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民國知名女作家張愛玲在香港。（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我弟弟實在不爭氣，因為多病，必須扣著吃，因此非常的饞，看見人嘴裡動著便叫人張開嘴讓他看看嘴裡可有什麼。病在床上，鬧著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摻入冰糖屑——人們把糖里加了黃連汁，餵給他，使他斷念，他大哭，把只拳頭完全塞到嘴裡去，仍然要。於是他們又在拳頭上擦了黃連汁。他吮著拳頭，哭得更慘了。」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從小我們家裡誰都惋惜著，因為那樣的小嘴、大眼睛與長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臉上，簡直是白糟蹋了。長輩就愛問他：「你把眼睫毛借給我好不好？明天就還你。」然而他總是一口回絕了。有一次，大家說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問道：「有我好看麼？」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虛榮心。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塗上兩道黑槓子。我能夠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時候，總是我出主意。我們是《金家莊》上能征慣戰的兩員驍將，我叫月紅，他叫杏紅，我使一口寶劍，他使兩隻銅錘，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夥伴。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裡咚咚切菜，大家飽餐戰飯，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路上偶爾殺兩頭老虎……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因而爭吵起來。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實是秀美可愛，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趕著，趕著，潑風似的跑，後頭嗚嗚趕著……沒等他說完，我已經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當個小玩意。」
這是張愛玲的散文裡的弟弟，在她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她是愛著弟弟的。童年時，目睹後母打弟弟，她流過何其多的眼淚。然而，弟弟生來就不如姐姐那麼特立獨行，父母離婚後，他不像姐姐，有姑姑和母親可以投奔，他是個男孩，只能在家裡和父親在一起，總是在夾縫裡求生存，沒有道理可以理論的，因此養成了軟弱和迷糊的個性。曾經，張愛玲看著後母打弟弟，父親也打，然而，弟弟並不記仇，這夫婦二人對躺在榻上抽鴉片時，弟弟偎依在他們身邊，如一隻偎炕的小貓，神情心滿意足。這樣的情景，一如她看著弟弟挨打，那樣令她心靈震顫。曾經的那種「一定要報仇」的心意，也漸漸成了個笑話。弟弟是個沒有心氣的混沌人，他軟弱，得過且過，隨遇而安，因為沒能力反抗，為著生存，這個懦弱的孩子脾氣好得不得了，同時呢，也含糊和分不清是非。而張愛玲的性情，按照胡蘭成的鑑定——最是狠毒，絕決的。她漸漸看不上弟弟。
在散文《私語》裡她寫道，被父親囚禁半年後，她逃出了家，投奔母親。她對著浴室裡梳妝的美麗的母親哭泣道：「要接弟弟來，送他去學騎馬……」後來，弟弟也不堪父親和後母的凌虐，學著姐姐逃到母親這裡來了，隨身「帶著一雙用報紙包的球鞋。」弟弟哭著，張愛玲也在一邊哭著，請求母親收留下弟弟。然而，我們前文說過了，在那個階段的黃逸梵，心事都在社交和男女糾纏上，她沒有多少母愛給這一對和前夫生下的兒女。於是，做母親的以公事公辦的口吻向弟弟解釋，她和他們的父親已經離婚了，她負擔不了兩個孩子的學費和生活費，於是弟弟依然回去父親和後母的家，「他流著淚，帶著他那雙報紙包的球鞋。」——那種孩童的孤苦伶仃，流落無依，格外地躍然紙上。我每次讀到這個細節，都會油然地淚盈滿眶。
