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風景(Pixabay)
【看中國2019年10月28日訊】受訪人：韓銳，男，九十一歲。甘肅省隴南地區兩當縣人，十代中醫世家。一九五五年考入蘭州西北師範學院音樂系，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後按學生右派分配到青海師專任音樂教師。一九五九年被送到祁連縣八寶農場勞教，曾經從事挖鉻礦、種青稞、伐木等重體力勞動。親眼看見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勞教犯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拋屍溝壑，無名無姓。
一九六二年摘去右派帽子，回到兩當縣勞動監督勞動，以掙工分養活父母弟妹。漫長的十年文革中，嘗遍了鴨子浮水、反抱小雞、吃麻花、捆柴人、蘇秦背劍等數十種非人的刑法。最後落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一九八零年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在兩當第一中學中學任教。積勞成疾，眼睛幾乎失明，於一九八六年退休。目前和女兒一家住在天水社棠鄉。
著作有《三十次死亡——韓銳自傳》，尚未公開出版。
採訪人：依娃，美國華裔作家，口述歷史工作者，著作有《尋找大飢荒倖存者》等。
時間：2019年9月15日
地點：甘肅省天水市社棠鄉衛生院韓銳先生女兒家。
前記：在天水的友人家，他推薦給我一本奇書《三十次死亡》。說奇，一個是這本書不是正式出版物，只是自己列印裝釘起來的，僅送友人。說奇，一般來說九死一生已經是奇，這位作者何以三十次死亡呢？說奇，這裡面配了不少插圖，還原了作者在勞改營曾經經歷的場景，雖然粗糙，但畫面還是令人心驚肉跳。比如汽車拉屍體，比如吃老鼠烏鴉旱獺。
「我想去見見韓銳老先生，好好和他聊聊。」
朋友八十有五，但身體健康，性格直爽，馬上打去一個電話聯繫了韓銳先生。韓銳先生住在天水社棠鄉，要坐長途汽車才能到。目前，他和唯一的親人---女兒住在一起。還沒有上樓，就看見一位身材修長、戴一副黑寬邊眼鏡、面帶微笑、斯文有禮的老者在門口等待著我們。他大聲說：「你們來看我，好得很，好得很啊！」我趕緊握住他的雙手，如果不是提前瞭解少許，誰能想像得到面前這位慈祥、和善、會把脈行醫、會彈鋼琴會拉小提琴、書法也寫得不錯的長者一輩子會經歷那麼多不堪回首的苦難？
那三十次死亡是怎麼樣的？我們坐在沙發上聊起來……
韓銳先生和女兒（受訪者提供）
5%強加打成右派當教師不成送去勞教
依：韓伯伯，您好，我對歷史比較有興趣。特別是對反右、大飢荒這些特別想知道多一些。知道您經歷特別豐富，想和您聊一聊。您是怎麼樣被劃成右派的？
韓：我都經歷過，經歷過，那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我是兩當縣人，這個縣，是我們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1932年革命起家的地方，有個「兩當兵變」。我們韓家世世代代都是給人看病的中醫，到我手裡就傳了十代人了。我父親生了四個兒子四個姑娘。孩子多，我父親會給人看病，才把這個家保全了。解放以後，我們的藥鋪也聯營了，但我們還有三十畝地產，是就劃成了工商業兼地主。
雖然我已經在徽縣和兩噹噹了幾年中學教師，我想青年時期應該是一輩子學習的黃金時間，決心考大學。一九五五年，我到蘭州大學報名，參加統考，又到西北師院加試了音樂，到九月份錄取通知書就來了。把我高興著，我喜歡音樂，還喜歡英語，打算好好學習幾年。但是，一個一九五七年，一個反右把我的人生方向完完全全顛倒了。那個時候提倡的是幫助黨整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說得好得很嘛。
