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武漢中心醫院去世的醫生（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21年1月29日訊】摘要
老子《道德經》第七十四章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直譯意思是：當老百姓不再怕死，那麼統治者用剝奪其生命的方式來威嚇人民也就沒有作用了。一般認為，人對死亡的恐懼是最大的恐懼。在面臨生與死的選擇，人會選擇生而不是死。如俗話所說：好死不如賴活。但是老子的教誨並不適用於集權制度。
本文從武漢中心醫院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醫生在2020年1月3日參加醫院中層幹部會議的會議記錄談起（參見圖1）。會議記錄共11個詞，其中講政治和保密紀律兩詞最為重要。
武漢市中心醫院，又名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武漢中心醫院，是一家綜合性三甲醫院，有職工4300多人，其中博士、碩士就有1200餘人。武漢市中心醫院的前身是漢口天主堂醫院，歷史悠久。武漢中心醫院因「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和「發哨人」艾芬醫生而聞名。
1月3日江學慶醫生由於戴著口罩參加會議而受到院領導的批評，因為領導認為，醫護人員戴口罩就暗示著這種不明原因肺炎是傳染病，是會人傳人的，是和上級的緊急通知唱反調。作為全國優秀醫生的江學慶明知SARS冠狀病毒會人傳人，致死率也有很高，他曾親口勸一位退休職工盡快離開，說這裡很危險。但是江學慶醫生堅持在醫院裡不戴口罩，將自身完全暴露在病毒下。1月17日江學慶醫生發病並被確診感染，1月22日被轉入醫療條件更好的武漢市肺科醫院治療。1月27日用上ECMO（體外膜氧合），病情仍沒有好轉。2月29日，江學慶醫生的病情突然惡化，出現多器官衰竭，告別了這個不讓醫生戴口罩的世界，享年55歲。
為什麼江學慶醫生面臨生與死的選擇，選擇了死而不是生？
孫立平教授在《極權主義的誘惑與免予恐懼的自由》一文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恐懼的政治，極權主義的特點是製造了一種特殊的恐懼。這種恐懼的強度超出對於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是瀰漫性的，滲透於人們的每個毛孔之中；這種恐懼會升華為一種前所未有的自我約束。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的初期，中共的政法機構（如武漢市公安局）、宣傳機構（如新華社、CCTV、網管機構）、衛健委構成的鐵三角，再加上基層黨組織如蔡莉、李蜜這樣黨棍的配合，使得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務人員處於極度的恐懼之中。揭露真相的醫務人員受到訓斥，被「依法懲處」，剛剛用勇氣和親情撕開冰山一角的事實又被重新遮蓋，致使原本可以被控制在初發階段的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漢、湖北、中國乃至全世界流行，最終導致人類發展史上的最大悲劇，目前還看不到盡頭在哪裡。
2021年1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小組的13位專家達到武漢，一些人還心懷希望。由於武漢醫務人員的恐懼如今依然存在，他們不敢說出真相，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們只能是無功而返。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繼續讀下去。
一、武漢中心醫院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的會議記錄
圖1是武漢中心醫院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在2020年1月3日參加醫院中層幹部會議時所做的記錄。
圖1：江學慶主任2020年1月3日參加武漢中心醫院中層幹部會議的記錄（圖片來源：網路截屏）
記錄中只有十一個關鍵詞：
李書記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
