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沙塵暴（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3月19日訊】中國北方正在遭受近10年範圍最廣、最強的沙塵暴。北京的天空一片昏黃，甚至出現了詭異的藍太陽，城區大部分地區能見度小於1000米，空氣質量已達到重度污染。15日開始出現的沙塵天氣影響範圍西起新疆吐魯番，東至黑龍江大慶、吉林長春，沙塵帶長達近3000公里。目前，沙塵還在繼續向東南移動，將陸續影響吉林、黑龍江、河南、山東等地。
與中國大自然的沙塵暴一樣，中國的政治也處在昏天黑地之中。近來，習近平反覆強調「國之大者」，黨媒望文生義胡亂猜測，官員戰戰兢兢，不知習大人哪根神經又出現了異常。他一會兒高度警惕政治風險，稱中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未來可能遇到「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一會兒又得意洋洋稱世界正「東升西降」，「時與勢」在中國這一邊。習大人這忽陰忽陽、忽晴忽雨，不知又要讓多少官員精神抑鬱。
面對中國的政治沙塵暴，國際社會還真沒閑著。3月12日，拜登總統召開了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安全對話峰會，組建「印太北約」對抗中國。3月1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國防部長奧斯汀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防務大臣岸信夫舉行"二加二"會談。會談後發布的聯合聲明譴責了「中國在南中國海水域的非法訴求和非法行動」，還對北京最近修法允許海監船在東中國海爭議島礁周邊開火表示不安。分析人士指出，該聲明的強硬措辭「前所未有」，體現了東京與華盛頓對於北京在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領域咄咄逼人的態勢感到不滿。布林肯和奧斯汀聯名撰文表示，美國將和盟國一起，"就中國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權、在香港系統性地侵蝕民主、削弱臺灣民主制度以及在南中國海提出違反國際法的主張，追究中國的責任"。
按計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將於3月18日和19日在阿拉斯加會晤。真不知這次缺乏信任的會晤是緩和局勢的開端還是更大暴風雨的前夜。
中國內憂外患的政治局勢如同北京上空的沙塵暴一樣，透露著不詳的信息。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裴敏欣教授曾指出，中共政權近年面臨一連串內憂外患，同時應付與美國的貿易和科技冷戰，以及國內經濟增長放緩、政治風氣封閉等衍生問題，「中共正處於毛時代以來，最接近統治瓦解的時刻」。
為什麼中共會面臨如此嚴峻的危局呢？事出非常必有妖孽。2012年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進入了政治倒退時代。四中全會上，習近平提出的「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與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分庭抗禮。澳洲科技大學馮崇義教授指出：政治上，製造個人崇拜和任人唯親的卑劣行徑，引發朝野上下越來越大的反感和鄙視；以人劃線、袒護紅二代的選擇性反腐，將法律當成政治工具和權鬥工具的以黑治國，導致反腐運動的道德破產和寒門官員的離心離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權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權力鬥爭和假大空，使習及其跟班們日益孤立。在經濟上，中共黨國權貴資本主義已經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瘋狂的掠奪造成了兩極分化、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國內外市場萎縮和無法扭轉的經濟下行；飲鴆止渴式的瘋狂印鈔輸血，製造的是無法解套的房地產泡沫、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依靠特權將國有企業做大做強，不惜代價助長國進民退，以及妄圖利用私有企業給國有企業供血並提供活力，以致於民營企業惶惶不可終日，紛紛撤資逃離。外交上，紅二代狂妄地「中國道路」挑戰基於自由民主價值的國際秩序，變本加厲地與國際流氓政權狼狽為奸，全面惡化中國與自由世界的關係，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反彈和反制；特別是習實行個人獨裁、執行背離普世價值的政治路線，使國際社會期待中國從經濟轉型走向政治轉型的願望徹底落空；世界民主聯盟開始重新集結起來，聯手圍堵中共，憲政民主與共產專制之間的冷戰爆發。
可以說，毛澤東時代結束後，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代，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挽救了中共的覆滅。但鄧小平的時代又是一個矛盾的時代，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政治上卻仍然保持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習接班時，鄧小平的道路已難以繼續，中國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要麼憲政改革，要麼拒絕憲政改革，退回到極權主義。習近平顯然選擇了後一條道路。但這一條制度是違背中國人民意願的。社會制度的變軌決定了中國的亂局。習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條違背歷史潮流的道路呢？談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提到王岐山和他推薦的一本書了。