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是一九五七年的八月，一個下午，全系開會。首先揪出了一個學生右派關XX，隨之主持人說：「我們系裡還有暗藏的右派張XX、蘇XX、韓銳等。」我當頭一棒，錯愕不已。我怎麼都想不出來平時有過什麼反黨言論。我想起來我給學校的鍋爐房提過意見，學生下了課喝不上開水。還有我在校音笛上寫了幾個字：「亂吹不衛生。」這怎麼也算不上反黨啊？原來系裡為了完成百分之五的「右派任務」，有人偷偷撕去我的幾頁日記，其中一些抱怨的話做為罪證。
第二天開批鬥會，一開始就是喊口號：「打倒右派份子韓銳！右派份子要徹底交待問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其中一個同學，姓李的高舉我的日記高喊著：「韓銳，罪證就在我手上，看你怎麼抵賴？」加上我是地主出身，又有參加過三青團的歷史問題。會場上的調子越來越高，口號聲音越來越大，我就是渾身長嘴也說不清，就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乾淨自己了。
把我鬥了兩個月，最後開除了我的團藉，劃為一般右派。五七年十月填寫分配方案，我就填寫了沒有人願意去的青藏高原，我是按照學生右派分配到青海師專的，就是以後的青海師範學院。青師有三個年紀，十五個班，當時只有一個音樂老師。我來以後給每一個班都開了音樂課，學校還給配置了兩架鋼琴。
我已經是右派了，處處謹慎，不敢亂說話。就半晚上半晚上的備課，想好好表現一下。那時候有一個教育部頒布的教材，規定第一個學期是啥內容，第二個學期是啥，第三個學期是啥，那材料是教育部頒布的。不是我選的，我能選嗎？
音樂教學大綱裡有聶耳一個曲子叫《打長江》，田漢填詞，裡面有這麼幾句：「你喲你打樁啊，我喲我拉繩啊!我們不靠天哪，我們不求神。……天快要晚哪，田快要幹哪，禾快要枯哪，棉花快要殘哪。打通了江水，吃晚飯哪，打通了江水，吃晚飯哪。」音樂課一般都排在最後一節，早晨課的第五節。那師範學生都是吃大灶火，學生排著隊敲著碗就喊：「吃晚飯了，吃晚飯了！」這不得了了，這學校書記就說我是煽動學生鬧事，就這罪名，送我去勞動教養。
我是勞教。如果勞改，給我判一年我就出來了。但我在農場勞教了整整三年，你說？人家還說這比勞改還輕，我勞動了三年還輕？
依：學校有沒有給你一個書面的東西，就是說韓銳犯了什麼錯誤？將送到什麼地方去勞教？多長時間？
韓：沒有，一天下午學校開大會，就宣布就送我去勞教，其他十來個右派都是悄悄處理的。那是不讓我申訴，不讓我說話，我只有收拾鋪蓋，提上我比較值錢的家當——一把小提琴，就到西寧市的南灘勞教所。
南灘勞教所管了兩千多個右派。那一進去，把你身上啥都搜去了，小刀子、火柴、鋼筆都搜著去了。房子裡有一個尿桶，誰想大便都要報告，人家允許了才能去。飯打來是那個組長給你分打，自己不能動手。那勞動就是成天挖石膏，天不亮就上山挖石膏，天黑背上一百斤石膏回來。那個和監獄是一樣的，人沒有活頭了，勞動了一個月人受不了了，累得我想死哩。
但是人家二十四個小時把你看得緊緊的，你怎麼死呢？死都沒有時間，沒有機會，時時刻刻把你看守著。每天幹活十二個小時，天不亮就排上隊上山，天黑了排著隊回來。中午帶點饅頭一吃，就給一個鐘頭，還沒有水喝，把我幹著。
那裡頭男的多，也有女的。我想起來，裡面有一個同是西北師大的地理系的一個牛連英，她是和我們一起戴著右派帽子，分到青海師專的。挖石膏的時候我給碰上了，她把一塊石膏這麼綁那麼綁綁不住，人家都下山了，把她著急得不得行。我看見了，給三下兩下綁住，讓背上了，女同志體力也不行。以後，這個牛連英也到祁連農場了，但她在女隊裡，我們也再沒有見過面。
總之這一個月就算熬過來了，想死也沒有死成。有一天早晨，才六點鐘，天還沒有亮。突然來了幾輛大卡車，是用帆布全部包起來的那種。叫誰的名字，誰就得收拾行李，馬上上車，把人嚇著，要拉出去槍斃嗎？往哪里拉呢？刑場嗎？我想：「好，槍斃了好，這一生就結束了。」
