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 Martyn Wright/Flickr/CC BY 2.0）
【看中國2020年4月21日訊】上篇評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後病毒時代世界秩序的重建必須遵循一個原則，那就是世界民主陣營應該與極權陣營脫鉤，民主陣營對極權陣營施行的一廂情願的「綏靖政策」和「接觸政策」是過去三十多年來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的重要失誤，這一失誤既是源於西方政治精英們對中共專制政權性質的無知，更是由於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經濟精英們的貪婪。這種無知和貪婪的結合，向人類歷史上最精密的極權政府輸送了巨大資源，造就了自由民主制度繼續發展的強大敵人，冠狀病毒的氾濫及其給自由民主世界帶來的巨大生命財產損失，只不過是歷史為自由民主陣營敲響的又一次警鐘。
在一個開放互動的國際社會中，構成國際社會的基本結構的基本單位不是獨立的公民或者個人，而是各個國家的政權。一切對人類個人福祉和發展的美好願望，以及由此願望出發制定的國際合作計畫，既可以通過獨立的國家機器的運作轉變為世界人民的福利，也可以轉變成人類的災難，不同的結果完全取決於不同的政權。例如，全球化可以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極權政府也可以利用在全球化中獲取的技術和資源，對本國人民進行更精準的壓迫和對他國進行恐怖主義攻擊。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是：人類文明並不總是隨著全球化過程中財富增長而呈現直線形的進步。
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並非完美無缺，它面臨著許多自身的制度性缺陷，需要通過現有機制不斷改良和進步，否則它無法應對來自內部和外部的雙重挑戰。但是這種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與極權制度的「內生性邪惡」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人們不應該忘記現代極權國家的政治制度本身具有壓制性，反人性，而且不可能自我改良。常常令善良的人們感到悲哀的是，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某些階段（例如在近三十年全球化的過程中），劣幣驅逐良幣的歷史場景不斷再現，在自由民主國家政府和極權國家政府的國際互動中，極權國家常常擁有「壞制度的外部爭鬥優勢」。
這種「壞制度的外部爭鬥優勢」首先來源於兩種制度在基本價值觀上不對稱，在對人的生命價值和基本權利承認與否這個根本問題上，兩種政權持有完全不同立場，這種不同的立場一定會導致決然不同的政策。在中國人口總數為6億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就曾經瘋狂地提出不惜用4億中國人的生命換取擊敗「美帝國主義」，他的這個提議曾經讓同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領袖瞠目結舌。難以想像，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想用如此高昂的生命代價來贏得一場戰爭，顧慮在戰爭中的人員傷亡過大始終是自由民主陣營需要嚴肅對待的一個制度性制約，也是他們在與極權政府軍事對壘的時候常常捉襟見肘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了基本價值觀不對稱之外，兩種制度在信息透明程度、資源分配方式、尊重法治與否等重大領域也都有著強烈的不對稱。此次冠狀病毒全球性氾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極權政府在疫情初期隱瞞了真實的信息，尤其是政府把持了所有的信息來源和傳播局渠道的時候，這種對信息的壟斷和封鎖在國際互動中會給對手帶來重大傷害。在資源分配上，一個非常明顯的現象是，中國政府以「產業政策」的名義，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不尊重私有企業的產權，集中國力培植所謂的優勢產業，將以市場和私有制為基本制度的西方民營企業一個一個擊垮，這樣做雖然成本巨大且沒有效益，但是可以在局部打敗對手，在不公平競爭中獲取長遠的利益。
一些極權政府越來越懂得如何利用這種不對稱在世界舞台上獲取利益，而且這種不對稱也令他們得以對二次戰後的國際秩序肆意濫用，加之以虛偽的謊言，在許多國際性組織中攻城略地，長此以往，必然會形成善良的人類被姦邪的力量所利用，文明人類創造的財富成為極權者維護小集團利益而壓制廣大人民的物質基礎。
改變這種不公平國際秩序的方式只有兩個：一種是讓極權政府改弦更張，接受人類共同的價值，但是這一點已經被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世界極權陣營斷然拒絕，中國共產黨掌權七十年的歷史，那些極權的信奉者們是不會改變初衷的，極權主義的政黨是不可改革的。當然，自由民主陣營或許可以採用極權體制，以此來與現有的極權制度競爭，這一點也顯然不會被自由民主陣營的民眾所接受。
在極權主義政權拒絕尊重人類共同價值的條件下，自由民主陣營既要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同時又要改變不公平競爭的現狀，他們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在國際舞台上最大限度地與極權政府脫鉤，進行一場公平的政治、經濟競賽，看看哪一種政治制度能夠維護現代人類的基本尊嚴，哪一種經濟制度能夠帶來社會的進一步繁榮，哪一種法律秩序能夠鼓勵人類的創造性。
主張脫鉤並不是一種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懲罰，這只不過是那些被利用的人們要求採取公平手段進行的一種自我保護；主張脫鉤也並不是為了強行推行某一種制度和價值觀，而只是創造一個更清楚、更便於比較的客觀條件，讓各國人民在和平競爭中自由地進行選擇自己國家應該信奉的價值觀和法律制度。這對所有的國家和人民都是公平的，對人類未來的發展也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