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4日晚，香港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30週年燭光晚會。（攝影：周秀文/看中國）
按：本文節選自《撕裂的劉曉波》。英國解密文檔顯示，「六四」事件中，中國軍方殺害了至少一萬人。該數字由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阿蘭･唐納德（Alan Donald）通過一名中國國務委員的朋友獲得，之後通過一條秘密的外交電纜傳回英國。在這一數字曝光前，對「六四」事件死亡人數的估計為幾百至一千多不等。
在《李鵬六四日記》中，這樣寫著：「6月3日至4日凌晨，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從首都市區各方向向天安門進發過程中，被有組織的暴徒攔阻攻擊，是持槍暴徒首先向軍隊開火，火燒軍車，惡毒的打、燒、殺傷戰士，解放軍被迫自衛還擊時，雙發都發生了傷亡。在戒嚴部隊清理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沒有死一個人，沒有流一滴血。……以後，侯德健於6月12日寫出了《6月4日撤離天安門廣場時我的親自經過》，公開證實天安門使用和平方式清理的，沒有死一個人。劉曉波後來也回憶說：『我沒有看見軍隊向學生開槍，我自己也沒有看見死人。』」
對於劉曉波的證詞，曹長青先生在《撕裂的劉曉波》一文中寫道：
關於「四君子絕食」和「我沒有敵人」
在六四屠殺前幾天，政府要鎮壓的氣氛已經相當明顯，當時各個組織激烈討論的是「撤不撤離廣場」。六月二日劉曉波等四人忽然發起72小時絕食，把已經基本冷卻下來的廣場一下子激活了，激得像一場露天搖滾音樂會。我當時在美國，當然沒有資格談支持或反對，只是大惑不解：在大兵壓境之際，高調絕食的目的是什麽？要絕食的話，為什麽只有四個人？尤其是讀了那份莫名其妙的「我們沒有敵人」的宣言，感覺裡面除了錯誤，就是一種很不真實的做作。
六二宣言說：「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寬容、相互妥協基礎上的協商、討論和表決。」天哪，跟共產獨裁政權的抗爭，是「民主政治」之間在談事兒嗎？共產黨什麽時候跟你平起平坐，容許你發表異議的見解了？還妄談什麽跟你「討論、協商、表決」國家大事？幾個月前還對專制清清楚楚的劉曉波，怎麽忽然對獨裁者自作多情起來了？這變化也太莫名其妙了吧？
六二宣言又說：（中共政權是）「靠刺刀和謊言來維繫的不民主的秩序」。那麽，跟這樣的政權的抗爭，是民主政治內部的爭鬥嗎？有「討論、協商、表決」的可能嗎？看來人群的歡呼，真可以把人沖昏了頭。
六二宣言還宣稱：「李鵬不是我們的敵人，即使他下臺，仍然具有一個公民應享有的權利，甚至可以擁有堅持錯誤主張的權利。」嗬，真瀟灑、真有胸懷呵——在自己的權利面對刺刀的情況下，要享受給屠夫「權利」的奢侈；階下囚要慷慨地展示給監獄長自由的「寬宏大量」；奴隸在認真地表達對奴隸主的「仁慈」；在自己飢腸滾滾、連褲子都穿不上的時候，開始夢想作為億萬富翁如何享受撒錢的快感了。
但我那些微妙的感覺和瞬間的思考迅速被隨之到來的屠殺橫掃得蕩然無存。悲憤取代了一切，以後也沒再去想他們絕食的事兒。
93年看了《獨白》，我則不僅吃驚，簡直是憤怒了。六二絕食，劉曉波原來就是為了自己出風頭、自己的名聲、自己的「超人」夢、英雄夢。所以，這絕食讓誰參加，不讓誰參加，全都是功利考慮後的選擇。不能要人多，否則光榮就被分享了。至於廣場上人命關天的可能後果，他壓根就連想都沒想過！
記得當時讀到那一段，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劉曉波對六四的發生是有一定責任的。其實並不只是我有這種感覺，還有一位讀了此書的朋友，看了這段差點氣昏，說劉曉波簡直為「名」發瘋了，他就是六四罪魁之一，「只有他最清楚自己罪孽有多深，所以他才要一次次去坐牢洗刷。他跟當局悔過就『毀』他自己而已，他對六四屠殺的責任才更嚴重。」