人家喊：「韓銳！」我就答應：「到！」就趕緊上車，不知道往哪里拉。一個車上裝有三十多個人，一共拉了五輛車。裡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見。人家手拿手電筒筒按照名單叫名字，叫一個爬上來一個裝滿了，車就開動了。這裡面也有青海的本地人，他說：「往農場拉哩！」哦，我才明白往農場拉，而不是拉去槍斃。農場叫八寶農場，讓我們到那裡勞動去。那個勞教農場有幾萬人，來自全國各地的右派、歷史反革命，特別是上海送來的人特別多。後來我才知道它的全稱叫「八寶聯合企業公司」，因為它有十幾個廠，食品廠、被服廠，還有伐木廠鉻鐵礦廠。
那就一路顛簸，從六點開到中午到了大通縣，讓我們下車，人家一輛車給提了一桶開水，吃自己帶的饃饃，吃過就趕緊上車。晚上經過孟源、曹大板，半夜一點鐘，差不多將近二十個小時。幹部把人一跤，清點之後，又寫了一張介紹信，讓我們到分場。總部安排不了，這幾百裡路上都有好幾個分場，又把這五車人往分場拉，到的時候差不多五點鐘了，天麻麻亮了。
前面沒路了，讓我們下車步行著去，在車上凍了幾個小時，手腳硬棒棒的，好不容易把行李搬下來。那晚上冰雪交加，非常難行，我們只能側著身體走。我肩膀上扛著行李，手裡提著小提琴，就這點行李也讓我覺得累贅。有個上海人拿了三個箱子，領隊的就罵：「你當這裡是上海嗎？有三輪車給你拉嗎？拿上一件你能拿動的，其他以後再來取。跟上隊走！」有一段是沼澤地，又泥又滑，淺的地方到腳面，深的地方到膝蓋，哎呀，真是又冷又餓，行李又重。曠野裡，一根木頭上面吊著一個電燈泡，領隊的人就把我們領到有電燈的那裡。走了一個鐘頭，天差不多亮了，我們才走到有電燈的地方。人家把我們領到土坯房裡，地上就鋪了一些草，就讓我們休息。
第二天，勞教處的處長來對我們訓話，他說：「勞教是行政處分，不是刑事處分，你們好好勞動，爭取立功，早日摘掉帽子。」讓我們理髮，洗被子，休息了幾天。
那個地方是戈壁灘，基本上不能種地。遠的地方有草，有藏民在那裡生活，放牧牛羊。以後藏民搬走了，就讓我們去挖牛羊留下的糞層，多年牛羊留下的糞便。挖了這些肥料拉去種地，種青稞，青海那個地方氣候不適合種麥子。嘿！我說這個還好，還能自由活動。這一個小組十個人，住一個帳篷，自己做飯吃，挖多挖少也沒有定量，自由得很，好得很。
挖了一個月，場部來了一個條子，上面在檔案裡一看，來了一個音樂老師，就給分場寫了一封信，把這個韓銳叫到場部裡來。來的條子讓我回分場，他們問：「韓銳，你以前是音樂老師？」我說：「就是！」他們說：「你現在到場部去，他們要你哩，你拿上條子，到那個阿力克街等車，有場部的汽車來，就給他看這條子，他就拉你到總部去報到。」
汽車跑了五、六個小時，我來到總部，拿著條子找到劉隊長，劉隊長問：「你會什麼樂器？」我說：「會彈鋼琴。」劉隊長說：「這裡哪裡有鋼琴呢？二胡會嗎？」我就給劉隊長拉了一曲《二泉映月》，劉隊長說：「還可以，好好練練。」
這是一個業餘文工團。就是在秋收以後到各分廠去輪流演出，有唱江南越劇的、唱京劇的、唱秦腔的，還有唱歌跳舞的。我嗓子還可以，就是唱歌的。到分場演出我唱過《太陽出山》：「太陽出山了呀……」那時候思想壓力大，也好久沒有練習，感覺嗓子被堵住了，唱不好。
韓銳先生年輕時（受訪者提供）
撈木找礦險喪命臉腫身瘦拄棍行
依：在文工團那時候你能夠吃飽嗎？
韓：吃個半飢不飽。
到文工團吃不飽，糧食是有限量。但是有演出的時候，因為我們是文工團來的，人家還算優待，給我們煮上一大鍋洋芋，就算勉強能吃飽。洋芋是他們自己產的，還可以多吃點。
但在文工團好日子也不長，混了半年多解散了。幾十個唱越劇的調到黃蘭分廠，唱京劇的五、六十個人也分散了，唱歌跳舞的也分散了。因為吃糧越來越緊張了，越來越緊張了，人吃不飽了。
依：最吃不飽是什麼時候？
韓：哈哈哈，在我印像當中，老是吃不飽。在蘭州上大學的時候能吃飽，到青海師專一個月定量二十八斤糧就吃不飽，我是個大個子，消耗量也大，需要糧食也多，吃不飽肚子也不敢說。一直到勞教所更是吃不飽。
