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14日，白宮外一個女士手舉著「維吾爾人的命也是命」的標語牌（圖片來源：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3月31日訊】出國前，在一個朋友家看過《辛德勒的名單》盜版影片；畫面不清晰，只有中文字幕，因而印象並不那麼深刻。到美國後，幾年前再看《辛德勒的名單》英文版，淚眼模糊，在感嘆猶太人遭遇的民族大屠殺同時，對看似非常優秀的德國民族在二戰中跟著希特勒的瘋狂與邪惡令我倍感困惑。
大概是因為自己也有一個女兒的緣故吧，電影《辛德勒的名單》裡，那位孤獨無靠、蹣跚穿梭於血腥屠殺街頭的紅衣小女孩兒的鏡頭，讓我久久不能釋懷。
2016年年底開始，當集中營出現在我的家園——新疆之後，當我看到、聽到那些失去兒女的維吾爾父母的哭訴；看到那些舉著失蹤兒女照片，呼天喊地哭暈在中國大使館前的維吾爾母親，那個紅衣女孩兒的鏡頭，成了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直到集中營出現，說實話，我從沒有想過，我的民族——維吾爾人，會步猶太民族悲劇之後塵，成為納粹翻版——中國政府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之受害者。
作為受害者之一，生活在自由世界，我需要做一些什麼？因而，為了尋找民族拯救之路，也為了探討人類邪惡的來源，我開始大量蒐集種族滅絕、猶太人大屠殺的書本、視頻，夜以繼日地讀書，看視頻，試圖找到出路、尋找到答案。
最近，在讀了漢納．阿倫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之後，又去尋找相關視頻資料，發現了另一個猶太人大屠殺中出現的紅衣女孩兒的故事。聽完讓我無法入睡，無法釋懷。
這個紅衣女孩兒的故事，是起訴艾希曼的以色列檢察官講述的。審判艾希曼時，證人出庭作證階段，檢察官說，一位集中營倖存者講述了其一家人的遭遇。各地猶太人男女老少被帶到集中營後，納粹對帶來的人群進行篩選，認為有用的，留下做強制勞動奴工；認為沒有用的，送進毒氣室、焚屍爐。
該證人一家進入集中營後，因他是個工程師，被納粹留下，要求站到右邊等待；證人的妻子，被納粹要求站到左邊跟著人流走；證人有個2歲半的女兒，納粹要小女孩兒跟著母親一起走；然後是證人十一歲的兒子，也被納粹要求追上母親的行列。
證人在法庭說：「我看著妻子和兒子，慢慢地消失在衣衫襤褸的人流中；但我的小女兒，她正好穿著她的紅色外套，很顯眼。我看著她那紅色越來越小、越來越小，變成一個點，最後也消失了……。我一家人，就這樣在我眼前消失了。」
以色列檢察官回憶說，那時，他正好也有一個2歲半的女兒，正好半個月前，他也買了一個紅色外套給女兒。因而，聽完集中營倖存者的證詞，檢察官就像是喉嚨被割了，說不出話來，整個法庭也是悄然無聲。
90多歲高齡的檢察官對採訪者說，自那至今，他走在街上或者在餐廳及其他場合，一見到穿紅衣服的小女孩兒、小男孩兒，他就會心跳加劇：集中營倖存者的控訴證詞，紅衣女孩兒就會浮現在他眼前，使他陷入悲哀不能自拔。
我也是一個小女孩兒的父親，我也喜歡給女兒買紅色衣服。
現在，作為一個父親，每次看到女兒穿著她的紅色衣服時，作為中國種族滅絕的受害者，我眼前浮現的，不再僅僅是《辛德勒的名單》上那個紅衣小女孩兒，也不僅僅是艾希曼審判中那個檢察官講述的2歲半紅衣小女孩兒，我眼前浮現的是無數個維吾爾紅衣小女孩兒、紅衣小男孩兒！
半年多前，一位歐洲維吾爾父親輾轉得到我的電話號碼後，給我打來電話。在電話裡，他哭訴未能將兩個女兒帶出來的悲歡離合，問我能否幫忙轉一點錢給他女兒。他猜測，我因和漢人打交道多，應該有一兩個可信任的朋友。我立即動員我可以信任的漢人朋友找人，最後功夫不負有心人，找到了一位願意幫忙的漢人，錢也平安轉到了他女兒的手中。
但這位維吾爾父親還算是幸運者，他的兩個女兒有年老父母照看。儘管父母兒女都在分離的痛苦折磨中，但至少還在親人身邊，還能輾轉打聽消息、寄錢。
然而，還有很多維吾爾父母，根本不知道自己兒女在哪兒？是否還活著？
土耳其的一位維吾爾父親，妻子2017年帶孩子回家鄉探親，一去杳無音訊，如人間蒸發般消失。父親苦苦尋找失蹤妻兒，2019年中國中央電視臺播放‘幸福維吾爾兒童孤兒院’生活，父親發現自己的小兒子在那‘天使孤兒院’，而妻子至今杳無音訊。
澳大利亞的父親馬木提江，在與妻兒被迫分離四年多之後，好不容易通過CNN記者聽到了他10歲小女兒的哭訴；聽到了女兒對遠在澳大利亞父親的思念，對消失在中國集中營母親的思念。但不幸，還沉浸在對妻子兒女思念與悲憤中的父親馬木提江，一週之後又在中國環球電視網上，看到了被中國記者強制「幸福了的小女兒」對被迫逃亡父親的譴責。
同一組CNN記者，也找到了另一家流亡義大利維吾爾人的四個孩子，他們被送進了中國政府「孤兒院」。一張圖片中，在孤兒院的四個孩子手舉著「父母我們想念你們」的牌子，展示孩子們對父母的無限思念之情！
這些維吾爾人也算是相對幸運的，至少知道了自己孩子的下落，知道孩子們還活著。但還有無數個維吾爾父母，即不知道自己孩子的下落，也不知道孩子是否還活著。他們的孩子，有的在他們的眼前登上回家鄉的飛機回家探親，自此杳無音訊，一去不復返，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維吾爾人的孩子失蹤，實際上也並不是自集中營出現之後開始的。2009年「七五事件」之後，大量維吾爾人失蹤，其中大部分是孩子。維吾爾母親帕提古麗古拉姆，自2009年尋找自家裡被烏魯木齊警察帶走的兒子，至2014年自己被秘密審判。自此，孩子沒有見到，母親也消失在中國的黑暗監牢中。
忘不了維吾爾母親帕提古麗古拉姆對記者的哭訴：「羨慕巴勒斯坦、敘利亞的母親，他們至少能親手埋葬自己的孩子。我只想知道我孩子的下落，如果我的兒子死了，還給我屍體。我只想最後再看一眼我的兒子，親手埋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