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殺人景象。（網絡圖片）
按：我那時才八歲，我被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窪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櫃子一樣『哐當』全栽倒。一個腦袋打飛了，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我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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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七九年，雲南邊境的戰火未熄，我去前線採訪。由北京飛到昆明後，忽然感到胸悶，喘不過氣。有人說這是高原反應，往南走地勢低就會好些，我一天也沒在昆明停留，拉上兩個從北京來的畫家搭伴兒，乘車經K市到達G市。據說由G市再往南必須翻山越嶺，必須搭軍車。天色已晚，不容易找到車搭，便在G市過夜。G市已經很有些前線氣氛了。街上有許多軍人；不少裝滿軍用物資的大卡車，蒙著大網，插滿松枝做防空偽裝，停在道邊；人們談話也大多是戰爭內容。我們跑了幾家旅店都因客滿而碰壁。經市委安排，我們住進市委的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飯時，服務員是個看上去十七八歲的少女。她好勤快，給我們上菜時一看我就笑。她長得漂亮，一笑更漂亮。但這不是城市常見的那種艷麗的、時髦的漂亮，而是像雲南山水，清亮照人，一無修飾。我真很少看到這樣一雙透亮的眼睛，她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鋼琴的髙音區敲一下琴鍵。隨便一笑，都是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感覺送給你。她不像一般雲南姑娘那麼矮小，倒像北方鄉間的女孩子，紅撲撲臉蛋；端起菜碟來，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頭都是圓圓的。她的漂亮是融在一種淳厚的氣質裡。我問她：「你為什麼總笑我？」她說：「你個子太高嘛！」又一笑。她說得直了了。也許我見到城裡的姑娘都太會說話，會裝腔作勢和繞彎彎兒，一遇到這種純樸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鄉野看到樹林、草原、飛鳥、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樣，一片自然令人歡愉。與我同行那兩位畫家比我對美敏感，畫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倆向她提出，晚上她下班後，請她到我們房間，為她畫像。她表情似乎有些為難，可是當兩位畫家告訴她，我是個作家時，她專意看我一眼，這回沒笑，竟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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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她來了。剛剛下班，白布圍裙還沒解下，進屋時用圍裙擦著剛洗過而濕林淋的一雙白手，滾圓的小手被涼水刺激得通紅。兩位畫家請她坐下，支起畫板，這時她略略有些拘束。
一位畫家說：「老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會放鬆了。」
我笑著對她說：「你不怕作家嗎？」
不料她挺鄭重其事地說：「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寫寫。」
我大笑起來，說：「你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好寫的？寫你哭鼻子嗎？」
更不料她那眀亮的眼睛一下子暗下來，好像烏雲的陰影頃刻籠罩水面，一種憂慮的、愁慘的、苦澀的情緒灌滿了她的眼眶。這絕不是一個純真的少女應有的神情，倒像一個飽經苦難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語地說：「你不寫，將來我練習，自己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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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怔住了，難道這姑娘真有什麼非凡的經歷？我點點頭說：「好，你說，我給你寫。」就在說這話時，我要命也想不到，她竟然說出了下面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
她說：
「我當了十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我父親是市委的中層幹部，我家住在市委宿舍大院。『文革』開始時，我六歲，那時什麼也不懂，記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還記錯了。比如我記得一次有一群人闖進我家翻東西，打了我一個大耳光，很疼。後來爸爸說，沒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記得的只是一種感覺。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覺。
爸爸在『文革』前是組織部幹部處的處長，文革開始時挨批，靠邊站了。後來造反派分兩派，爸爸參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軍隊介人，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可爸爸這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層幹部們，組織性強，『文革』初大小都被衝擊過，更不敢做半點打砸搶那類過火的事情，對立面抓不住把柄，很難把爸爸這派搞垮。
但一次兩派大聯合談判時，爸爸這派的頭頭沒注意，把一本《紅旗》雜誌坐在屁股下邊。對立面有個精明的人上來一下抽出《紅旗》雜誌，裡邊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時的雜誌幾乎全有毛主席像，這麼一下就被對方揪出來。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軍宣隊立即宣布爸爸這派是反動組織，這派馬上垮了。開始揪壞人，凡是過去有點問題的都給打成階級報復分子、黑幫分子、反革命分子。
可他們拿爸爸沒法子，爸爸沒有短兒。他以前當幹部處處長時總得罪過人，有人恨他，恨不得這下把他整下去。派出不少人內查外調，愈查不出問題火愈大。爸爸本來是不抽煙的，那時卻天天抽許多煙。一天抽煙睡著了，把棉褥燒個大窟窿，多虧媽媽一盆水潑上去，真燒起來就會被人家說成放火搞破壞或企圖畏罪自殺。壓力真是壓足了。我媽的心臟不好，整天鬧心慌。不知哪天要出什麼大禍，可沒料到出了一件意外的事，目標全集中到我身上。
「這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了一條反動標語，寫著『打倒毛主席』五個字。公安局來查，根據現場情況確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根據有三條：一是反標的位置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得勁兒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寫這種反標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
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當時排排隊，確定了四個重點，都是父母有問題的。只有父母有問題，孩子才可能寫這種反標。這時，爸爸對立面的那派插手了這件事，說是協助公安系統破獲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內定重點是我。說我爸爸反動，又狡猾，對文化大革命懷恨在心，教唆我寫的。當然，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想搞爸爸。當時我八歲……」