先是把我放到伐木隊，在祁連山上伐木頭。我們住在山頂上，在石頭山上先鑿出一道石溜槽，像滑梯一樣，幾百米長。那山上的木頭粗得很啊，伐下來以後有專門的溜槽往山下放，那一放就是排山倒海，一瀉而下。那木頭需要十幾個人才能夠抬起來，往溜槽口放，抬起後面，喊著：「一！二！三！」大家同時鬆手，樹就轟隆隆的放下去了。那天，樹上一個樹杈把我的衣服給掛住了，眼看我就要被木頭一樣掛著放下去了，那個速度、那個重量，下去就是粉身碎骨，撞成肉醬。旁邊的人一看，喊叫了一聲：「哎呀！」就攔腰抱住我，眼看著我的衣服扯破了，木頭一下子就下去了。那聲音震天動地！把我嚇壞了！
到了六月，祁連山上的雪就溶化了，河裡的水也流淌的急湍了，把山上的木頭順著河道往下放，下來以後，人在到河裡撈木頭。那天木頭衝下來的時候，碰到了兩個大石頭，一塊石頭都有一間房子那麼大。結果木頭衝下來的時候就卡在石頭那裡，結果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因為那個衝力，最上頭的木頭被衝過去，其他的木頭就排山倒海一樣的衝過去了。我們就在下流一點的地方撈木頭，挽著褲腿，看見一根木頭過來了，就赤手空拳去拽去撈。我用力把木頭往岸上拽，木頭的衝力把我往河裡拽，結果腳底下一滑，人一下子被拉到冰河裡了。和我一起幹活的人看著叫起來，想著這個人不是淹死凍死，就是被衝過來的木頭撞死。有一個河南人，他也是撈木頭的，他眼尖手快，一下子把我抱住撈上來，放在爛泥灘上。他罵著：「你吃不飽了，水還把你給喝飽了。」他抱住我的肚子讓我吐，我吐出來一灘水，就讓我躺著休息。我的左大拇指到現在都是硬的，不能彎曲，就是那次禍害的。
那勞動是沒完沒了的，都是重體力勞動。以後又讓我們到牛星山下面拉土，拉到化肥廠小河邊和泥，用模子做磚坯，每人每天定量六百塊。挖土、拉土、和泥、做坯都是一個人干，各干個的。我累得真是汗流浹背，渾身是泥，乾脆脫了衣服褲子，就穿著一條短褲干。一天干下來，身上沒有不疼的地方。
磚坯托好了，秋天又要打柴火，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原始森林裡砍柴火。規定一天兩次兩百斤定額，王隊長說超額完成會給好鑑定，鑑定好了就會給摘帽子。打柴火男同志是一百斤，女同志五十斤，我一打就是一百五十斤。以後慢慢每天背二百斤。人家都計數著呢，往檔案裡記錄呢。
依：每次二百斤柴火你能夠背動嗎？你是要表現嗎？
韓：為了表現，表現好就給你抹帽子呢！
我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二百八十斤，越背越多，最後背到三百二十斤，這樣咱就能抹帽子啦。那柴火這麼粗一捆，一人多高，休息的時候腿上腰上也不敢放鬆，如果放下，我背不起來。我想著王隊長報到場部去，我就能抹帽子了。那一天天氣晴，我把柴火背著稱過稱以後，就去食堂準備吃飯，結果一下子鼻血嘩嘩嘩地流，趕緊找紙塞鼻孔，但是塞也塞不住，鼻血從嘴裡噴出來了。幸虧化肥廠有個醫療站還算近，我鼻血一邊流著一邊往醫療站跑。醫療站的大夫又是打針又是扎針，才把血給止住了。哎唷，到第二天，頭昏著爬不起來了，那一次流了有兩碗血。一次背三百二十斤，我是背給人家看哩。把人累得快死了，帽子還沒有抹掉，繼續戴著。
後來把我分配到拉洞後溝的鉻鐵礦，就是一種稀有金屬。是藏民趕著氂牛馱著帳篷、炊具、糧食把我們二十幾個人送到山上面，我們就在那裡搭起了帳篷，盤起了鍋臺，喝著青稞稀飯，就到了一九六零年。
那礦石都是在山上，需要爆破炸山才可以開採。先是用一米多長的鋼釺打炮眼，一人扶住一個人打錘，打進去一米深。那裝炮眼的路是羊腸小道，只能一個人跑，另外一頭是懸崖峭壁。那天我們打了四個炮眼，炸藥也裝好了，我是在排在最後一個。當時導火索的長短也沒有精確的規定，組長喊：「點炮！」我們就一起點，然後一個跟在一個屁股後面跑。但當我跑到第四個炮眼的時候看見導火索已經著完了，馬上就要爆炸了。躲也沒處躲，我就趕緊四肢著地展展地爬下，聽著炮就響了，那被炸起來的石頭飛得遠遠的，沒有把我炸著，留下一條命。好險啊！