其實，劉曉波自己對這個問題也有認識，他在《獨白》中表示「放不下這心靈的重負。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自覺地和共產黨一起策劃了六四大屠殺。」
此後多年，我讀了所有能找到的回憶八九民運、六四屠殺的書籍。結論是，那次絕食把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隨後屠殺開始；沒法證明劉曉波四人的絕食是導火索之一，但也沒法否認。對這個問題，包遵信在《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盤》一書中也是明確指出：他當時不同意劉的絕食，因為「再來一次絕食，使廣場掀起一個新的高潮，很可能激化矛盾，加速事態非理性化發展。後來事態的發展，也確實留給我們一個難於斷定是非的疑案：劉曉波等人的絕食與『六四血案』之間關係。」「我們現在要說的不是『六四血案』的製造者，而是促成『六四血案』發生的諸多因素，劉曉波等人的絕食，是否也是其中之一？」（第257頁）
中共官方對六二絕食的定調，是否等於是給包遵信的質疑背書呢？中共認為劉曉波等人的絕食導致「動亂升級」；雖然他自己高喊「沒有敵人」，但中共認定他是「組織暴亂」，如不強行對天安門清場，後果將不堪收拾。
所以，後來每當讀到讚美劉曉波等人跟戒嚴部隊談判，促成學生和平撤離廣場，「避免了大流血」的「立gong」壯舉時，我都無法不產生一種荒誕感。劉曉波的確扮演了各種「壯舉」的角色。雖然至今（或許永遠）我們都無法把「絕食」和「血案」的關係弄清楚，但劉曉波發起絕食的原因和目的，實令人脊背透涼。後來劉曉波撰文，痛斥學生把運動升級，激化矛盾，但卻沒見他真正反省這最嚴重的一次激化矛盾，而且是那樣一個為了成名不擇手段的出發點。
我寫了上面這些，並不是要追究劉曉波等人那無法確定的六四血案責任問題，而是想說，今天我為什麽不能原諒他的「沒有敵人」論。劉曉波在過去這些年裡，經常是一提到六四就痛哭，有一種很強的六四情結，而且說這個諾貝爾獎也是給六四亡靈的（其實這也是矯情。亡靈是專制的受害者，犧牲品；而諾貝爾獎是獎給與專制鬥爭的英雄）。當然我相信他心裡是有一份良心的不安。但問題是：一方面憤怒譴責屠殺，談到六四亡靈就痛哭；一方面又高調宣稱「沒有敵人」。他想過沒有，那些亡靈會認同殺死他們的政權不是敵人這種說法嗎？
曉波不必跟我狡辯，說他是沒有「個體」的敵人。用「個體」模糊「政權」是侮辱別人的智商。如果說在六四屠殺前劉曉波的「我們沒有敵人」還可能真有一絲對政府的幻想，那麽六四屠殺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再搬出當年的論調，還表示跟屠殺前一樣「沒有敵人」，難道不是背叛自己成天掛在嘴上的亡靈嗎？難道不是把亡靈們再殺一遍嗎？！
關於「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
臺灣副總統賴清德臉書貼出六四坦克人照片。（圖片來源：臉書截圖）
但事實上，當年的悔過書也不是劉曉波最嚴重的問題，儘管它曾成為中共教育大學生的一個武器。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並直到今天一直堅持其正確性，才是更嚴重的、不可原諒的問題。為什麽？
劉曉波、周舵等人至今都不曾為作證「天安門廣場沒殺人」這件事道歉和懺悔，因為他們清楚，這是遠比寫悔過書要嚴重得多的問題，這是在中共向全國人民撒彌天大謊之際，給他們助重要的一臂之力。更惡劣的是，不是中共逼迫他們做的，而是他們自己主動提出來要做這個天安門清場時沒殺人的見證的。周舵出的主意，劉曉波認可、同意去做這個證（網上可查到他倆接受記者採訪談這件事的視頻）。