不易使用新型冠狀病毒（筆者註：不易，應為錯別字，正確的是不宜）
沒有人傳人的證據
講政治
十條紀律規定
保密紀律
指揮部
不准請假公休
不准到處亂講亂談
及時傳達到每一個人
記錄中的李書記，應該是指武漢中心醫院紀委書記李蜜。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一詞，最新來自武漢市衛健委2019年12月30日15時10分在系統內下發部門文件《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根據上級緊急通知，我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中心醫院領導要求醫生在為患者做診斷時，不要用不明原因肺炎或病毒性肺炎，而用肺炎或者肺部感染等，掩蓋傳染病疫情的真相，也是為逃避簽署《國際衛生條例》後的責任：如發生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各締約國應在評估公共衛生信息後24小時內，以現有最有效的通訊方式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
不宜使用新型冠狀病毒，應該是讓醫生在為患者做診斷時，不要使用新型冠狀病毒一詞。新型冠狀病毒一詞在2019年9月18日武漢海關聯合軍運會執委會在武漢天河機場舉行以「守國門安全，保軍運平安」為主題的應急處置演練活動中，模擬處置1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護送感染者的醫護人員身穿全套防護服。冠狀病毒一詞也出現在李文亮醫生上傳的信息中。2020年1月1日新華社記者廖君撰寫報導稱：「武漢市公安局1日通報稱，日前一些關於‘武漢病毒性肺炎’的不實信息在網路流傳，公安部門對此進行了調查。目前，8人因散佈不實信息，被警方依法處理。」「武漢警方提示，在網上發布信息、言論應遵守法律法規。對於編造、傳播、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警方將依法查處，絕不姑息。警方呼籲網民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共建和諧清朗的網路空間。」李文亮醫生上傳武漢市中心醫院有7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在後湖院區急診科隔離。這是武漢市中心醫院中層領導以上的幹部都知道的事實，不是什麼不實信息。但是武漢市衛健委和中心醫院領導要求醫生不要使用新型冠狀病毒一詞，以免與武漢警方對李文亮醫生的依法處置產生矛盾。
沒有人傳人的證據，這個說法來自武漢市衛健委2019年12月31日13時38分發布的《情況通報》：「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其實人傳人現象早已出現。金銀潭醫院收到的一名轉院病患曾某與華南海鮮市場有接觸，其妻之與華南海鮮市場沒有接觸，但也被感染。在艾芬醫生2019年12月28日接診的病例中，有兩人是母子關係。在張繼先醫生2019年12月27日和29日上報的7個病例中，有三人是一對老人和年輕的兒子。根據武漢市第五醫院消化內科呂小紅主任，在2020年12月25日前後，就聽說武漢市兩家醫院有醫護人員疑似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並被隔離，其中還有呼吸科的醫護人員。另外，在2019年12月31日前湖北省新華醫院（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1位護士也出現輕微感染。
講政治，這一條很重要。這說明，李書記今天談的已經不是一般的衛生健康事件，而是政治事件。在政治事件中站錯隊、說錯話、做錯事，就是政治錯誤。對政治錯誤的處置的邊界在哪裡，只有讓與會者自己去思量。武漢市中心醫院領導在會議上強調「講政治」，就是賣力地貫徹武漢市衛健委封鎖疫情的旨意，打壓「吹哨人」和「發哨人」，讓李文亮、艾芬閉嘴，讓其他醫務人員也都閉嘴。2019年12月31日上午李文亮醫生被醫院領導約談，並應要求寫下一份《不實消息外傳的反思與自我批評》，至今內容沒有公布。根據武漢中心醫院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醫生透露，武漢中心醫院本來決定開除李文亮醫生或吊銷醫生職業資格，在一些中層幹部向下傳達會議精神時，也都拿李文亮醫生要被開除來說明事情的嚴重。2020年1月2日上午艾芬醫生被醫院領導約談，黨委書記蔡莉給艾芬醫生扣上的三個政治大帽子分別是：「你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你是影響武漢安定團結的罪人；你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元凶。」政治罪名何其大也，送哨人艾芬醫生就是這個政權的敵人。