然而，張愛玲也記恨著兒時的一張水彩畫，被人力透紙背地打了橫槓——是弟弟干的；後來後母嫉妒她頻頻去探望生母，從中生事，宣揚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這個階段，她偶然在弟弟抽屜裡看見一封信，弟弟寫著「家姐事……家門之玷」——他在學著經理人事，於是給一位堂兄弟寫了這麼一份信，寄出與否不得而知。但張愛玲對此事，銘記在心，她被傷到了。《小團圓》裡，她反反覆覆提及，反反覆覆地寫。
再大一點，弟弟的立場就漸漸地偏向後母了，凡事替後母說話，認為是父親糊塗，這個後母是好的。在姐姐這裡，他的混沌簡直是無可救藥的了。到末了，她對他連同情都沒有了。他每每開口講話，躊躇滿志地計畫「去做套西裝穿穿，再去找個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強笑著道：「你不要再說了呀。」在一篇短文裡，她還提及過，上海小市民的滑稽和心酸：好容易做了套西裝，然而，共產黨來了——西裝派不上用場了。
後來，張愛玲在美國時，在英文小說《易經》裡，逕直把這個角色，寫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來，實在是沒價值的。
姑姑從前也和張愛玲一樣，在這個弟弟還很漂亮很幼小的時候，喜歡這個小男孩，出門時常常和弟弟開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給我一晚上好不好？因為弟弟生得好看。然而，在張子靜的回憶文章裡，對姑姑的印象是十足冷淡無情的：「不過姑姑對我始終有不同的看法，比較冷淡。她認為我一直在父親和後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們的影響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因此對我保持著一定的警惕和距離。她們還住在愛丁頓公寓時，一次我去看姐姐，兩人說話的時間長了些，不覺將近吃晚飯的時分。我姑姑對我說：『不留你吃飯了，你如果要在這裡吃飯，一定要和我們先講好，吃多少米的飯，吃哪些菜，我們才能準備好。像現在這樣沒有準備就不能留你吃飯。』我只好匆匆告辭。」
對此，張愛玲在《小團圓》當中這樣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釋：「他小時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連日熬夜，隔兩個鐘頭數幾滴藥水給他吃。九莉也是聽她自己說的。但是她這些年來硬起心腸自衛慣了，不然就都靠上來了。」——舔犢之情從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態炎涼，一層層灰一層層沙攙下來，積累得久了。那點真心都埋沒了。
而在《小團圓》裡，張愛玲寫到她家的那些原籍安徽的僕人，李鴻章的鄉親們。那些鄉下人還保存著一個人倫常理的鄉村社會的秩序，有幫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廚房，長年橫七豎八的睡著人，有一回，奶媽的兒子來上海找個餬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門口，由奶媽將殘羹剩飯熱了來吃，夜裡則睡在廚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這樣的細節，想來是刺激張愛玲的。因為這些窮苦的鄉下人之間，保存著最本質的舔犢之情，鄉情倫理。而這些做主人的，雖然飽讀過傳統經綸，可是傳統習氣全無，舊日的傳統倫理統統丟棄，信奉西來文明最表面最冷酷無趣的那一套，每一分錢的帳目都算得清清楚楚，要多佔點好處是絕對不能的，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做出最無情的表情，哪怕是面對這個一無所有，是父母輩所有故事情節的最直接受害者的小男孩，他沒有能力害任何人，可是，所有的人都蔑視他，認定他糊塗，拎不清。尤其是他沒有財產，沒有倚靠，什麼都沒有。
張愛玲離開上海，約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們都是洞察時事的人，唯有張子靜，混沌地奔走謀生，做父親的當年為著守舊，也是不肯花錢，不肯送兒子去上新式學校，而是一直把他留在身邊請私塾先生教課，當然，他的錢也不曾讓兒子看見，自己和妻子都吸鴉片，夫婦倆合夥花光了所有的錢，再加上投資失利等等緣故，在1948年已經窮了下來，不再有花園洋房和僕人，晚年棲身在一間房間裡，和人合用廚衛。同樣是因為省錢，夫妻裝聾作啞地，從來不提給張子靜娶親結婚這樁人生大事。張子靜在揚州等地謀生，後來又在上海遠郊的中學教書，雖然這唯一的兒子並不曾被善待過，張子靜也是盡到了為人子的責任，對父親和後母一一養老送終。
