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保持社交距離的香港反送中集會（圖片來源：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5月4日訊】在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讀過兩篇至今難忘的小說——雖然已經記不得作者和出處。
一個是蘇聯的故事。斯大林時期作家伊萬因為幾篇不合時宜的小說，被克格勃的特工盯上。為了方便監控，特工甚至直接住進了伊萬家裡。為了羞辱伊萬，特工從住進來的第一天開始，每見到伊萬的第一句話就是：
你願意服從國家的意志嗎？
嗅到危險氣息的伊萬從來沒有回答過。他也不再寫小說，但表現得十分順從。每天按時做飯、煮咖啡，把特工當老爺一樣供著。特工很滿意他的馴服，唯一不滿的地方就是伊萬從來不說話。
在很多年後，養尊處優的特工死了。伊萬把他的屍體和物品裹在毯子裡，遠遠的扔了。臨走他對著屍體說：
我不願。
第二個是西班牙的故事。在弗朗哥軍事獨裁的年代，很多知識份子為了反抗，投筆從戎，組織了一些游擊隊進行反抗。
一個叫做胡安的年輕學生領導的隊伍浴血奮戰，堅持了數年，最後被政府軍包圍。游擊隊全軍覆沒，最後只剩傷痕纍纍的胡安一個人。
有個軍官是胡安的朋友，不忍心看著他被打死，就來勸降，說了很多舊時的往事，希望打動胡安。胡安屏住最後一口氣，只說了一句：
自由，或者死亡！
這是兩個截然相反但在某種程度上又殊途同歸的故事。前者為了自由而苟活，後者為了自由而犧牲。都是為了自由，但選擇了不同的方式。我不知道兒時不能讀懂的故事為什麼無法忘記——但它們確實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我。
在半年前，我在深夜中突然收到某個讀者的信息。這個勇敢的年輕人，因為在香港街頭的舉牌表達，出現在海外媒體的報導中。回來後不出所料在看守所呆了半個月。我問他為什麼要去，他說希望讓世界知道，大陸的年輕人並沒有完全腦殘。
我為他感到無比自豪。但他非常恐懼——從看守所出來後，他問我怎麼辦。我給他的建議是，立即動身，有多遠走多遠。你已經做出了力所能及的犧牲，剩下的，是好好活下去。
出於私心我希望這樣鳳毛麟角的年輕人能夠保全自己的氣節，避免死磕。雖然在我過往的文章中，寫過無數的「天地正氣、至大至剛」為了理想而殉道的人，但如果有時光機器，我能成為他們的朋友，可能會給出不一樣的建議。
是的，我覺得好人應該比他們的敵人活得更長。這個世界，哪怕死了千萬的人渣，也未必就會變好；但只要失去一個好人，就意味著更壞。我們稱頌林昭、張志新、遇羅克……但這樣的血，不宜多流。它的背後，更多的是親人的悲慟、同道的錐心，以及人渣們至今都還得意洋洋的蔑視和偷笑。那五分錢的子彈費，是一種永世的難以消解的傷疤。
常態的社會中，往往是9%的逆向人渣，90%的牆頭大眾，還有1%的正向脊樑。當9%的人渣得勢，就會形成逆淘汰的社會機制。等那1%的脊樑被消滅後，即便形勢變化，正常的生態也很難恢復。我經常在想如果崖山之戰中，那十多萬最後華夏菁英沒有自殺會是什麼結果。宋朝和明朝同樣作為漢人主導的王朝，僅僅相隔90年，但卻可以說王朝氣象完全是天淵之別。一個包容大度、氣節卓然；一個特務治國，猥瑣內向。90年亡國史足以讓一個民族如此轉向嗎？
一個民族的菁英並不是韭菜，常割常有。他們往往是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無數代人締結出來的菁華。割完一茬，沉淪不知幾世。
所以，我永遠會欣賞慷慨赴義的胡安，但我更希望有幾個苟且偷生的伊萬。否則，黎明到來的時候，誰去守望最後的審判？誰又來做最後的救贖？
當年伍子胥的父親得罪楚平王，即將被殺。楚平王召哥倆，想一起殺掉。哥哥對伍子胥說，作為兒子不能看著父親死，我去陪父親死；你好好活著，為我們報仇。伍子胥為此一念，去國15年，最終帶領吳師，大破楚國，成為史上第一個快意恩仇，掘墳鞭屍的復仇者。
也許將來我們不需要掘墳鞭屍，但我們依然需要像伍子胥一樣為了已經滴過的血好好活著，好好看著，見證復仇者歸來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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