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金融多發達？看看那時的證券交易所(圖)

在宋朝的所有金融機構中，「證券交易所」的出現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看中國2020年11月21日訊】在宋朝的所有金融機構中，「證券交易所」的出現也是令人眼前一亮的。先來看耐得翁《都城紀勝》的一段描述：「都城（杭州）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家余。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並諸作匠爐鞲，紛紜無數。」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上面提到的「交引鋪」，非常接近於今日的證券交易所，在這裡成交的商品為鹽引、茶引、礬引、香藥引、犀像引等有價證券。宋代實行比較廣泛的禁榷制度，鹽、茶、礬、香藥等採取間接專賣：先由商人向政府設立的榷貨務入納現錢，換取一張交引，然後憑著這張交引到指定地點領取鹽茶等商貨。

宋太宗時，為了引導軍用物資流向邊郡，宋政府又創製「折中法」：商人在邊郡入納糧草等，政府估價後發給交引。為吸引商人赴邊納糧，宋政府的估價遠高於市場價，高出市場價的那部分，叫做「虛估」，市場實際交易價則叫做「實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實估」加「虛估」組成。商人憑交引可赴京城或產地領取錢或者茶、鹽、礬、香藥等貨品。

交引的原始功能類似於「提貨單」，見引給貨，認引不認人。市場經濟的發展，又使得交引突破了其原始功能，獲得了有價證券的流通功能——由於交引的價值存在一個巨大的「虛估」額，這個「虛估」額成了附加於交引之上的利潤空間，可以吸引買家來購買交引，交引的轉手，實際上便是分割「虛估」利潤的過程，直至最後的交易價格接近於交引的「實估」。

因此，交引商通常並不是用交引提貨，而是直接進行交引的買入、賣出。「認引不認人」的特點也讓交引的自由流通成為可能。於是，類似於證券交易所的「交引鋪」便應運而生了。

宋代的大城市，證券交易非常發達，《續資治通鑒長編》說一些州縣的土人「既得交引，特詣衝要州府鬻之」，可見各個「衝要州府」都設有「交引鋪」。北宋的汴梁、南宋的杭州，都是證券交易非常繁榮的金融中心。

《東京夢華錄》描述說，開封城內「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這裡的「金銀彩帛交易之所」，便包括「交引鋪」。南宋的杭州，單「界北」的一條街，就集中了一百多家「交引鋪」。交引的買賣是大宗交易，必須有十分雄厚的本錢，所以這些「交引鋪」的門面，都擺出大堆「金銀及見（現）錢，謂之看垛錢」，以示自己的資金流充足。

跟所有的證券交易一樣，「交引鋪」當然也是通過買進、賣出交引的差價獲利。北宋時，京師有一些得到茶引的市民，「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幾無。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

為了坐獲厚利，宋朝的一些「金融大鱷」還憑藉其雄厚的資金，操縱市場，壓低交引的市場價，購入交引。如北宋皇佑年間，「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交引鋪」收購的交引，通常不會直接用於提貨，而是轉手賣給茶鹽商：「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

在宋代，交引的交易是合法的，也是政府鼓勵的。即使出現大鋪商操縱市場的情況，宋朝政府對交引市場也沒有採取壓制的做法，而是採納官員範祥的建議，設立官營的「買鈔場」，在交引的市場價太低時，以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買入交引；而當交引的市場價過高時，又以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出售交引。藉此來平抑交引買賣的市場價格。這一做法，叫做「範祥鈔法」。宋人王鞏《隨手雜錄》說，「範祥鈔法……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鈔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減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常在官矣。」

宋代之後，明清時期繼續保留食鹽的間接專賣，民間雖有私下的鹽引交易，但已屬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間的一條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當、買賣鹽引，將「俱問罪，引目、鹽貨入官」。這也意味著宋代孕育出來的證券市場，在宋朝滅亡之後，並未能繼續發育壯大。

與明清時期相比，宋代的金融業呈現出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政府充當了開拓金融市場的先鋒。不管是中國最早的「銀行」——抵當所，還是最早的「信託機構」——檢校庫，都是官府率先創辦出來的；而為了對沖民間交引鋪對證券市場的控制，宋政府也不是動用權力禁止交引交易——像明清政府一樣，而是設立官營的「買鈔場」進行市場調節。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宋王朝表現了其它任何王朝所不具備的「國家資本主義」特質，宋政府比其它王朝的政府都懂得擁抱市場。

也有人說，宋代官營金融業的發達實際上壓抑了民間金融的發育。但我們換一個角度看，中國金融史的演進卻確鑿無誤地證明了，正由於明清時期政府對於金融市場毫無作為，才導致抵當所、檢校庫、交引鋪只是在宋代曇花一現，未能發育成近代意義上的銀行、金融信託與證券交易所。

這裡便引出一個問題：在社會從中古向近代轉型的歷史關節點（而不是在現代社會），到底是一個積極探索市場的政府，還是一個對於商業與市場視而不見的政府，更有利於促進整個社會的大轉型？拋出問題，將答案留給讀者自己思索。

（選自吳鉤著《重新發現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責任編輯:辛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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