十條紀律規定，應該是指醫院內部制定的紀律規定，是院領導對醫務人員的特殊要求，比如關於患者人數的上報規定等等。中心醫院院領導不允許醫生在傳染病直報系統中將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報」，甚至將病人診斷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許的，只能診斷為「肺部感染」，這樣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實情況根本無法上報。從1月3日那次會議後，醫院不允許醫生給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許拿相關樣本向第三方送檢做基因測序等等。這都是紀律規定。
保密紀律，這是中共極權統治最為有效的工具。中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辦法》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條例》所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等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某一事項泄露後會造成下列後果之一的，應當列入國家秘密及其密級的具體範圍（以下簡稱保密範圍）：（一）危害國家政權的鞏固和防禦能力；
（二）影響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
（三）損害國家在對外活動中的政治、經濟利益；
（四）影響國家領導人、外國要員的安全；
（五）妨害國家重要的安全保衛工作；
（六）使保護國家秘密的措施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
（七）削弱國家的經濟、科技實力；
（八）使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失去保障。
這個保密範圍是沒有界定的標準，它確實起到一個寒蟬效應，「刑不可知，威不可測，則民畏上也。」某一事項本來並不屬於國家秘密，比如接診一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檢測結果為冠狀病毒。一旦這個檢測結果為公眾所知道，專制政權認為這個信息的泄露會危害國家政權，或者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或者其他原因，就可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以泄露國家秘密罪處置。本來不是國家秘密的信息也因此成為了國家秘密。
艾芬醫生獲得一例SARS冠狀病毒的檢測報告，李文亮醫生把這份檢測報告上傳。武漢中心醫院發現冠狀病毒患者，這是鐵板釘釘的事實。而武漢市公安局、武漢市衛健委、新華社、CCTV、中心醫院領導卻罔顧事實，把吹哨人李文亮等打成是「在網路上發布、轉發不實信息」的造謠者，用的就是保守國家秘密法。其實李文亮並沒有轉發不實信息，他只是一對一地轉發了一份檢測報告的複印件。如果說這份檢測報告含有什麼不實信息，那麼就是檢測報告上寫著「SARS冠狀病毒」，而這個病毒完全正確的寫法是「SARS冠狀病毒2」（SARS-CoV 2）。在2019年12月30日「SARS冠狀病毒2」（SARS-CoV 2）的命名尚沒有出現，所以寫「SARS冠狀病毒」沒有任何錯。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實施辦法》第三十五條（一）規定「使國家秘密被不應知悉者知悉的」，就是「泄露國家秘密」。李文亮醫生上傳檢測報告，使「SARS冠狀病毒」被不應知悉的民眾知道了，讓海外的人知道了，就是泄露國家秘密。縱然「SARS冠狀病毒」的檢測報告來自第三方檢測機構、是真實的，但是它現在成為了國家秘密，就屬於《保守國家秘密法》的範疇。那麼被民眾知悉的「SARS冠狀病毒」就是國家秘密法認定的不實信息，上傳這個信息的人就是造謠者。這是極權統治者的邏輯，也是他們對國家秘密的定義。
