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增蕊和父親、母親不停地遭到一批又一批紅衛兵的毒打。圖為文革批鬥場面，與本文主人公無關。（網絡圖片）
她的父親是被她親手殺死的。
那天，在父親和母親的一致哀求下，最終三個人商量好，由她親手為他們割斷頸動脈。
這是最快捷的一種死亡方式，結束生命僅需一分鐘。
她是個醫生，這對她來說，很簡單。
她叫穆增蕊。
那天，是1966年8月29日凌晨。
穆增蕊，高中畢業於天津市女七中。女七中的前身是天津著名的私立中學——南開女中。1952年私立學校被取消，南開女中改為公立學校，名為天津市女七中。
穆增蕊所在的班級是女七中那一屆唯一的一個高中班。她是我姐姐的同班同學。她的同學們都記得，她原來是一個文靜、謙虛、樂觀向上、待人誠懇、品學兼優的女孩。
高中畢業，她考取了醫學院。大學畢業，分配到天津市兒童醫院工作。她在醫院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廣受患者愛戴。文革前，曾被評為醫院的先進工作者。婚後的穆增蕊，丈夫在北京工作，兩個人分居兩地，為了工作，她甚至將第一次懷上的孩子做了流產，以後就再也沒能懷上孕。
1949年以前，穆家是開茶莊的。穆家茶莊的茉莉花茶在天津賣出了名氣。相聲大師馬三立的相聲《起名字的藝術》有這樣的內容：「哪兒買茶葉？正興德……這字兒讓你容易記住，叫著還順嘴兒。」「正興德」就是穆家茶莊的名號，在老天津可以說幾乎人人皆知。
當然，自從1956年實行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正興德茶莊早就「公私合營」歸了共產黨了，穆家也早已不做買賣了。祖上的家產唯獨就剩下了一棟三層小樓。穆增蕊的父母住在二樓，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住在一樓，一樓還有一間屋子對外出租。這一間屋子的租金就成了她父母唯一的收入和生活來源。
1964～1965年，穆增蕊參加農村巡迴醫療隊下鄉服務，工作過勞加上生活條件艱苦，後來一下子病倒了。66年返回市裡以後她就回了娘家，住到了父母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式開始。社論宣稱：「毛主席教導我們，在我國，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解放16年以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正是這個鬥爭的繼續發展。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根本對立的，是不能和平共處的。無產階級革命，是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最徹底的革命，這不能不遇到剝削階級最頑強的反抗。」
8月26日一大早，一群中學生紅衛兵手持皮帶、大棒，砸開院門，衝進院裡，開展革命行動。一部分紅衛兵進屋抄家，另一部分就對住戶施虐。他們先把穆增蕊和她父母三人的頭髮剃成陰陽頭，用剪刀把褲子剪得稀巴爛，接著將人捆綁著拉到胡同口罰跪，進行批鬥，批鬥中拳腳相加，配合著皮鞭、木棒抽打，往身上、臉上刷墨汁、刷漿糊，百般凌辱，要他們承認是從事剝削、妄圖進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反動資本家。
穆增蕊很不理解。實際上，穆家從穆增蕊的父親開始就沒從事商業，她的父親過去是個畫家，穆家那時候既沒有工廠、作坊，也沒有公司、商店，從何而來的「剝削」？紅衛兵蠻橫地說，一樓出租一間屋就是剝削，就是不勞而獲，就是陰謀復辟。
抄家從樓下抄到樓上，一層樓一層樓、一間屋一間屋刮地三尺般地進行：凡是能夠打碎的全部打碎，凡是能夠燒毀的全部燒毀、凡是能夠拿走的全部拿走。他們瘋狂地打砸，把一切物品砸了個稀巴爛，連飯碗都沒有留一個；書、畫全部堆到院子裡付之一炬;其他物品，全部貼上封條，等待用車拉走。
抄家中，紅衛兵們發現了穆增蕊的父親過去在美國舉辦畫展的一份資料，如獲至寳，這可是裡通外國的鐵證，於是毆打、凌辱升級。從清早到晚上9、10點鐘，穆增蕊和父親、母親不停地遭到一批又一批紅衛兵的毒打，不許休息、沒有水喝、沒有進食，每天從早到晚，幾乎沒有間歇地遭受折磨：揪頭髮、扇耳光、用皮帶抽，用木棒打，邊被打還要邊高喊「我有罪」、「我陰謀復辟，罪該萬死」。一批紅衛兵打累了就撤，又來一批繼續，又是一番鞭打、凌辱。僅剩下半邊頭的頭髮被一綹綹地薅下來，臉頰被抽腫了，牙齒被打鬆動了、斷裂了，嘴角、眼角流著血，膝蓋跪破了，露出血淋淋的肉，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幾乎體無完膚……這種折磨整整進行了三天。
