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領導人遭受嚴重校園暴力。圖為上海工藝美術學校和上海戲劇學院紅衛兵「鬥爭」師長。（網絡圖片）
接上文：文革時人性全無的血腥大學
三、董懷允在文革中的遭遇
董懷允，男，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講師，系教學秘書。1966年6月後遭到大字報攻擊並被劃入「有問題的人」類別中「勞動改造」。董懷允在1967年7月28日上吊自殺。當時年齡40歲左右。
董懷允在1966年6月中就成了「有問題」的人。那是因為在1964年的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受到攻擊，可是北大的「社教」不久以後翻過來了，他很高興了一陣。到了文革又翻了過去，而且北大的「社教」的反覆被說成是「1965年發生的極端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人民日報》1966年6月5日社論）。這樣，董懷允又成為「有問題」的人。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了大規模的對所謂「黑幫」的暴力性攻擊。董懷允目睹了毆打、罰跪與戴高帽子等等行為之後，曾與同室居住的人說，他身體不好，有嚴重的神經衰弱，恐怕難以承受這樣的事。董懷允的家在城裡，他在北大單身宿舍有一個床位。
1966年7月初，領導北大文革的工作組指令在各系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數學力學系成立「文革委員會」的時候，工作組不准董懷允參加會議。他和其他一些「有問題」的人被編為一組，被命令去食堂勞動，擦玻璃。當時和他一起被編入「另類」一起在食堂勞動的人中，有同系的丁石蓀老師。丁石蓀在1980年代初任北京大學校長。
1966年7月26日晚上，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文革領導人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被撤銷。7月27日，聶元梓按照江青指示組建「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同時，也提出建立「勞改隊」，把前一階段已經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放入「勞改隊」管理。
1966年7月28日，董懷允上吊自殺。他已經目睹「618事件」，他瞭解到了中共要的就是那種式樣的暴力攻擊，「勞改隊」馬上就要建立，他不願意在「勞改隊」中受侮辱與損害。於是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實際上，一個星期之後，北大英語教授吳興華就在「勞改」中被強迫喝了有化學品的污水而當天死亡，44歲。吳興華死後還被解剖屍體以證實他是自殺，為了「對抗文革」。
北大數學力學系主任段學復教授，是著名數學家。他動過癌症手術，而且高度近視。他被強迫摳乾淨廁所牆上的尿鹼，他得幾乎把臉貼在牆上面，才能看清楚。
在1968年，北大數學力學系還有三名教員遭到迫害而自殺，還有一位教員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四、為什麼害死眾多大學領導人
在文革初期遇害的32名大學領導人。他們的名字，按照他們的死亡時期為順序，排列如下：
趙宗復，太原工學院院長 1966年6月21日
江隆基，蘭州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1966年6月25日
高芸生，北京鋼鐵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1966年7月6日
陳傳綱，上海復旦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 1966年7月
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1966年8月2日
李敬儀，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兼黨委副書記 1966年8月3日
李達，武漢大學校長 1966年8月24日
言慧珠，上海市戲曲學校副校長 1966年9月11日
陳序經，南開大學副校長 1966年
岑家梧，中南民族學院副院長 1966年
韓克樹，西北電訊工程學院院長 1967年
孟憲承，華東師範大學校長 1967年
趙明新，中科院華東分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1967年1月
邵凱，遼寧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1967年1月23日
田辛，華東化工學院黨委代理書記 1967年8月2日
孫泱，人民大學副校長兼黨委書記 1967年10月初
魏思文，北京工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1967年10月30日
向隅，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1968年
王建中，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
范樂成，武漢醫學院副院長 1968年
唐麟，湖南大學副校長 1968年2月18日
彭康，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1968年3月28日
常溪萍，華東師範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1968年5月25日
高仰雲，南開大學黨委書記 1968年7月27日
蔣梯雲，同濟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常委 1968年7月27日
李廣田，雲南大學校長 1968年11月2日
翦伯讚，北京大學副校長 1968年12月18日
范樂成，武漢醫學院副院長 1968年
李秋野，北京外貿學院院長 1968年
張敬人，上海工業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1970年６月7日
王頌咸，四川美術學院副院長 1972年
李劫夫，瀋陽音樂學院院長1976年12月17日
附記：1966年夏秋之後，北大、清華、復旦、人大、北師大等單位均出現過大量的高級知識份子自殺群，僅北京大學就有包括汪簽、董懷允等人在內的24名教授和講師被逼自殺身亡，名不盡錄。他們的受難故事，請看他們各自的條目。
文革前實行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中共黨委書記是大學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中共黨委書記和校長，二者常常由同一個人擔任。副校長和中共黨委副書記也常常是兼任的。他們中的大多數能得到學校的領導職位，首先是由他們在共產黨裡的地位決定的。因此，本文把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統稱為「大學領導人」。
