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法輪功學員在紐約遊行，慶賀三億中華兒女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看中國柳笛攝影）
年過六旬的香港居民謝林（化名）和他的家族成員大多是中共黨員，幾十年來，他一直都在為中共賣命，在東南亞國家串連做特務顛覆分化和統戰，並曾跟「赤共」（柬埔寨共產黨）到鄉村殺人、放火，壞事做盡。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從年輕時就深信共產主義世界大同的中共黨員，在為共產事業奮鬥四、五十年後，於2011年，在香港以化名謝林選擇退黨。他還表示，他身邊的親戚都先後登記三退（退出中國共產黨、共青團和少先隊）。
曾一家信奉共產黨
謝林說，受他姐夫的影響，他的兄弟姐妹大多在年輕的時候就加入了共產黨。他的姐夫出身於書香世家，在清末時期到法國留學，懂多國語言。五四運動後，1933年左右，當時清末的朝廷腐敗，在外國留學的知識份子、愛國青年都自願回國參與救國運動，他的姐夫也回國到了廣州，在那裡開始接觸到馬列主義思想。由於他懂多國語言，國民政府就聘請他在電訊局做通譯。日本侵華時期，逃難到了香港。當時，香港啟德機場剛建成，他就當了通譯員。
到日本投降後，謝林的姐夫已接受共產主義思想，表面上是替國民黨工作，但心已歸順共產黨。共產黨鼓吹的所謂世界大同理論，令很多華人都覺得很有希望。
那個時候，謝林的家族是做匹頭（布匹）生意的，擁有整棟樓的物業，其中第三層是租給電訊局做宿舍。謝林的姐姐當時已經是「先進」的青年，知識份子。在結識他的姐夫後，共產思想就開始感染他的姐姐。
謝林說：「因為他在我家樓上住，就這樣共產主義像細菌一樣傳遍整家人。」謝林本人與他的兄弟當時就從就讀的國民政府的學校轉學到共產黨的學校讀書，他們是第一批加入少年先鋒隊（少先隊），第一代的共產黨人。「當國民黨撤退，那些土霸軍入城後，我的很多兄弟都加入了共產黨，那時候共產黨已教他們荼毒人性那一套邪法，我們發誓將一生奉獻給它。」
他說：「我們為它賣命，被騙幾十年。」
謝林憶述，1949共產黨當政的第一年，「我們當時很熱衷投入運動。毛在天安門講得天花亂墜，說是為人民服務、大同世界、要無私，然而最後都是為了黨。」「自己後來才逐漸意識到這是騙人的把戲，我們被它騙得迷迷糊糊。」
在東南亞搞統戰與分化
謝林家族後來從做布匹生意轉做製造軍需品生意，如木槍、木公仔、軍褸、軍械、軍帽等，還運去朝鮮。他的家族背景「紅彤彤」，後臺又響噹噹，派出所的人脈又廣，他於是計畫申請來港落戶。他說：「當日早上去問派出所，晚上就收到消息說明天可見領導。」
由於謝林有一些親戚散居在東南亞，共產黨看中這個背景。那個領導見到他時就單刀直入說：「可以給你證件，但有個條件，就是去做統戰，你們後生仔就最適合，可以學懂東南亞語言後，去泰國、越南、南洋、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地去串連搞統戰。」1953年尾，打完韓戰，他就落戶香港，當時他是17歲青年。
最初來港的幾年，謝林參與當時的工人俱樂部，在當時的三大工業：紗廠、製衣廠、車廠打工搞串連，暗中散佈共產黨意識，搞分化、浸透，拉攏工人。他當時滿腔熱血，對共產黨唯命是從。後來，他到了東南亞，曾跟赤共的黨羽去鄉村殺人、放火、搞分化，壞事幹盡。「那些槍枝都是大陸提供，最後帶他的赤共亦不得好死。」
謝林說，那個時候，他就是那樣緊跟「黨的旨意做特務，根本沒有想過是在害人，在做傷天害理的壞事。」
開始質疑中共政權
謝林經歷過歷次中共政權清洗異己的運動，經歷過文革，他說，中國人被人為的餓死、被鬥死；人民不斷地被騙、被強搶、被勞役……太多的殘酷、不公在眼前出現。記不清是哪一天，他終於開始反思，為什麼口口聲聲說「為人民服務」的黨，多年來卻一直如此殘暴地對付中國人？
他開始質疑：「一個為人民的政府，不能夠全民選舉，人民不能夠有自主，只有一小撮當權者話事，這不是人民的政府。共產黨說西方不好，但起碼西方有言論及選舉自由。共產黨獨裁者，它倒行逆施，將歪理當真理，但又打著為人民的旗幟，這不能再說服人民。」
他說：「共產黨勾結資本家，自己做財主；它利用農民打倒地主，搶地主農地；它利用工人搶資本家的財富，共產黨可以坐享其成。」共產黨實際上比黑社會還要黑，害人手段毒辣至極，特別毛澤東一手製造的文化大革命，將大陸攪到翻天覆地，使人民道德淪喪，六親不認。
《九評》促使他覺醒
謝林說，《九評共產黨》一書，真正地使他恍然大悟，讓他非常清晰地認識到中共邪惡的本質。他說自己所經歷的、所承受的以及其中的體會，在《九評》中，都原原本本地闡述得很透徹。因此，他一定要與這個邪惡集團一刀兩段，堅決「三退」，不再服從它的指令，斷絕與共產黨人的聯絡，洗心革面，重新做個正常人。
他形容《九評》是「解毒良方」。身邊的親戚朋友看過《九評》後，都「三退」了。
謝林補充說，十分後悔當時盲從共產黨，被它花言巧語所騙，現在要叫更多的人看清中共邪惡本質，盡早擺脫它無形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