指揮部，應該指醫院成立了疫情指揮部，由領導親自坐鎮。按照2019年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第一條就要求加強責任領導，成立工作專班。習近平上臺之後，特別強調領導責任制度，武漢中心醫院出了問題，就拿書記、院長問罪。據說那段時間武漢中心醫院領導出去開會都抬不起頭，因為艾芬、李文亮「造謠生事」而受到更高級別領導的批評。所以醫院領導對艾芬、李文亮等是怒火萬丈，中層領導也懼怕蔡莉等拿他們出氣。
不准請假公休，這是疫情期間的特殊規定，如武漢市金銀潭等醫院也不准請假公休。
不准到處亂講亂談，這是再次強調，不允許私下談論疫情，不允許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傳人的客觀事實，不允許透露醫院的真實情況等等。
及時傳達到每一個人，按照會議要求，會議內容由與會的中層幹部馬上口頭傳達給科室的每一位員工，要求每一位員工自覺遵守，自我約束。
總結江學慶醫生的記錄，最關鍵的詞只有兩個：講政治和保密紀律，這兩個詞所製造出來的恐懼，超過死亡所能產生的恐懼；及時傳達到每一個人，就是這種恐懼要滲透於人們的每個毛孔之中；最終這種恐懼會升華為每一個醫務工作的自我約束、自我臣服。
二、中國醫師獎獲得者江學慶
江學慶醫生1963年出生於武漢市，1986年同濟醫科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畢業，進入武漢市二院（現武漢中心醫院）普外工作。同濟醫科大學的前身是德國醫生寶隆博士於1907年在上海成立的德文醫學堂，後發展成為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同濟大學醫學院從上海遷往武漢，與武漢大學醫學院合併為中南同濟醫學院，1955年改稱武漢醫學院，1985年再次改名為同濟醫科大學。1985年筆者到德國留學，德國教育部只承認中國兩所大學的學歷，一所是上海的同濟大學，一所是武漢的同濟醫科大學，因為這兩所大學都是德國人建立的。直到現在，德國文化交流協會還是把上海同濟大學和武漢同濟醫科大學排作中國教學質量最好的兩所大學，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之前。只要是這兩所大學的學生，都可以優先獲得德國大學的入學許可。
2005年江學慶醫生赴美國著名的貝勒醫學院留學，主要從事肝癌、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分子生物學的學習、研究和學術交流。2007年江學慶醫生回國，加入武漢中心醫院剛成立的甲狀腺乳腺外科的工作。參加工作後又能出國留學，學成後又按期回國服務，可以說江學慶醫生是通過了一個很大的政治考驗。
江學慶醫生生前獲得過許多獎勵，如荊楚楷模獎、武漢「五一勞動獎」、武漢市衛生系統優秀共產黨員獎、「白求恩式的好醫生」等。2018年江學慶醫生獲得第11屆中國醫師獎。中國醫師獎是2003年經衛生部批准設立的中國醫師行業最高獎，其目的是表彰獎勵醫師隊伍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優秀代表，為全國的醫生建立一些標兵、模範。作為中國醫師獎獲得者，與全國勞動模範等一樣，有一些特殊的優惠政策，如退休、醫保、獎金等等。截至2020年全中國只有945名中國醫師獎獲得者，如鐘南山、王辰、李蘭娟等都是此獎的獲得者。武漢中心醫院一共只有兩名中國醫師獎獲得者。所以說，江學慶醫生就是武漢市衛健委、武漢市中心醫院樹立的一個楷模，一個活雷鋒。
根據江學慶醫生的一位同事兼鄰居介紹，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人，醫術很高，又有在美國留學的經驗，每年的過年過節都還在做手術，把時間全部給了病人。江學慶問診時說話輕言細語，因此被病人稱為「60分貝暖醫」。江學慶曾表示，「說話輕言細語是我工作的一部分，這麼多年已經習慣了。因為我的患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對女同志說話本來就該客氣點。」
在2020年1月3日，江學慶醫生戴著口罩去參加中層領導幹部會被院領導批評，此後他在醫院裡就不再戴口罩了。作為一位醫生，江學慶對2003年發生的SARS疫情是有經驗的，對2019年底和2020年初在武漢市、在武漢中心醫院發生的諸多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患是有瞭解的，對於已經存在的病毒檢測報告與李文亮醫生等上傳的冠狀病毒信息也是瞭解的，對於這類病毒是否會人傳人也有專業的判斷。所以江學慶醫生是戴著口罩去參加會議的。在會議上受到領導批評之後，江學慶醫生就不再戴口罩。這是無畏還是恐懼？