三天裡，大人粒米未進，只給她哥哥的孩子煮了一點點掛麵。屋子裡陡然間變得家徒四壁、一無所有，所有的東西要麼被砸碎、砸爛，要麼被撕碎、燒毀，要麼被貼上封條等待拉走。電線被剪斷，說是防止他們自殺。夜裡沒有燈，怕紅衛兵隨時闖進來，不敢躺下，更難以入眠，每晚摸黑坐等天亮，膽戰心驚地等待第二天再次開始的凌辱、批鬥和毒打。
第三天，8月28日，又是從清早到黑夜不停地罰跪、鞭打。28日夜裡，穆增蕊依舊和父母在黑暗中席地對坐，又是整整一夜坐到凌晨。他們再也沒有力氣坐下去和跪下去了，也更經不住新的一天即將開始的毒打和批鬥了。
「阿蕊啊，媽熬不住了！」先是媽媽輕輕地發出了顫抖的聲音。
穆增蕊抱住了衰弱得稍微一碰就會倒下的媽媽的瘦削的身體，可是卻一句勸解的話也說不出來。她能說什麼呢？她沒法鼓勵媽媽挺住，也更不能對媽媽說她能夠保護父親、母親，連她自己也挺不住了啊！
爸爸在依稀可辨的朦朧中下了決心，說：「阿蕊，你幫我和你媽解脫吧！只有這一個辦法了。你是醫生，你知道怎麼搞能快一點。」
這個世界沒有他們的活路，他們無處可逃，無處可藏，唯一的選擇是離開這個世界、了結自己的生命。絕望中，他們想到的唯一解除痛苦的辦法只有死亡。
穆增蕊說：「爹，媽，我和你倆一塊去！」
於是，三個人就開始商量如何自殺。
熹微的曙光中，他們看到凌亂不堪的房間地板上，紅衛兵落下的一串鑰匙上有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對於作為醫生的穆增蕊來說，這就夠了。她告訴父親、母親，她可以用這把水果刀先割斷他們的頸動脈，然後再自割。這種辦法走得快，一分鐘就可以結束生命。
家裡只有她是醫生，也只有她才能準確、快速地找準、割準頸動脈，所以，給父親、母親割頸自然只能由她來操刀。而究竟先割爹還是先割媽，父親、母親兩人卻互相爭執起來。因為先走可以先解脫痛苦，還有後走的為其送行，也不會感受眼看親人死亡的痛苦。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父母雙方互相都想把優先條件讓給對方。這也算是這個即將解體的家庭最後的一次溫馨和親情的體現吧！這也是他們最後能為親人表達的一點心意吧！
最後決定，還是讓父親優先。於是，父親也就最後一次享受了一把作為一家之主的「特權」——先被女兒割頸。由於商討和爭執，耽誤了一些時間。當穆增蕊給父親割開血管，天色已經放亮了。眼看著鮮紅的血水猛的從頸部噴射出來，父親還擔心地問她，成功了嗎？還有脈搏嗎？穆增蕊滿手、滿身都是父親頸部噴濺出來的鮮血。她勉強還來得及在父親停止心跳、失去意識之前告訴父親：放心，一分鐘就會結束。
她轉過身，正要給母親割頸，就聽到她的二哥慌慌張張跑上樓說，聽到大門口有紅衛兵來了。她渾身猛地一震，簡直想死都不容易啊！連兩個人兩分鐘的尋死的時間都不能獲得啊！眼看給母親和自己割頸已經來不及了，容不得穆增蕊多想，離開塵世、去往沒有屈辱和痛苦的陰間是她當前唯一能做出的決定，越快越好。於是她毫不猶豫地撞開房門，快步跑上三樓，推開窗戶，迅猛地朝樓下縱身一躍！……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醒來了，發現自己已在醫院的病房裡，她的左腿小腿脛骨骨折，右腿大腿骨橫斷骨折，面前還坐著兩個一臉嚴肅的審訊人員。她不得不躺在病床上接受審訊。或許是為了穩定她的情緒以便她交代問題，審訊人員告訴她，她媽媽跟著她跳樓，是他們救過來的。這時她才知道，原來她母親也跳了樓，並且以為母親還活著。這期間，她的嫂子來醫院看過她，告訴她是哥嫂把她和母親抬到了醫院。在醫院以及後來在監獄中，哥嫂和侄兒看望他時，一直都沒有告訴她母親真實的消息。
在她給父親割頸並跳樓9天以後，也就是1966年9月7日，她被宣布逮捕，在病床上被拷上了手銬。醫院不再給犯人治療，並要和她劃清界限，她被立即押送到監獄醫院。到了監獄醫院，原來醫院的人員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卸下腿骨的牽引帶走。於是斷骨又重新斷裂，骨茬叉開。中午11點到達監獄醫院，醫務人員午休，直到下午兩點才接受治療。又重新穿鋼針，重新拉牽引，一次又一次，放下，又拉，又放下又拉。一次次的放和拉，她居然不知道疼。但是，最終斷骨也沒有對準，她的右腿最後只有五分之一連合，成為了終生的殘疾。
到了1968年，法院實行軍管後，穆增蕊的案子被定性為「抗拒運動殺人罪」。殺人屬於刑事罪，抗拒運動屬於政治罪，比殺人罪更嚴重，數罪並罰，最終她被判處無期徒刑。
判決書內容如下：
