病猝死。魏方艾是肺癌晚期。還有很多得了糖尿病心臟病血壓高。按照國家規定，夜班有夜班費，對身體的損失有些補償。比如可以用這個錢買營養品。其實也可以買體育鍛練的用品和支付這方面的開銷。那時候我們報社的夜班費也沒有多少錢，2017年才提高到每次50元。（80年代是每次3元。那時候月工資不到100元。）別的媒體比如工人日報是每次100元。
更可氣的是報社財務處還規定必須要按照領取的金額交夠發票，比如我一個月上了20天夜班，那就要交1000元發票。每張發票好像不能低於100元。都要寫明是辦公經費。加油站的發票也行。畢竟採訪可能是開車去的。
因為報社欠了我很多工資，而且我的工資級別沒有按照新聞齡工齡和水平增長，我就一直沒有錢買車。上超市開發票很不方便，有時候不想買的、價錢比較高的商品，自己捨不得，也要買，為了湊金額！2010年我終於買了一輛車。但是除了上夜班開，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白天路上太堵車，上白班都騎車，時間和開車差不多。因為我變成了工人待遇的校對，收入低，開車出去旅遊要花很多錢。中國的高速路二三十公里就有一個收費站。有一次我開車去河北省承德，那是清朝皇家的避暑勝地，夏宮，所以不會離北京很遠，但就是這樣，我油錢花了250多元，過路費也花了250多元。那時我的收入也就是7000多元，每月還要交2700元的房貸。這是我在中國大陸唯一的一次開車出遠門。所以我不可能經常開車出去玩兒。所以如果花不了1000元的油錢，還要再想別的辦法。總之是很麻煩。這都是為了報社偷稅漏稅。
中國青年報是「事業單位企業辦」。就是沒有上級的財政撥款，經費完全自籌，按照企業的方式運營。當然國家也可能給與一定的照顧，比如2015年之後，搞多媒體，就獲得了國家新聞出版署的幾千萬元專項資金。
因為是沒有財政撥款，「事業單位企業辦」，所以發錢、花錢就比較自由。但是這主要是為了報社領導，報社編輯部的副處級以上幹部。我這樣受過打擊、待過崗的校對，工人待遇，基本上是與此無緣的。比如報社有十來個副局級和正局級幹部，副社長、副總編輯、社長和總編輯，現在還要加上黨委書記。目前的黨委書記是張坤。這些人有兩個待遇非常費錢。一個是配公車。一輛中檔以上的轎車和一個司機，養車和一年的工資各種開銷要十來萬元。還有一項是醫藥費實報實銷。共產黨規定副局級以上幹部醫藥費實報實銷，但是並沒有專門給報社撥款。還是要自己解決。共產黨規定副部級以上幹部可以配公車，司局級是兩個人使用一輛公車，副局級以下不配車。但是報社給自己立了政策，副局級的幹部每個人都有專車，都有司機。
過去工資只有不到兩千元的時候，比如2000年以前，記者採訪如果是在北京，基本是自己解決，也不予報銷。報社的司機班，主要是領導的專車司機。有一兩個司機是為了記者配的，但是要發車票，每個部門每個月給幾張，根本不夠用。我當記者的時候基本上都是自己騎車、坐公共汽車採訪。
我當過田徑運動員，體力好，騎車還不算回事。特別是年輕的時候。但是別的記者就不行了。文化生活部解散後，大部分人尤其是男的記者去了採訪中心，每個月必須要完成一定數量的採訪任務。王長安為了一個稿子，從北京城東部的報社去了幾次北京西郊。都是騎車去的，打車太貴，就是將來發了稿費也不夠打車的。所以他都是騎車去的，來回好幾十里地，把他累壞了，累怕了。所以，後來他為了逃脫這種收不抵支的記者工作，就申請來到體育部，和我一起輪流上夜班。他又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晝夜顛倒的工作更加重了失眠症。沒辦法，2000年春節他就上吊自殺了，不久70多歲的老母親也含恨去世。只剩下80歲的老年痴呆的父親，和遠嫁美國的妹妹。因為我當時已經待崗了，不能上班了，就沒辦法瞭解這件事的詳細情況。不知道王長安的老父親是怎麼樣走完生命的最後歲月的。
中國青年報是黨中央直屬機關，是黨報，團中央直屬機關，李克強曾親自直接領導的部門，但是也這樣腐敗和黑暗，也草菅人命。而這當中的原因就有為了滿足陳小川、徐祝慶、李學謙、王宏猷、寧光強、羅旭輝、謝湘、唐為忠、馬年華、劉健、毛浩這些副局級正局級幹部的私慾和享受。
六四大屠殺總司令即戒嚴部隊總指揮劉華清的女婿潘岳，原來是外面小報的處級幹部，1989年六四時，團中央的大樓上有人拿磚頭砸下面的戒嚴部隊，戒嚴部隊就要查辦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和書記李克強等人。他們為了避險、保護自己就找來潘岳，提拔為副總編輯，副局級，安排到我們報社。就干了兩年，就調走了，那時候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也沒有進行，也沒有實行住房改革，職工的住房非常緊張，我家三口人住的是10平方米的小屋。但是報社就給了潘岳一套三居室。潘岳絕對不缺住房，但是不但要了，後來調走也把房子帶走了。這套房子後來價值幾千萬元。因為北京二三環以裡的房子後來都非常貴，只有大企業的老闆才買得起。
黨報中國青年報，你的名下隱藏著多少黑幕和罪惡！豈止是偷稅漏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