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與林彪聯手迫害文藝工作者，共同躋身政壇。（網絡圖片）
1966年2月，江青從幕後直接走上了政治的前臺，她從上海跑到蘇州找林彪密商，達成一筆政治上的交易：江青利用林彪的顯赫地位，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共同躋身政壇，共同炮製了一個《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毛澤東做了多處的修改。4月10日，將這個文件轉發全黨。於是，文藝界被判了死刑。大批文藝工作者飽受迫害，文藝界百花凋落，全國只剩下八個樣板戲了。
1949年到1976年的28年，就文學藝術界來說，是一連串政治運動串成的歷史。在這個行當裡的作家、藝術家，基本上在運動中被「串燒」了。為什麼會如此？說到底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鬧的。
那些年，「文學與政治」到底什麼關係？恐怕現在的年輕人搞不懂。現在是個「多元化」的時代，從非「主旋律」文學形態來看，文學與政治好像不沾邊，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只要你不沾主流意識形態的邊，都可以出版。舉例來說，現在流行「鬼吹燈」系列，不但小說有廣大的讀者，拍成電影後也受人追捧，票房過億。但是，在那些年，如果出現這樣的小說——當然，那個年代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小說，作者就會獲得「宣揚封建迷信」的罪名，被判個十年八年的「勞動改造」。
那些年，文藝被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識形態化了。當時文藝界的巨頭周揚曾經有一句話來形容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這句話說：「文藝是政治的晴雨表」。這就是說，就像地震發生前有預兆一樣，中國的政治發生的每一次變化，基本上文藝都是先兆。
當年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也有一句話講到這個問題。他說：「文藝多了要亡國」。陸定一為什麼這麼講？是因為，在他看來，文藝作品的導向如果不正確，就會顛覆政權，導致共產黨領導下國家消亡。把文藝提高到這樣的高度，也正說明了文藝與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為什麼會如此？當代文學研究者給予了很多的答案，除了眾所周知的蘇聯的影響和中共的意識形態管理等原因外，我還想特別強調一點的是，毛澤東對文藝的重視。毛澤東是把文藝學術看成一種為政權服務的工具的。這是從維護政權的角度來說的，還有另一個角度就是，他的這種看法，與他本身就是一個文學藝術家有很大關係。
在毛澤東去世以後，毛澤東被賦予了政治家、軍事家、理論家等等稱號，但沒有人想到要給他加一個文學家的頭銜。其實，讀一讀毛澤東的著作就可以知道，毛澤東是名副其實的文學家，他的政論性文章可以說開創了一代文風；而他所寫的詩詞，具有高度的浪漫主義色彩。
1949年以後，毛澤東對文藝體制的建構更是不遺餘力。為了建構他認為可以為政權服務的文藝體制，他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文藝批判運動。先是局部地批判，到後來是整體的否定。
先說局部地批判。這些局部批判就是一系列的運動串成的：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2年文藝界整風，1954年以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開端，批判胡適的唯心主義，1955年揪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個株連了2000多人的大集團，稍後又揪出了一個「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1957年反右派運動，「大集團」、「小集團」一鍋燴，文藝界基本上整體陷落了，一大批有才華的人落馬。這一系列運動的背後，就是整那些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有過懷疑的，或者說在創作上有意識或無意識游離這個主題的作家。
到了1960年代，毛澤東覺得局部批判還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另起爐灶。要另起爐灶，就要對1949年以來的文藝界採取整體地否定。這個整體否定，以他在1963年和1964年所發出的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為標誌。
這兩個批示發出的背景是這樣的：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毛澤東又開始抓階級鬥爭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全國都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弦，文藝界更是首當其衝。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寫了第一個批示。他首先斷定：他孜孜以求之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在全國搞得不錯，但在文藝界的許多部門中，卻「至今收效甚微」，因為「收效甚微」，所以，文藝界的各部門「還是死人統治著」。
毛澤東愛用「死人」這個詞，凡是讓他覺得不滿意的單位，都被冠之於「死人統治著」。1957年反右前後，鄧拓主持的《人民日報》，就被他稱為是「死人辦報」，結果鄧拓只好灰溜溜請求離開《人民日報》。
面對著毛澤東這樣嚴厲的批示，主持文藝界工作的周揚，沒有像鄧拓那樣辭職，而是賣力地要把在各部門統治的「死人」揪出來。周揚的可悲在於，各部門是「死人」統治著，你這個各部門的總管還能是個「大活人」嗎？你更是一個大「死人」。可是周揚不承認這一點。周揚的做法是在文藝界進行整風，把文藝界的「死人」揪出來。在整風中，周揚把以前與自己併肩戰鬥的朋友一個個推上挨整的批鬥台上。魯迅曾經把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稱之為「四條漢子」，周揚與另外三條漢子都是在血與火中併肩戰鬥過的戰友，1949年後，這三條漢子都在文藝界擔任領導。周揚就把他們一個個作為「死人」揪出來。所以，有人說，文藝整風是「一條漢子整三條漢子」，「一個死人整三個死人」。
周揚這樣地賣力，毛澤東也不滿意。到了1964年的6月，中宣部就半年來文藝界整風的情況，起草了給中央的報告，實質上就是一份檢討。本來，這個報告還是個未定稿，但是，想在文藝界大有作為的江青，卻急忙將這個草稿交給了毛澤東。6月27日，毛澤東又在上面作了批示。與上一個批示比較，這個批示更嚴厲，文藝界各協會「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果再不進行改造，就會成為「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這兩個批示，實際上給文藝界判了死緩。按照毛澤東的邏輯，要建設一個新世界，首先要砸爛一個舊世界，要重新建立適合為自己政權服務的文藝體制，光給文藝界判死緩還不行，還得判死刑。
到了1966年2月，在毛澤東的授意下，江青直接走到前臺了，江青從上海跑到蘇州找林彪密商，達成一筆政治上的交易：江青利用林彪的顯赫地位，林彪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共同躋身政壇，共同炮製了一個《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毛澤東做了多處的修改。4月10日，將這個文件轉發全黨。
這個《紀要》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這個概念，就給文藝界判了死刑。「文藝黑線」的頭子是周揚，領導文藝的部門中宣部成了「閻王殿」。文藝界就給一鍋端了。大批文藝工作者飽受迫害，文藝界百花凋落，全國只剩下八個樣板戲了。
在文藝界從局部到整體的逐漸覆滅的過程中，文學就成為政治的僕從，政治對文學的嚴密控制逐漸地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就形成了兩種現象：
第一種現象是：政治干預文學家的創作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你寫的出了圈，把你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是沒有商量的事情。
因為有了第一種現象的存在，就產生了第二種現象：就是作家在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也給自己劃了一個圈，我不想讓你把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或者「反革命分子」，所以，我對來自政治的干預就格外警惕。
這樣，對於作家來說，這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我什麼都不寫，你還能抓住什麼？像1949年以前文學創作成就很高的沈從文，封筆，去當歷史博物館的解說員，再後來我搞與政治不沾邊的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像著名詩人陳夢家，1949年以前他的詩作在文學圈相當有名的，但1949年後也不搞了，去研究「死人」去了，搞考古了。即使像巴金、茅盾等等這些在1949年以前文學成就很高的人，雖然他們沒有像沈從文、陳夢家一樣去搞與政治不沾邊的東西，但也基本上再也沒有寫出來什麼值得人稱道的東西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