唉呀，那個鉻鐵礦都是在五千公尺以上的雪線上，是常年積雪，沒有草木。到了七月，是最熱的時候，讓我們到祁連山的山頂上找礦苗，還是氂牛馱著帳篷和生活用品。我們上到山頂搭起來三個帳篷，隊長一個、勞教分子一個、伙房用一個給我們做飯。雖然是七月，我們腳底下還是冰雪，踩不到地，踩不到土，四周白茫茫的連個石頭都看不著。就這還要安排讓我們去找礦，那個時候沒有任何裝備，也沒有個氧氣袋，沒有能在雪地裡走的靴子。我頭昏、胸悶、全身無力，就昏迷到雪地裡了，人事不知。那是大腦缺氧，高原反應。老王跟在我後面，他揪住我的耳朵喊說：「你不要動，千萬不要動，你一動陷得更深，就埋在雪裡了，沒法拉你了。」老王回去又喊了一個人把我從雪窩裡抬出來，抬回帳篷，給灌點熱水，才慢慢緩過來。
依：海拔這麼高，這麼冷，有沒有給你們發防寒的衣服、帽子、手套這些東西？
韓：就是平時自己穿的破棉襖，沒有襯衣，沒有套的衣服，還說啥帽子手套呢？凍死就凍死了，把人就不當人嘛？人凍得受不了，還餓得受不了。
把人餓著，想找草根樹皮都沒有。早上上山給一杓青稞麵糊糊，中午給每一個人帶一個青稞麵饃饃，晚上下山再給你一杓青稞麵糊糊。就一杓，頂多一茶杯，多了沒有。我們上山埋兩個雷管，放兩個炮讓隊長聽見就行了，人沒有一點力氣，干不動活，不挖礦石了。
依：那你們怎麼住？
韓：住的是帳篷，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就不取暖，還取啥暖？晚上也沒有燒個火盆子啥的。衣服穿戴都是自己的，也沒有發。所以在那裡不是餓死就是凍死。凍死就凍死了，把凍死個人算啥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凍餓死了。哎呀，我給你說，我們的勞教隊裡有萬里長征的老幹部、省委書記、高等人民法院院長，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啦，能受得了？吃不飽，凍幾個晚上就死了。
我在人家的鉻鐵礦上走不動了，臉浮腫了，眼睛腫的像蘭州那個軟梨一樣，走路揚起頭來也看不見路。我上不了山了，就住在山根底下。我就拄著拐棍到處找吃的，也走不遠。我剛開始還能挖一些蕨麻，用飯盒煮熟吃，又面又甜。
因為山根下面有水草，人家藏民多年以前在這裡搭過帳篷，我就在那裡找、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點牛羊的骨頭，最後發現一些骨頭一些暴露在外面，一些掩埋在土裡。骨頭風吹日晒，已經腐朽了。骨頭能咬動，那個石頭咬不動啊！我就趕緊找乾草，點著燒骨頭，翻來覆去燒，骨頭就更加酥脆了，我就吃骨頭，哎喲，這還有點肉味道，好得很。
我們隊上也有小偷，人家就有辦法把饃饃從廚房偷出來。我是個老實人，給多少吃多少，所以把我就餓得快死了。我的母親家裡那麼困難，還給我寄來過一次包裹。我打開一看，都是黑呼呼的藥丸子，有兩斤。因為那時候糧食不讓流通，我母親把面揉成藥丸子大小，在鍋上烤熟，然後用鍋底下的灰抹黑，寄的時候說是坎離丸，是治病的才能寄出來。我吃的時候洗一洗，乾淨不乾淨也吃了。但兩斤坎離丸也維持不了多長時間啊。
看我走不動了，臉腫身瘦，人家就把我送到醫院休養。還有其他幾個病人，還是氂牛把我們拉著去的，走了一天才到醫院。進那個醫院一個是要介紹信，第二是醫生要檢查身體，也不透視不化驗。醫生喊：「轉過去，褲子脫了。」看誰屁股上沒有肉就可以了。那個醫院就是我們以前文工團住過的地方，一個四合大院子，有男宿舍女宿舍，病人多了，就改成了醫院。
醫院天天死數人五間大屋碼屍體
依：那到醫院以後能夠吃飽嗎？
韓：哎呀，醫院生活還不如鉻鐵礦上，礦上每天還有一個比核桃大點的青稞麵饃，住到醫院連個青稞麵饃饃都沒有了。一天三頓青稞麵糊糊，早晨一杓子，中午一杓子，晚上一杓子。三杓子麵糊糊能管飽肚子嗎？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我翻不了身子了。
剛來醫院的時候，我還能拄著根棍子慢慢出去走。我不願意進那個病室，那個味道臭得很，味道難聞地很，我到外面還能吸收點新鮮空氣嘛。我為什麼不願意進去呢？是病室臭著不能聞，都是尿下的拉下的味道，哎呀。