筆者認為，江學慶醫生之所以不戴口罩，是出自恐懼。作為一位科室主任，作為諸多榮譽的獲得者，特別是中國醫師獎的獲得者，他確實是有比同事更多的榮譽、更優惠的待遇，但是也要對自己有更嚴格的行為準則，要時刻聽黨的話，處處跟領導走，起模範帶頭作用。因此，他比一般的醫生、比一般的中層幹部有更大的恐懼，有更強的自我約束，害怕自己一個小小的動作，比如戴著口罩上班，泄露了什麼機密，偏離了領導的要求，給領導帶來麻煩，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等。小心駛得萬年船，就像江學慶醫生說話一樣，輕聲輕氣的。
1月8號下午，江學慶醫生在南京路院區22樓組織了武漢市甲乳患者康復聯歡會。根據中心醫院退休職工於林的回憶，她最後一次見到江學慶醫生是1月13日下午，他正在專家門診，還沒吃午飯，飯在旁邊放著。江主任對她說，「大姐，你來這兒幹什麼？這裡很危險，你辦了事趕快走。」說這句話的時候，江學慶醫生正被病人圍著，沒有戴口罩。可見江學慶醫生對SARS冠狀病毒的傳染性和危險性是十分清楚的，「這裡很危險」！但是他是中國醫師獎的獲得者，就要表現出「不怕死」的樣子，就不能戴口罩。
1月14日江學慶醫生給患者做完他人生中的最後一個手術。1月16日江學慶醫生發病，做肺部CT顯示出症狀，1月17日被確診感染，被病毒感染應該是在1月16日之前的日子。江學慶醫生的病情發展很快，1月22日被轉入醫療條件更好的武漢市肺科醫院治療。但是病情沒有得到抑制，繼續惡化，於1月27日用上ECMO（體外膜肺氧合），病情仍沒有好轉，但生命體征都還平穩。2月29日，江學慶醫生的病情突然惡化，出現多器官衰竭，告別了這個不讓戴口罩的世界，享年55歲。一位護士感慨地說：「這對於江醫生何嘗不是一種解脫，他在ECMO上堅持太久太久了（共33天）。」
江學慶醫生被確診感染後，他顯得十分平靜，好像事先知道這個結果會到來。江學慶醫生走得也很平靜，並沒有那種臨終病人所有的暴躁和絕望。最為可悲的是，江學慶醫生在整個患病過程中，沒有表現出那種對求生的渴望，也沒有死不瞑目的意願，也許是ECMO的關係，畢竟他在ECMO上堅持太久太久了。江學慶醫生的治療過程，也證實了作為中國醫師獎的獲得者所能收到的醫療待遇，與李文亮醫生相比，江學慶醫生轉入醫療條件更好的武漢市肺科醫院，於1月27日用上ECMO；而李文亮醫生一直留在中心醫院治療，在心臟停止跳動3小時後才上了從其他醫院借來的ECMO。
圖2：江學慶醫生於2020年2月29日死於新冠疫情（圖片來源：網路截屏）
圖3：江學慶醫生的訃告，圖片來源：網路截屏
三、武漢中心醫院——醫務人員感染、死亡最多的醫院
武漢中心醫院是武漢是最早確診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醫院，也是最早檢測出新冠病毒的醫院。
武漢中心醫院是最早揭露武漢爆發新冠病毒疫情的醫院，人們永遠不會忘記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和送哨人艾芬醫生。
武漢中心醫院是醫務人員心存最大恐懼的醫院，除急診科、呼吸科和ICU之外，其他科室醫務人員不許戴口罩，也沒有人敢提出質疑。對於這個問題，武漢市中心醫院影像科一位醫生是這樣解釋的：「每一級領導包括每個醫護人員都集體失聲，每個人都有責任。我是影像科我們很早知道，但很多科室真的不知道（病毒的嚴重性）。但我們怎麼敢去發聲？三令五申不能說，除非你不想在這待了。」一般認為，當知識份子成為中產階級之後，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要求會更加強烈，這也是社會政治改革的動力。但是在中共極權政權下，知識份子的收入有了改善，有了用按揭購買的舒適的住房，步入了中產階級的行列後，他們對極權政權的恐懼是與日俱增，害怕失去已經擁有的一切，所有他們寧願放棄對民主、自由、對社會政治改革的衝動，對專制政權表示衷心的擁護和心甘情願的服從，積極合作，積極地自我約束，從而也失去了血性。
武漢中心醫院因李文亮醫生一度成為中外新聞的焦點，但醫務人員（除艾芬醫生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使用化名，那位影像科的醫生也用的化名，可見醫務人員的恐懼有多大。
武漢中心醫院是也是醫務人員感染最多（曾報導230多人感染）和死亡最多的醫院。六位去世的醫生是：
李文亮，眼科醫生，2020年2月7日去世，享年34歲；
江學慶，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2020年3月1日去世，享年55歲；