查被告穆增蕊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解放後未得到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竟膽敢積極出謀劃策，以自殺來抗拒運動，並親自動手將XXX殺死，後又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甘願與人民為敵，已構成抗拒運動殺人罪。性質嚴重，情節惡劣，證據確鑿。本院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特判決如下：
被告穆增蕊抗拒運動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她為了不連累丈夫，便提出與丈夫離婚。她一直以為母親仍活著。母親是她的精神支柱。為了母親，她必須活下去。這成了她唯一的心願，也是支撐她生命的唯一力量。她說她完全是為母親而活著，為了母親，她要好好表現，爭取減刑。她除了努力完成勞改工廠的定額指標，還發揮她的專長，為監管人員的家屬和牢友看病。由於「改造」得好，她的刑期由無期改為有期徒刑。1979年，文革結束三年後，她突然被宣布無罪釋放。
出獄後，穆增蕊才知道母親早已去世，才知道母親去世前遭受的非人待遇及痛苦。實際上，她和她母親被抬到醫院後，醫院完全沒有救治她母親，因為她母親屬於「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不給治療，就這麼又給抬了回去，腿腳折斷、內臟受傷出血的老人在痛苦的煎熬中幾天後去世。而穆增蕊因為是需要審訊的犯人，出於審訊的需要才給予救治。
她的精神一下子被徹底擊垮。從此，她一直生活在「我到底有沒有罪」，「我是不是殺人犯」的自我拷問中，頭腦裡不斷地跳出來「是我親手殺死了我爹」的提示。這種拷問和提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影隨形地折磨著她，撕咬著她的心靈和精神而無法解脫。她總是不停地喃喃自問：「我殺死我爹，對不對？」她每問自己一次，就好像自己的頸動脈被割斷，眼看著鮮血從血管裡噴射出來一樣痛苦。她說：「我怎麼能過得了這個坎，怎麼能原諒自己呢……我平時連一個螞蟻都不敢踩死呀，怎麼突然就下得去手了呢？」
穆增蕊出獄後仍然回到兒童醫院工作。她力圖克服精神上的壓抑和折磨，爭取回歸工作。並努力補習荒廢的業務。她對待工作依舊如故地那樣忘我、認真、負責。每天可以看到她拖著殘疾的右腿穿梭於一樓到五樓的8個病房，幾乎天天工作14小時。
然而，熟悉她的同學和同事卻能夠明顯地感覺到，往日那個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穆增蕊已經不見了，再也回不來了！
1994年10月16日，南開中學成立九十週年紀念日，原班同學在校慶日相聚在學校參加班級聚會。這時，相距高中畢業已經39年了。
這次聚會，許多同學對穆增蕊表現出特別的關切。大家都發現她的身體不太好，神情抑鬱、不愛說話，和在學校時判若兩人。稍微瞭解一點情況的都私底下偷偷傳說她一家在文革中跳樓自殺的信息，但是誰都瞭解得不確切、不具體，誰都說不完整、說不清楚，然而誰也都不敢問她本人，都不敢觸動她內心那塊隱秘的傷疤。
我也是聽姐姐說，她是在那次聚會最後一次見到穆增蕊的。
據說，她出獄以後患了高血壓。身體加心靈上的創傷損害了她的健康，長期的精神煎熬損傷了她的心智，最終她鬱鬱寡歡、沉默寡言地離開了人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雖然，她總算是無罪釋放出獄了，然而，她失去的父親、母親誰能還給她？喪失親人的痛苦和創傷能夠得到彌合嗎？十多年的冤獄所損失的青春有誰能夠補償她？她的身心遭受的摧殘又該由誰負責？
那場號稱「十年浩劫」的文革雖然似乎已經結束了，但是，噩夢真的已經徹底一去不復返了嗎？
發動文革的元凶和罪魁，其殭屍仍然躺臥在天安門廣場上，其畫像仍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享受著歌功頌德、頂禮膜拜。
領導和組織文革的中共，今天壓迫和壓榨民眾、與人民為敵的本質有一絲一毫的改變嗎？
由施害者來給受害者平反這究竟是幽默還是滑稽？
當年施惡的紅衛兵懺悔和改正了嗎？
今天的「一尊」習小丑居然自詡當代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居然要為文革正名，企圖讓文革借屍還魂、重新粉墨登場、再次禍亂中華！
當初被殘害的無數穆增蕊們帶著無盡的屈辱和痛苦走了，今天的赤納粹/紅衛兵/黨衛軍還想繼續把中國民眾當成又一批穆增蕊，殘害我們的父母、摧殘我們的兒女，我們能夠容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