依：那個醫院有多少個病號？大概？
韓：唉---呀！那多著。南北各有二十個房間，東西各有十六個房間。四十加三十二就是七十二間。這七十二除了醫生辦公室、護士休息的地方，還有灶房水房以外都是病房。一個病室是裡外兩間，同一個門出入，只有一個窗戶。門口有個火牆，也沒有啥取暖的。病室一邊有十個人，門口這邊有八個人，這一個病室就是十八個人。
幾十個病房，幾百個床位擠得滿滿的，死去一個，空出床位，另外一個才能夠住進來。
依：在醫院，你能夠看見死人嗎？
韓：我在院子裡轉的時候就看見那個太平間。就是病號還需要勞動，攪好煤，做煤球。但是沒有規定數量，做多少算多少，自己給自己的病室做。我第一天去做了一點煤球，哎喲，做不動了，摔倒了。旁人趕緊把我攙扶起來，讓我靠著太平間的窗戶前休息一下。這就是以前我們的排練室，一共有五間。
窗戶上有個窟窿，我就朝裡一看，裡頭擺放的一層一層的那個是啥呀？哎喲！一個腳從那個被子筒出來了，我看著一個腳。原來那裡面都是人啊！
依：你在那個太平間看到過多少人(死人)？估計？
韓：哎呀呀，五間太平間都碼的是屍首嘛。人碼上三層子，有五間。
我們的文工團，以前有五間排練室，有練習樂器的，有練習跳舞的，以後這五間文工團都變成裝死人的太平間。人一死就用他尿濕的拉髒的被子一圈，像圈行李一樣，兩頭一捆先拉到太平間，人碼起來。高原地帶，天氣寒冷，人放著不臭。就像冷庫的凍肉一樣就放下來。五間太平間裝滿了，人家的汽車來了，把死人裝上，拉出去到一個坡上，下面就是深溝，那個溝你能填滿嗎？汽車一揚，跨踏踏就滾下去了，名字也不寫，牌子也沒有，就像倒洋芋一樣。汽車裝滿為止，那一天汽車裝滿為止，就拉了五、六車(死人)。
但是我自己第二天也不能動彈了，尿就尿在被子裡，大家都在被子裡尿。兩三天才尿一次，不是天天有小便，幾天才滴出來幾滴。人小便的時候就把被子揭開，尿在床板縫隙裡。再過兩三天，被子也沒有力氣揭開了，尿也越少了，一個星期才滴出幾點尿水，這算什麼呀？就尿在被子裡面。大便一個月解一次，就像羊糞蛋一樣的硬顆粒，沒有嘛。剛睡下的時候，一個星期還想大便一下，用力，用力，沒有下來。再過一個星期想大便，用力，用力，還是沒有東西下來。再用力也沒有，一個月才費力拉出來幾個羊屎蛋。就是拉下來，人也用手掃到床板縫隙裡去。自己收拾不了，又沒有人來收拾，還有啥辦法呢？所以我不願意在病室呆著，味道難聞著，臭著受不了啊。
依：你們病房也天天死人？你記得有誰？
韓：幾乎天天有人抬出去，有人抬進來，最多的時候一個病房抬出去三個人。
在我的右手邊，睡著一個上海佬，他吃飯的時候就拿出家裡人從上海寄來的辣椒醬，我看著眼饞，忍不住問他：「給我吃上一點點。」他捨不得，拒絕了我。他說：「我這是從上海寄來的，就這麼一點點，是東方紅牌的。你寫信讓你家裡人寄來。」沒有過兩天，我看見他死了，嘴角上還沾著一些東方紅牌辣椒醬。
我的左手邊，是青海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長，是長征草地上過來的，後來被打成右派。和我重名重姓「韓銳」。有一天晚飯，打飯的端來多半臉盆糊糊，給每一個人一杓子，分給我們十八個人。
飯有講究，分好幾等，有特流飯，特流飯是朝不保夕的人，就是那些快死的人。我喝的是二流飯，吃二流飯的就是睡在床上不能動彈的人。人家特流飯除了喝糊糊，還給一片維生素。人家把糊糊喝完了，工作人員喊道：「韓銳！」我呻吟著，把手伸出被子。人家喊道：「我叫的是那個韓銳，不是你，你還想吃維生素片子？你想的倒美！」到那個韓銳面前，給他維生素片，他已經硬棒棒的了。不知道啥時間就死了。
這幾個工作人員就翻他的衣服和床鋪，看他有沒有遺書啥的。解開他的外衣，看看內衣裡還有沒有鈔票，結果滾出來一個干餅子，半個巴掌大。工作人員說：「把你餓死了，這個干餅咋還沒有吃呢？」為啥他餓死了沒有吃這個干餅子呢？我的分析是他想著我把這個干餅子吃掉了，這世上再沒有一塊干餅子了。我今天吃上飽上一頓，我再怎麼能得到一個干餅子啊？所以捨不得吃，把他餓死了，把這個干餅子還在懷裡揣著呢！我說應該把這塊干餅子留下，讓他的後代兒孫們都知道他們的爺爺是怎麼樣餓死的？