中共完全不是要追求真實，而是要借他們的口給謊言背書。這個道理，誰不懂，我都絕不相信劉曉波不懂。他當然懂，並在《獨白》寫得很明確：「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場的事實是沒有死人，這種採訪的目的也主要不是為了澄清事實，而是官方為自己開槍殺人做辯護，沒有死人的事實僅僅是達到官方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所以他一開始並沒有同意去做這個證。
侯德健同樣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一開始也拒絕去作證。但後來官方拿出了他們四個人在六四屠殺第二天（六月五號）發表的一個譴責中共大屠殺的《呼籲書》，侯德健擔心政府因此嚴懲劉曉波等人，所以同意了接受採訪，希望當局不再追究呼籲書。劉曉波看到侯德健的證詞後，立刻又給自己找到了諸如寫悔過書時一樣的一堆「合理」的理由，其中一個最理直氣壯的就是「講出目擊事實」以抵消「由謊言所煽動起來的公眾義憤。」他還說那些從天安門逃到海外的人「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誤導國際輿論」。難道劉曉波認為國人對六四屠殺的義憤過頭了嗎？難道說「天安門廣場沒殺人」才不是誤導嗎？
他說的謊言，是指「血流成河」的說法，後來在《獨白》中也寫道，「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也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吾爾開希、柴玲、李錄等人皆如此）。」（第33頁）
但問題是，劉曉波、侯德健等人在六月五日發表的《呼籲書》中說：「大屠殺已經血染整個北京城」。如果「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是「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的話，按這個邏輯，那「血染整個北京城」也是足夠大的一個謊言了吧？總不能別人誇大就是撒謊，自己誇大就是尊重事實吧？劉曉波的「血染整個北京城」又比柴玲的「血流成河」程度低在哪裡？
而且，也很重要的一點是，劉曉波們「親眼看見」大屠殺了嗎？看見「血染整個北京城」了嗎？沒有。如果這個「沒有親眼看見」的「大屠殺」是真的，那為什麽一定要在那樣一個特殊政治環境下，強調他們在天安門「沒有親眼看見」屠殺呢？
毫無疑問，劉曉波後來對別人「誇大事實」的痛批，只是為自己去中共電視臺作證背書而已。他不可能真正痛恨「誇大」，不僅因為他自己也「誇大」過，而是因為他很清楚人們當時的震怒、悲憤、弄不清整體的實況、拿不到準確死亡數字狀態下的情緒。
那麽到底誰在撒謊？是那些因中國政府封鎖新聞而拿不到準確殺人數字的人們（包括說「血染整個北京城」的劉曉波本人）在撒謊？還是那些由於震驚、巨大悲憤而泣不成聲、語無倫次的人在故意誇大事實？還是屠殺的確發生了，屠夫們要刻意抹殺真實？哪邊更是本質的真實？
在清楚地知道事情是一個什麽性質的情況下，用所謂局部真實來幫助一個大謊，迎合了一個本質上的欺騙。更何況那個所謂局部的「真實」也是不真實的！且不說其他人的見證，僅劉曉波本人在《獨白》（第234頁）中就有這樣的文字：
「到了歷史博物館前，看見許多人躺在擔架上，他們都受了傷，最重的腹部中了兩顆子彈。」劉曉波在中央電視臺的證詞是：「我沒有看見軍隊向學生開槍。我自己也沒有看見死人。」他可能的確沒看見子彈飛馳的一剎那，但那些躺在擔架上的受傷者不是被槍打的嗎？那傷勢最重的、腹部中的兩顆子彈是誰打的？難道劉曉波不認為那是軍人打的嗎？另外，他怎麽確定那「許多」躺在擔架上的傷者、那個「腹部中兩顆子彈」的人後來沒死？
在接下來的一頁（第235頁）中，劉曉波寫道：「——四人一排，向廣場的東南角走。剛走出二十多米，前面突然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槍聲——這場槍戰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是居民樓的人和北京公安局門前的戒嚴部隊相互對射，能清楚地聽到玻璃的破碎聲。」誰能證明，這陣激烈的槍戰之後，沒有死人？