在張子靜的回憶裡，他重複地寫到張愛玲去國離鄉帶給他的傷心：「一九五二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她見面的機會就少了。那年八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後把門關上。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在1980年代，張愛玲與在大陸的劫後餘生的姑姑、弟弟通信。她給姑姑寄錢。在晚年張子靜的筆下，他和姑姑雖然同住上海，卻已經是半世未見，姑姑再婚和離世的消息，都是從報上得知的。值得一提的是。姑姑張茂淵在青年時期和黃逸梵一起遠赴歐洲留學，曾經在遠洋郵輪上邂逅一位上海前往歐洲讀書的留學生李開第，歸國後，雙方一直是好朋友，李開第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張茂淵還是女方的伴娘，擔任婚禮的儐相。李開第曾經在香港工作，那麼張愛玲在香港大學讀書時，李開第便擔任她的監護人。風風雨雨半個世紀，李開第的原配病逝，他和張茂淵在文革中都九死一生，熬出一條命來，文革結束後，二人結婚，當時張茂淵已經78歲了。二人相守了十多年，先後過世。所有目睹過他們相處的人都說，這對夫妻是極為恩愛的，彼此珍惜，形影不離，張茂淵每天喝中藥，都是先生為她熬好，親自伺候她服下。
姑姑的故事，算是枯榮自守，按照她自己的脾性，走完了她的一生。
而弟弟呢，依然是張愛玲眼裡那個混沌的弟弟。通信之後，弟弟照例伸手向她要錢，說自己退休了，打算找個伴一起安度晚年，想在上海買個房子一起過日子，張愛玲則回信抱歉地說自己能力不足，幫不上他。這樣貴族世家的落魄子弟，改朝換代了他們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脈絡，尋常的情節。男人們個個都在伸手要錢，一輩子都在伸手要錢。彼此禮節齊全的互相問候，一方伸手要錢，另一方則好聲好氣卻斬釘截鐵的回絕。張愛玲的精明，則和《金鎖記》裡的曹七巧沒什麼兩樣，總之，要錢是沒有的。掄起煩難，她板著指頭也能訴苦諸多。曹七巧帶著黃金的枷鎖劈死了好些人，將自己骨肉的一生可能的幸福全都耽誤了。張愛玲筆下的家族至親之間，也都牢牢地戴著這副黃金枷鎖，誰都不曾卸下。手上的錢攥得緊緊的，手足親情是為了張口借錢和防止被借錢而存在的一種關係。為了錢，兄妹之間可以打官司；為了錢，原告可以被被告收買，背叛手足，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同樣地，張愛玲對待她的弟弟，也不曾擺脫這個黃金枷鎖。
在張子靜曾是一個少年時，和他後來的生命晚期，都寫過「我的姊姊張愛玲」這樣的同類文章，晚年接受記者採訪談張愛玲。他很忠厚，回憶起父親，母親，姐姐，一律都有溫暖底色。同樣，他抱歉著自己這樣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實在是配不上那樣才情飛揚的姐姐。然而，他以她為驕傲。
張愛玲過世的時候，身後事不可謂不豐厚，她的銀行帳戶裡還有數萬美金的存款和數十萬美金的投資獲利，她立遺囑將身後事------財產和文字版權，全留給了香港文友宋淇夫婦。而這時候，她弟弟還活在上海，依然在窘迫孤苦之中。有追蹤張愛玲上海行蹤的港臺張迷到上海，找到張愛玲的弟弟，印象裡無一不是他的悽苦，種種窘迫。晚年的張子靜好酒，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喝酒，那大概是他生活裡唯一能慰藉他，也是唯一能麻醉他的感知的嗜好吧。他生活的那條街，都是老底子的上海人，許多近代史上的名流世家居住在此。有街坊日後為街坊鄰居寫憶舊文章，也提及到張愛玲的後母和弟弟。說的依然是張子靜的潦倒和靜默，和張愛玲一樣，張子靜也是不會做家務的。大雪天氣裡登門去街坊家，穿著一雙有洞的單鞋子，站在人家門洞裡，滿地雪水。人家趕緊給他乾淨鞋子換上。可見這個孤身老人的生活淒惶情形。他也就這麼潦倒到死。
而張愛玲的遺囑委託人宋淇夫婦，本也都是高齡。他們相繼過世後，其子宋以朗合法接管了這份遺囑，成為委託人，他將張愛玲的遺稿翻了個底朝天，她生前決意不肯拿出來的稿子，全被其統統拿了出來，一一出版面世。一時輿情譁然。在《小團圓》裡，我們獲悉了張愛玲所有自爆家醜，在《異鄉記》，我們讀到了一個未完的傷心故事。然而，這一切，真的是張愛玲要的嗎？是她委託給宋淇夫婦的真義嗎？她自己不曾說出不曾出版的那些，真的是希望身後藉由他人之手，讓殘稿曝光嗎？我們身為看客，大抵，也只是在這樣的故事情節裡，油然感嘆一番世事人心的詭譎莫測吧。即使孤高如張愛玲，也不能免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