我眼看著勞教人員用他的被子一裹一捆，抬到太平間去了。天天十八個病號裡面就要出去兩三個，然後空下的位置新的病號補充進來。就像農村過去的吃席，十大碗，你吃飽了你就走，再來的人就坐下再吃，插上那個座位繼續吃。那死人就像農村的「插腿席」，這個病號一死抬走，馬上來了一個原睡在那個地方。
依：那你怎麼辦？這眼看不行了？
韓：我一天不如一天，不能動彈了。我想著，要不了一個星期，我就碼到太平間了，就像碼一袋子洋芋，最後怎麼沒有碼進去？那是老天爺把我救了。
我在文工團裡認識了一個唱武生的，是西寧市秦腔第三團的演員，他給我們的文工團趕馬車。他比我年紀小，我就叫他小楊。有一天晚上，剛剛點上馬燈，我聽著是小楊的聲音，趕著馬車送病號來了。我聽見小楊的聲音，心裏想著可是有搭救了。可是我爬不起來啊，怎麼爬怎麼爬，都爬不起來啊。但是我想這是最後的一線希望，不然我就碼到太平間去了。我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窗口，想喊小楊，我害怕我聲音小，就用力喊：「小楊----！小楊---！」我還招手，我喊不出來，聲音太小了。
小楊已經把病號交給醫院裡了，想著在這裡還有誰喊我呢，轉身看看，看見我在窗口招手喊他呢，小楊跑過來，驚奇地問：「韓銳！你咋在這裡呢？」我說：「我是從鉻鐵礦上送著來的。」小楊說：」這是啥地方嘛？趕緊走！趕緊走！把被子給我遞出來。」我把被子從窗戶遞出去，人可走不動，小楊進來把我背出去。把被子鋪在馬車上，讓我躺在馬車上。他餵馬的馬槽，是半個鐵皮桶子，把我一扣。也不辦什麼手續，病號送完了，趕車回去正常得很嘛。
晃晃悠悠了好幾個小時，小楊把我拉到他的養馬室，把我背下來。給我打了一份飯，兩個饅頭，一大碗青稞稀飯。哎呀，我一個月也沒有吃過這麼多啊，我不敢吃，我害怕我吃多了腸子撐破了，或者得腸梗阻。我說我吃一個饅頭就可以了，我的腸胃已經餓扁薄了，不敢吃得太飽。
吃了飯，小楊說：「你就睡下，啥都不要管，我現在也沒有啥任務，哪裡都不去。另外一輛馬車去了下廠，過幾天才回來呢。現在養馬室就我一個人，你就睡，你就吃。」
我吃睡了一個星期，就能起身在院子裡轉了。小楊去找劉隊長，劉隊長是我們文工團以前的隊長，他對我印象還算好著呢。小楊說：「我把韓銳接回來了，沒有給人報告，人在裡頭幾乎就要餓死了。現在人能下炕了，能走動了，你看看給想個啥辦法，把他再搭救一下。看著也可憐。」
劉隊長不錯，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讓我到康復站去找王隊長，結果王隊長還是我的老鄉，以前在文工團搞後勤工作。康復站是搶救人命的地方，就是把那些快死的人都弄去，給一天三頓都是牛羊肉。哎呀，到康復站是去天天過年去了，上頓下頓都吃牛肉羊肉。那裡都是一些棺材瓤瓤(註：快進棺材的人)在一起，給吃得好，牛羊肉隨便吃。睡的是洋灰地板，連草鋪都沒有。哎呀，我覺得上頓下頓吃牛肉羊肉著實好得很。在康復站我又吃了一個月，我的身體也基本恢復了。
到開春了，各個生產隊來領人，領回去參加生產勞動。白楊溝二隊把我領著去了，結果見到了王隊長，原來是康復站撤銷了，他又分到白楊溝二隊來了。我白天就上山勞動，種青稞、種洋芋，就種了一年。到六一年了，還是吃不飽，我身體越來越不行了。吃不飽人身體能好嗎？我上不了山了，勞動不成了。吃不飽啊！
吃鼠吃鴉吃旱獺摘帽回鄉養父母
依：那你怎麼熬過來的？找什麼吃呢？
韓：王隊長看著我又不行了，把我放在病號組。人家能動上山種地去了，病號們自己搞生活，沒有吃的，就想各種各樣的辦法，抓烏鴉、抓麻雀、套旱獺。我們的廁所後面，是個菜園子，旁邊是個糞堆，蓋著土。捂得時間上了，糞土上就長出很多蟲子，那麼烏鴉就飛來吃蟲，蟲就是烏鴉的飯。我們二隊也有餵馬的，我們就去拔一些馬尾巴的毛，長長的很結實，再找一點細鐵絲。把馬尾巴毛結成套子，結五、六個活套子，然後綁在鐵絲上。用石頭把鐵絲壓在糞堆上。等烏鴉來刨蟲的時候，一下子就把爪子套住了，兩個翅膀扑騰扑騰的扇動，但飛不了了，越扇套得越牢實。這烏鴉就套住了，就能吃了。燙了毛一個烏鴉也有一斤多肉。