一字一句地追究起來，劉曉波的證詞仍「沒錯」：前面那些傷患和那腹部中兩顆子彈的人不知是被誰打的，反正我沒看見子彈飛過來；後面軍隊也沒向學生開槍，是向居民樓，我也還是沒親眼看見死人。如果這麽個「真實」法，所有那些沒有親眼看見屠殺而譴責屠殺的人就都是撒謊者，而劉曉波等四人屬於最早的撒大謊者。
《獨白》說，「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這更是「把一個重大污點裝飾成美麗的亮點」的做法。房子裝修這麽做是藝術，而對自己的品行這麽做則是惡劣，它比因軟弱求饒去中央電視臺作證本身更惡劣！因為這是把一件清清楚楚的「於心有kui」的劣跡，描繪成「理直氣壯」的美麗。把幫助中共圓謊，變成了他們才是「維護真實」，而別人都是在撒謊了。這種本末倒置實在是到了氣人的地步！
正因為如此，所以這次在讀到他的《最後陳述》，看到他描述「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監獄人性化管理」等等「真實」時，我簡直是憤怒了：這手法你已經玩過了，怎麽又來玩了！這和當年說「廣場沒死人」如出一轍：我說的是我看見的真實。
我再重複一遍：當年的「天安門廣場沒殺人」和今天的「中共人權進步」、「共產黨人性化監獄」是一模一樣的性質！他再一次用所謂「局部真實」來修飾和美化了「整體和本質的真實」，再一次把下跪告饒這個缺陷，變成一個「我說實話、我沒有敵人、我追求愛和寬容」的更高大、更美麗。曉波，我服了你了——你怎麽可以認為大家都這麽弱智？
劉曉波93年接受《北京之春》亞衣採訪時說「全國的各個層次中的人都不按規則出牌」，我認為這個《最後的陳述》就是太不按牌理出牌了。
我一點都不懷疑劉曉波對專制深惡痛絕，他絕不真心願意做任何有利於中共繼續統治的事情；他對自由的追求，對民主中國的追求，是百分之百的真誠的。正因為如此，劉曉波無論在良心上、在維護自身形象上，都接受不了自己幫助中共政府圓大屠殺的謊、為中共人權塗脂抹粉這種事情，於是就自我合理化、正義化這些行為。他硬是這麽想了，這麽自我安慰了，大概後來也就真的這麽信了。
這就像很多撒謊的人，他並不一直是知錯故犯地撒謊（那種事，很少人的良心能承受住），而是在相當一個範疇內，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謊言，或者說，真的是忘記了自己在撒謊。我認為劉曉波在寫「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因為我只有在這個抉擇中才完全拋開一己的公眾形象，為歷史、為朋友、為自己負責」的時候，大概是真的相信了他自己在「維護真實」，而且為這種「正義」而理直氣壯。
他這兩檔子事兒，如果用一個我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都熟悉的紅色小說《紅岩》來做比喻，就像是：劉曉波用自己的文章和投入的民運活動，把自己塑造成了江姐、許雲峰的英雄形象，但被捕之後，做出了甫志高之舉。如果事後他出來真誠地認錯——我就是軟弱了，害怕了，所以去迎合了共產黨的說法，對不起，我錯了——別人也就都會住嘴。但是，如果你把甫志高之舉，演繹成比江姐許雲峰還更高大的壯舉，那就必須得說道說道了。這種價值顛倒如果容忍的話，那就什麽是非都別談了。
事實上，正因為劉曉波從未承認去中央電視臺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人是錯誤的，人們也沒有給予足夠的批評，等於默認了他對該行為的「自我正義化」，所以才會有今天他這明顯下跪卻毫無感覺、甚至自我高大的《最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