「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從小我爸爸就絕對不准我說瞎話的，也許由於這嚴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說不是我。他們便送我小人書、畫片，還要帶我去看電影，我還說不是我。他們就冒火了，那群大人圍著我一個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嚇唬我，說我再不承認就去打我爸爸，還說他們要使什麼法子打——說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說用繩子勒住爸爸的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裡餵老虎。
說著真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我嚇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還是沒說瞎話。我那時才八歲呀，很容易受騙，很容易被嚇得上當，為什麼始終咬住沒胡說，自己也弄不明白。現在想起來真後怕，萬一上了他們圈套，一句話，爸爸早給槍斃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我長大懂事，自己也會悔恨自己而自殺了……」
「那段時間，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做反革命，當做真正的囚犯關起來，不准我和爸爸媽媽見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餓我。每天提審一次，隨後他們好像沒招兒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上『×』。
那天給我的印象很亂，圍著許多人喊口號。我一眼在人群裡看見媽媽，她睜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我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放出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倒是通知她必須去參加我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
「一天，我不想說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家永遠記得那日子，我一說，我現在立即就會……就會……好，我就說這天的事吧。」
「這天，他們說今天要槍斃我。我不懂什麼叫槍斃，問他們，他們說，就像電影裡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我哭了，我說我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他們說，永遠也見不到，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我說，不是我寫的，我想見爸爸、媽媽……」
「我被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窪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忽然看見不遠處的人群中有爸爸！後來才知道他們在逼爸爸，叫他承認是他叫我寫的反標。我放聲大叫爸爸，想跑過去。這時，管執行的人大喊聲：『放！』，『呼』地槍響。
我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櫃子一樣『哐當』全栽倒。一個腦袋打飛了，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我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眨眨眼，動動嘴，好像全沒知覺了。只見爸爸張著大嘴朝我跑來，撲向我，一下把我緊緊抱住。我問：『我死了嗎？』爸爸說：『沒有，孩子，你別怕，他們這是逗你玩呢，這些人都是假死！』我聽了，『噗』地笑了，腦袋紮在爸爸懷裡，我真的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後，我被放回家。回到溫暖的家就以為那一切全過去了，照舊跑出去找小朋友們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還朝我扔石子兒。一次，一個過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罵我：『打倒小反革命！』氣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講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媽媽出來也罵我：『幹什麼，你還想翻案？』從這句話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這『小反革命』像一塊沈重的大石頭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學困難，升中學也困難，紅小兵和紅衛兵組織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機關單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語，不敢和同學們說笑和玩，碰到不講理的事也不敢爭一句。天天下課，掃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這樣做來換取同學們的好感，哪怕是一個親切的眼神兒也好。可八年裡，我沒有一個知心的同學，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傳染病菌，人人都避著我。
上中學時，我換了一個較遠的學校，以為別人不知道我過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鄉勞動，指導員派我去拉糞車。所有同學都不去，只派了我一個人去。我很奇怪，沒等我問，指導員說：『糞雖臭，但靈魂裡的糞更臭，什麼時候你不覺得糞臭了，你的靈魂就徹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頭仍舊牢牢存在，一輩子也卸不下來。當夜，我跑出來，撒開腿在野地裡跑了兩天兩夜。後來爸爸在一條大河邊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為了找我，跑了兩天，鞋子都磨破了。我朝爸爸叫著：『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活著，天天都是在陪綁呀！』……」
「從那時我退了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事，除去買菜買東西，很少出門，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開除了，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我恨我年輕，前邊的日子太長，沒有頭兒，整天悶悶的，直到粉碎『四人幫』，爸爸單位清理文革問題時，發現一份有關我的材料，才說給我平反、落實。可這時我才十九歲，又沒有工作、工資、住房和查抄物品的問題，落實能落實什麼呢？政治從來不對人的心靈負責。管落實的那人還不錯，很同情我的遭遇，後來他想到一個安慰我的辦法，也是他僅僅能做到的事情。他說，你年紀不小，不能總待在家，應該有個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當個服務員吧。
我心想，守在家，媽媽心裡總有個負擔，就來了。到今天，才來三個月。三個月裡，我幹的活兒比誰都多。別人以為我這是出自對落實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幹活兒；其實不然，幹起活兒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時忽然覺得自己像當年在學校打掃教室時那樣，總有種負罪心理糾纏著我，擺脫不開，幹著活兒就想到勞改，很不是滋味……這心理你們是很難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這頭不好揚起來呀……」
姑娘講到這裡，喉嚨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了。但兩眼裡並無淚水，臉上也沒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靜得有如陰雲密佈的天空，隱隱的像要打起響雷，但我明白，她不會再有傾盆大雨、雷電交加的宣泄。年紀輕輕，卻早把生活中最難承受的東西消化過了。我扭頭忽然發現，我那同伴——兩位畫家聽得睜圓眼睛，張大嘴，無話可講。畫板上的紙白白的，沒有一筆，正如我當時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