他們的遭遇和死亡模式相當一致：1966年6月間，他們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被他們的上級黨委定為「黑幫份子」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被停職或者撤職，並且遭到大會「揭發」和「批判」。1966年8月「紅衛兵」組織普遍建立之後，他們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被毆打，被剃頭，被遊街，被關押，在校園裡被「鬥爭」和「勞改」。這種野蠻殘酷的迫害繼續了三年。他們就在這過程中，即1966、1967、1968年間，或者被「鬥爭」死，或者在遭到野蠻「鬥爭」以後自殺，也可能在關押中被折磨毆打而死卻又被宣告是「自殺」。以上26人名單中，只有一人是在遭到長期關押和折磨後在1970年死亡的，其餘全部死亡於1966－1968年間。
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大學裡發生的這種死亡模式的一致性，是因為這是從上而下發動的文革導致的，這是中共文革領導班子領導的結果。
筆者個人所作的調查，涉及面有限，然而，僅僅在有限的對全國大學的調查中，就發現了這一長名單。而且，這個名單沒有包括被毆打成殘廢或重病的人。這張死亡名單表明了大學負責人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如何殘酷的打擊與迫害。也可以從中知道，文革中在大學裡面發生了多麼嚴重的暴力迫害甚至殺戮。實際上，在文革中，所有的大學領導人都遭到了「鬥爭」和進過「牛鬼蛇神」隊，都曾經被關押禁閉，都遭到肉體的和心理的虐待與折磨。筆者沒有發現有學校例外。
大學本來是一個社會裡有文化講文明的地方，但是，文革卻使中國的大學變成大規模暴力迫害的發源地和發生地。從社會變動的角度來看，大學在文革中發生的這種巨大的變化，即校園暴力迫害的大規模發生和發展，是「文革」在劇烈改變社會傳統以及行為規範方面的最成功的例子。
根據筆者的調查，文革中，暴力性「鬥爭會」（即用毆打、侮辱、挂黑牌、戴高帽子、遊街、體罰等方式「鬥爭」所謂「階級敵人」）、校園「勞改隊」和校園監獄（即後來被俗稱為「牛棚」的），都在大學裡最先開始大規模發生並且發展起來的。這些迫害手段流傳全國，害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大學領導人，則是校園暴力的最嚴重的受害者群體之一。
在文革中，大學領導人是最早被「揪出來」並且最早遭到「鬥爭」的一類人。
在1966年6月以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雜文」是當局通過報紙雜誌「批判」的，中共高層幹部「彭羅陸楊」是在共產黨的高層會議上被宣布免職然後被監禁的。文革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北京大學七個人寫的一張「大字報」之後。
北京大學七個人大字報的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宋碩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部長。陸平是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彭佩雲是北京大學校長中共黨委副書記。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攻擊北京大學的當權者為「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這張大字報把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轉到了教育界。在廣播大字報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學校全面停課。廣播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對這張大字報高度讚揚的做法，猛然改變了文革的激烈程度。這是文革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學的陸平和彭佩雲是最先被「揪」出來的大學領導人。十天之後，「工作組」在清華大學宣布校長蔣南翔（也是高等教育部部長）「停職」。全國各省的中共省委也各自「揪」出當地的一些大學領導人，各省的共產黨黨報都報導了有關消息。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被「批判鬥爭」，還由中央級報紙作了全國性報導。
在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後，很多人還是不敢反對本校的領導人。但是「工作組」進校，宣布原學校領導人「靠邊站」或者「停職反省」，校園裡的情況立即就徹底變了。學校領導人和教師成為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而不再僅僅是一些知名作家學者和最高權力圈子中的失勢者。充當文革的攻擊手的，也不再僅僅是少數寫「批判文章」的「左派」文人，還加上了千千萬萬的學生。
在「工作組」的引導下，學生們紛紛起來「揭發」「批判」原來的學校領導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工作組」還召開大會，「批鬥」原校領導。大會上有很多人作慷慨激昂的發言。往身上貼大字報，往人臉上塗墨，推人，打人，揪頭髮，種種暴力現象發生。有相當一些人以這種行為顯示自己的「革命性」。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加了清華大學「工作組」到清華大學領導文革運動。這是對「工作組」的權威性的強化。顯然，沒有她這樣的高層權力人物指揮，學校裡的學生怎麼可能「打倒」校長兼高教部長的蔣南翔呢？要知道，1966年時候的蔣南翔，不但有那麼高級的職務，而且，他代表共產黨在教育界的權力，這種權力之大，是其他社會制度裡的大學校長從來沒有過的，這種權力絕不允許學生和教員挑戰和質疑。但是在1966年6月，由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決定，蔣南翔立即成了階下囚。蔣南翔的工作班子成員和部下，經過短短時間的對上級意圖的觀望和揣測，瞭解到中央意圖後，都立刻轉向，站到攻擊他的這一面來。
「工作組」的做法是，把大學的原有領導當作「反動堡壘」「打倒」，不管那些領導人都是共產黨的資深幹部，也從來不曾反對過上級黨委的方針路線。但是，工作組不同意對被「打倒」的文革運動對象施加大規模的暴力虐待，同時，他們強調「鬥爭」必須在他們的領導之下進行。
北京大學「工作組」1966年7月3日上報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一月情況匯報提綱》明顯地體現了他們的意圖。
《提綱》說：「北京大學是修正主義的前北京市委的一個重要據點」。陸平和「原北大的反動的社會基礎結合起來，依靠、重用大批政治上嚴重不純的人，結成反黨的宗派集團，控制了校、系兩級領導大權，施行殘酷的資產階級專政」。北京大學已「成為一個頑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地富反壞右麇集的頑固的反動堡壘」。《提綱》說：「618」事件「製造混亂，企圖打亂工作組的作戰部署」，把「文化革命引到邪路上去」。（《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64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