梅仲明，眼科副主任，主任醫生，2020年3月3日去世，享年57歲；
朱和平，眼科副主任醫生，2020年3月9日去世，享年67歲；
劉勵，倫理委員會醫生，2020年3月20日去世，享年45歲；
胡衛峰，泌尿科副主任醫生，2020年6月2日去世，享年42歲。
根據武漢市中心醫院醫務人員回憶，李文亮和梅仲明兩位醫生都是在1月10日被一位82歲青光眼患者感染，兩位醫生當時都是在不允許戴口罩的情況下接診了這名病人後被感染的。在中心醫院去世的六位醫生中，三位來自眼科。
這六位醫生的年紀在34歲到67歲之間，平均年齡只有50歲。而根據當時對新冠疫情的介紹，只是對70、80歲以上的老人風險比較大，而中青年人都能夠挺過去。但是武漢中心醫院去世的這六位醫生，他們都是中青年醫生，他們在被確診感染之前都沒有佩戴口罩。中國有四大悲的說法，幼年喪母，少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對這六位醫生的家庭來說，他們的離去，給家庭造成了三大悲劇！
四、極權制度下的恐懼
老子《道德經》第七十四章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直譯意思是：當老百姓不再怕死，那麼統治者用剝奪其生命的方式來威嚇人民也就沒有作用了。一般認為，人對死亡的恐懼是最大的恐懼。在面臨生與死的選擇，人會選擇生而不是死。如俗話所說：好死不如賴活。
但是為什麼江學慶醫生面臨生與死的選擇，選擇了死而不是生？
孫立平教授在《極權主義的誘惑與免予恐懼的自由》一文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恐懼的政治，極權主義的特點是製造了一種特殊的恐懼。這種恐懼的強度超出對於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是瀰漫性的，滲透於人們的每個毛孔之中；這種恐懼會升華為一種前所未有的自我約束。
在文化大革命中，筆者的老師、同學的父母、鄰居有的選擇了自殺。當時年紀小，搞不懂這是為什麼？特別是聽說作家老舍是趴在太平湖邊，自己把臉浸到湖中「溺水」而亡，這種毫無留戀，棄生求死的決意實在令人深思。也許那時的離去者還有一股「士可殺不可辱」的血氣。
在德國、在歐洲旅遊，會去參觀二戰期間納粹建立的那些集中營，常常被一個問題困擾：那些猶太人為什麼不反抗？就是走向毒氣室時他們也不反抗！
多年以前，筆者撰寫過一篇題為《天問》的文章，論述「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中國並沒有發生過重大的自然災害。但是那時候發生了大飢荒，特別是河南信陽地區，國家的糧庫裡有糧，但是老百姓寧可餓死也不敢動國庫裡的糧食。為什麼？
也許有人會說，江學慶醫生不戴口罩是勇敢的行為，因為他已經沒有恐懼，勇敢地選擇了被感染，選擇了死亡。其實在極權制度中，人面臨生與死的選擇，選擇死亡是最簡單的，反而選擇生存、選擇做兒子、做丈夫、做父親的責任才需要勇氣和擔當。
暴力和謊言是極權政府維政權穩定的最主要手段。極權制度會以講政治的名義製造出一個或者一批威脅政權穩定的敵人，讓民眾對極權政權、對極權制度心懷恐懼。過去民眾害怕成為階級敵人、成為黑九類，如今害怕成為泄露機密、散佈謠言、破壞安定團結局面的罪人，進而失去尊嚴、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養老保險金，甚至危及子孫後代。民眾害怕成為極權制度的政治敵人，因此願意做出讓步，願意與極權政權合作，願意承認極權制度的合法性，願意臣服。
從江學慶醫生的會議記錄十一個詞彙中，可以看到極權制度製造的恐懼，講政治，保密紀律……懲罰是沒有邊界的。「你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你是影響武漢安定團結的罪人；你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元凶」，你就是制度的敵人。已經做出讓步並表示願意臣服的江學慶醫生，他對政治的恐懼、對保密紀律的恐懼，已經超過了對死亡的恐懼，他不敢在醫院佩戴口罩，儘管他十分清楚，「這裡十分危險」，不戴口罩更加危險！正是武漢市醫務人員的恐懼，剛剛用勇氣和親情撕開一角的事實又被重新遮蓋。原本可以被控制在初發階段的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漢、湖北、中國乃至全世界流行，最終導致人類發展史上的最大悲劇，目前還看不到盡頭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