依：你吃過烏鴉肉嗎？什麼味道？
韓：我吃過，那個，什麼味道都嘗不出來，那都是飢不擇食，還說啥味道，香得很，比今天吃啥都香。
給人家幹部灶上殺了一頭牛，牛蹄子人家不要，就扔出來了。但那個干干的沒有多少肉，我們幾個人就把牛蹄子拿回來，生了火燒，燒一次刮一次毛，再燒一次再刮一次毛，燒上七次才能把毛刮淨。這還不能吃，再繼續燒，要把這個牛皮子燒得起火，讓皮燒得脆焦，這就能吃了。皮算熟了，肉半生不熟就趕緊吃了。這就好得很，好得很。就這也是偷偷的吃，不敢讓幹部們看見。
哎呀，還有老鼠。我們上廁所去解手，那個老鼠玉米棒子那麼粗那麼壯的就亂跑著呢，身上還沒有毛，在我們眼前跑來跑去的。那個老鼠比烏鴉肉多，一把就抓住一個，弄死，腸肚一挖，用泥巴裹住一燒。燒上一陣子泥巴剝開，肉就熟了。皮一剝，就吃肉。那老鼠肉還是香得很啊！
我們還吃過旱獺。那是用一個鐵絲，要比套烏鴉的鐵絲粗一點，六號還是八號，因為旱獺的勁大，不然套不住。旱獺的洞口多大，這個圈子就做多大。把鐵絲拴在木樁上，木樁一定要砸深砸牢實，不然旱獺把木樁都拖走了。圈子要結結實實的，木樁要牢牢的，這個旱獺一出來就給套住了，它越掙扎越勒得緊。一個旱獺有八、九斤，大的十幾斤，那個好剝，就像剝小豬娃子一樣。弄熟了一個人吃不完，大家都吃。
我被調離了白楊溝二隊，到休養隊。休養隊都是半死不活的病號。我們不用上工，成天就在打麥場上的麥秸堆裡找吃的，抓一把麥衣，吹來吹去，吹出幾個麥粒，就趕緊放口裡吃了。
在白楊溝二隊伙房門口有一個席桶，裡面裝著豆桿粉，黑黑的，反正人家做飯的時候往面裡摻合著蒸饃饃。晚上人都睡下了，四處安靜了，我去偷了一飯盒豆桿粉，抓了一把吃，哎---喲！嘴裡澀得嚥不下去。我用水一衝，粉渣漂在水上，還是嚥不下去。第二晚上，我又偷了一飯盒，我想炒一下吃，哎---喲！一見火著了，成黑麵了。水也不行，火也不行。這種豆桿粉只能攙和在面裡蒸饃饃才能吃。那是餵牲口的啊！
祁連縣槍斃了一個人，那個佈告就貼在我們打飯的窗口。我們打飯是要排著隊去打，那麼每一個人都必須看祁連縣槍斃人了。鐵匠組有一個人排在我後面，用筷子把我一戳問：「小韓啊，你能吃飽嗎？」我說：「沒有。」他又問：「想不想吃肉啊？」我說：「想啊！」他小聲說：「打上飯，到我這裡來。」我就到他鐵匠組圍著爐子坐下來，一碗糊糊我們兩三口就喝光了，碗也舔得淨淨的。鐵匠說：「小韓，那個佈告你看見了嗎？」我說看見了。鐵匠說：「我打了一把很鋒利的刀子，今天晚上我們兩個就去把那個被槍斃掉的人的屁股、大腿上的肉都給他剮下來，也能剮個幾十斤。咱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讓你吃飽。」我說：「那就能吃飽了。」鐵匠說：「今天晚上，我們就從我的屋子翻過牆，到祁連縣去。」哎呀，到祁連縣還有五里路，我走都走不動。鐵匠罵我：「真是個窩囊廢！滾！不敢說出去哦！」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是個好日子，宣布給我解除了勞動教養處分，我成了一般職工。當時我老家裡六口人，我的父親、母親、韓如賢、韓如孝，還有兩個小弟弟上學著呢，家裡沒有人勞動，我母親經常生病，我父親年紀大了，做不動了，六口人一年分了二兩七錢糧食。人家是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再加上一句：餓死活該！
我父親來信給我說了，我想我沒有被餓死在祁連山，把家裡人要餓死在兩當？我說我回去勞動，回去掙工分養活家裡人。回來我成了五類分子，被監督勞動，一直到一九八零年，勞動了十八年。
晚年，我的眼睛不好，幾乎失明，但我還是寫出來《三十次死亡》，前幾年聯繫出版，要我出一萬元，我哪裡有這麼多錢呢？現在孩子們不同意出版，就算了，自己列印了幾份，給朋友們看看就算了。
我已經九十一歲了，說這些還有什麼用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