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共軍進入北平。（網絡圖片）
按：我們這些孩子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頌歌外就是歌頌解放軍，有一首歌用的是當地民歌的調式：「我們的解放軍好、解放軍好、解放軍好啊啊啊……」有一天，哥哥出去到傍晚才回來……
那個年代，我們這些孩子除了學語錄、唱頌歌、向領袖像鞠躬、批鬥老師、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報和捷報，學校要求我們晚上只要有重要廣播，都必須在廣播後到校集合，然後遊行、學習。最新指示發表、全國山河一片紅（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九大閉幕，我們無不上街慶祝，高呼口號，一直折騰到深夜。我們還參加浩浩蕩蕩的遊行大軍，相繼到緬甸駐華大使館、印尼駐華大使館、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外示威，嘴裡高呼過「打倒吳奈溫」「打倒蘇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面那條路不知去過多少次，珍寳島事件發生後，我們的遊行更加起勁，嗓子都喊破了，那條路也早被改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後40來年，除了戰鬥英雄孫玉國的事跡外，珍寳島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離開了社會輿論的視野，難道領土問題也分時段？
打倒劉少奇、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楊余傅、打倒王關戚，是文革前期我們這些小學生都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抄家，在那時最為常見，我經常跟著四周的小夥伴一起去看院子裡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歷歷在目，只見屋主人低著頭站在門外，屋裡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一箱箱的東西被裝上卡車運走，書籍、手稿、筆記本、相冊、繪畫、書法、首飾、存摺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時的抄家由誰來定，似乎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據我所見，有專政機關，有群眾組織，甚至也有幾個紅衛兵自己就能敲定。那個年月，夜半查戶口也是一景，家裡的大門半夜裡突然就會被擂響，有人在外高喊查戶口，每次開門後進來幾個人，有時只有一兩個人，既無證件，也無制服，手持手電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後揚長而去。
我從紅衛兵小報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國武鬥很盛行，最厲害的是保定、鄭州、柳州、重慶、武漢，遠比人民大學的兩派對壘凶殘得多。有一位遠方堂兄住在廣西柳州，一天忽然間投奔到我家。據他說是躲在貨車裡逃出來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軍的進攻，除了飛機，什麼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鐵棍向他砸來，幸虧他用左臂一擋，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卻斷了，我們因而稱他為「斷手哥哥」。我和父親陪著「斷手哥哥」去動物園，在那裡看見一個比我還小的男孩正乞討，「斷手哥哥」告訴我們，這個男孩與他同在一列火車上逃出了廣西，男孩的父母在武鬥中雙雙喪生。
在小學，學習的榜樣是劉文學，還有龍梅和玉榮，所以，我們腦海裡被深深植入這樣的意識：見到階級敵人破壞一定要奮不顧身去鬥爭，見到集體和國家財產受損一定要捨生忘死去搶救，改革開放以後才知道，這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學校專門組織我們去電影院看記錄片，說是接受階級鬥爭教育，結果留下了兩個難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經過多少年之後，水牢大概人們早已忘卻，可喝人奶竟然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延續下來，化作許多老闆和領導的偏好。那時小孩子之間流行一首兒歌《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聽起來似乎個個崇尚拾金不昧，實際上歌詞早被改成：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賣冰棍的手裡邊，賣冰棍的把頭點，我高興地說了聲，孫子，找錢！
講用會也是我們的課堂內容，講用就是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因為我們是小孩子，所以講的都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經驗。有時請外面的模範人物，也有時就是自己講。大家講的最多的就是如何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因為講得過於頻繁，所以就拚命想法編故事，不然，無話可講。我們最喜歡編的是在路上如何撿到一毛錢、五分錢，原本想自己揣兜裡，拿著買冰棍買糖果，後來想起了毛主席教導「要鬥私批修」，所以就交給警察叔叔，或者老師。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編，但交老師不能不確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學就自己交出零用錢，以便獲得表揚。勞動時想偷懶，後來腦海裡響起了毛主席的教導，也是同學最愛講的故事，這種故事的好處就是真假難辨，永遠無法證明。
在這樣的環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餘江。我的父親先去了那裡的五七幹校，過了大約半年，我們和母親才從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車到達鷹潭，當時鷹潭稱鎮，半夜又轉乘輪船沿著信江，由水路抵達錦江鎮。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幹校在劉家站，一個小火車站，而我們兄弟三個則獨自住在錦江鎮，那年哥哥13歲、我12歲、弟弟9歲，自己照顧自己，一個季度才能與在幹校勞動的父母團聚一次。我們吃飯可以去五七幹校駐錦江聯絡處的食堂買，最困難的是去井臺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進井裡。
錦江鎮位於信江中游，是一座千年古鎮，也是過去的縣邑所在地，街道兩旁店舖鱗次櫛比，還有座很有名氣的天主教堂。可惜，自從私營商業被取消後，店舖大都關閉，成了住房。我家開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縫舖裡，面積不小，後面有灶間，前面有鋪面，上面有閣樓，本來住在這裡的裁縫一家早已經被下放到偏遠村子裡去了。因為這裡潮濕，半年後我家又遷到不遠處的一家樓上，樓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兩個民兵的押解下去勞動，可算一算年紀，1949年他也不過就是個少兒。
錦江鎮的中小學合在一處，已經改名為五七學校，其中小學只有5年級。課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語錄，再加點算術和唱歌，一週還有3天是勞動，往6公里之外的農場送糞。我們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籮筐，前後裝著滿滿的大糞趕往農場，學校規定一天必須挑4個來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頌歌外就是歌頌解放軍，有一首歌我至今記得，用的是當地民歌的調式：「我們的解放軍好、解放軍好、解放軍好啊啊啊，毛澤東思想舉得高，舉得高，舉得高奧奧奧……」學唱樣板戲這時也已經進了課堂，一次，全班同學整整唱了一節課的郭建光「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軍在任何場合都可以不排隊。1970年的過年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買憑票供應的節日肉，可排到傍晚才買到一個豬頭，他說，肉都被前面的解放軍家屬買走了。從那時起，我和哥哥都想當解放軍，當解放軍起碼有買東西不排隊的特權。
在五七幹校，有幾件事情讓我產生了與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騎著自行車走了50多里路去劉家站看我父母，幹校的男女一律分開居住，父母相距很遠，我住在了我父親那裡。當我看見有些叔叔不但農活幹得不錯、蓋房子的手藝挺高，而且餵豬也餵得好時，難免疑惑，因為幾年來的教育都告訴我們，知識份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穀不分。
當時馮其庸與我父親住在一個屋裡，一下工就在那裡埋頭讀書。他告訴我，他出身中農，從小就下地幹活，都是白天務農，夜裡躲在蚊帳裡捧讀，耕讀是中國的傳統。我父親種的南瓜還讓當地的老表很驚訝，聽見一位老表問他：陳老師，您的南瓜為什麼種得這麼好啊，我父親回答，多動腦子多看農業書就行了。後來五七幹校被撤消後，他們在劉家站蓋的一批房子竟成了當地的搶手貨，因為質量特別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