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王岐山主持了一個座談會，聽取若干專家學者對中共「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的建議。王岐山向與會者推薦了一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此前後，王歧山已經向很多人推薦這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於1856年，距離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只有67年。法國大革命前的歐洲國家，大都實行農奴制或君主制，而法國，是其中最開放的國度。國王路易十六實行開明專制，推行經濟與政治改革。國王路易十六溫和而寬容，願意傾聽民眾呼聲，連自己的獵物不慎損壞了農民莊稼，都主動予以賠償。路易十六的經濟改革，不僅創造了法國經濟最繁榮時期，而且在歐洲國家中一枝獨秀。當時的法國，文化藝術也空前繁榮、活躍，知識份子大膽敢言，成為眾望所歸的異見領袖，對法國社會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當時的法國農民，已經解放為自由民，擁有自己的土地。然而，法國大革命卻爆發了，王朝被推翻，國王路易十六還被砍了頭。托克維爾在書中得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結論，那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並非在專制壓迫最殘酷的年代，而是在專制壓迫相對較輕的封建王朝改革年代。
王岐山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反映了中共高層部分官員的集體焦慮。當今中國社會處在改革年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不滿情緒卻一路高漲；政治改革，可能會帶來社會動盪，並最終通向革命。王岐山要官員讀這本書，意在告誡官員：不要輕言改革，不要輕易改革，改來改去，恐怕對大家都不利。王岐山向學者推薦這本書，則意在警示法國大革命的後果：人們對舊制度的仇恨，超過了對自由的渴望。法國大革命之後，是血腥的報復，不僅國王被砍頭、貴族被砍頭、舊勢力的代表人物被砍頭，就連許多革命領袖、革命者本身，也被砍了頭。
我相信王岐山對《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的觀點深刻影響了習近平的執政路線。他認為，要守住中共的紅色江山絕不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憲政民主，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否則中共將面臨崩潰。唯一的道路就是經濟上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政治上對人民實行法西斯統治，將政治經濟的權力牢牢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用極權主義黨國扼殺所有危及政權的不穩定因素。從2012年以來至今，習的執政之路應該說就是這個統治邏輯。但王岐山對《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理解正確嗎？如果他的理解是錯誤的，我們是否可以說王岐山埋下了中共的亂局的種子？
客觀說，王岐山敏銳地感受到了危機，他聞到了大革命風暴即將到來的氣息。有學者指出，現今中國社會與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社會的確存在相似之處，如經濟改革，帶來中國經濟規模的急劇擴張和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但官場腐敗和貧富懸殊，卻引發民眾越來越大的不滿和憤怒情緒；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擁有住房，住房價格遠遠高出其真實價值，人們普遍抱怨房價太高、買房難；一批公共知識份子大膽敢言，成為眾望所歸的異見領袖，對中國社會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但不同之處在於：如果說十八世紀的法國，在政治與文化上，是當時歐洲最進步的國家，今日中國，在政治與文化上，則是亞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如果說路易十六是相對溫和而寬容的國王，當今中國領導人則都是冷血無情的獨裁者；如果說十八世紀的世界，主要還是威權的世界，現今世界，則主要是民主的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實現民主憲政。
當今中國的基本矛盾就是人民對憲政民主的要求與落後政治體制之間的衝突。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已經讓社會矛盾充分暴露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的背景是政治高壓後的改革，而中國在毛澤東政治高壓時代後，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歷史背景截然不同。所以，習時代拒絕政治制度改革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嚴厲打壓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只會將人民逼成「革命者」。我們看看香港拚死抗爭的勇武派青年，他們不正是中共極權政治所造就的嗎？
王岐山、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源於對中共特權利益喪失的恐懼。王岐山故意誤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是為極權主義統治尋找合法性。但他忘記了托克維爾的另一本偉大著作《美國式民主》以及作者對自由民主的歌頌。正如鄭也夫先生所言：在中共執政的70年歷史中,這個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對不同政見的仇視與日俱增,對危機的恐懼令自己失態。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動盪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轉型,符合共產黨的利益,那就是中共體面地退出歷史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