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幹部一直吃著與老百姓不一樣的食物，圖為中央軍委辦公廳的特供食品。（網絡圖片）
1959年到1961年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在農民口中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就是在這樣的飢荒年景下，大吃大喝仍未完全消除。
1959年湖南省宴請主菜「雞湯煨魚翅」
湖南省委1959年宴請中央有關領導，主菜是「雞湯煨魚翅」。而此時全國副食產品已緊張到湖南省委有關領導為毛澤東身邊的服務人員們提供一些肥皂，就已經讓他們非常滿意的地步。（權延赤著《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廣東旅遊出版社出版）如果說湖南1959年情況尚好，招待中央領導無可厚非的話，那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畫家巡遊團」則將災年吃喝之風暴露無遺。
1960年四川人沒得吃 「畫家巡遊團」四川大吃大喝
「1960年，傅抱石成為中國美協副主席，9月25日，率領錢松、亞明等12人，赴豫、川、鄂、湘、粵、陝六省，開始為期3個月2.3萬里紅色之旅。大飢荒中，各省接待並不寒酸，沿途多安排資深畫家住套間、坐臥鋪，乘輪船一等艙；每到大城市，必連天安排觀賞戲曲、電影、博物館；沿途遊覽風景名勝，接待規格基本按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人大代表的標準，飲食較為豐盛。」
「畫家巡遊團」的組員詳盡記錄了記憶深刻的沿途飲食。例如，在成都杜甫草堂一裝飾古樸的餐廳，四川省委宣傳部長李亞群請客，龍抄手、賴湯圓、香炸金糕、銀糕、肥腸粉、四川苕餅、醉魔芋、鐘水餃等等，「共端上來20餘種小吃。初吃狼吞虎嚥，後來摸著肚子喊吃不下了，但還是往上端……」
1961年葉聖陶內蒙古之行 熊掌與「飛龍」兼得
無獨有偶，葉聖陶在日記中也記錄了1961年的內蒙古之行，飲食可謂極為豐富：7月31日團到達海拉爾，赴宴，「菜甚好。有禽名飛龍，其肉視山雞更嫩。有甲魚，昨在哈爾濱嘗食甲魚，不意北邊亦有之。有烤羊腿，殆是主菜，而余不能嚼之。賓主互勸酒，余飲稍多。」同時，「有政協組織之六十餘人在此，到已將一月，其中熟友頗多，元善夫婦、頡剛夫婦亦在內。」8月6日倫池，「晚餐又是盛宴。勸飲而外，座中客起而吹奏歌舞。」——（摘自《書屋》2005年第9期朱東潤的「蝗蟲」之喻作者：王昊）
三年困難時期基層幹部吃喝風氾濫 農民嗷嗷待哺
相比於高級幹部和畫家這些「特殊人群」，三年飢荒時期的「吃喝風」在基層幹部中更為嚴重，據福建永定縣志記載：1959年下半年有些地方社員發生斷炊，過年時連口糧都吃不上；1960年春有些地方發生浮腫病，領導還錯誤地認為是氣候不好，不敢正視糧食問題……對於群眾的疾病、死亡和死亡家屬的生產生活困難沒有很好地幫助解決，卻大開現場會，大吃大喝大浪費。
張樂天也回憶了他瞭解到的基層幹部在三年困難時期大吃大喝的現象。「實際上，只有在底層你才能真正體會到，後來『四清』是能夠搞得起來的。原因就是1960年餓死人特別嚴重的時候，幹部還可以開小灶。我在底層的訪談中就聽到，有幹部燒了一塊肉吃，吃完了把骨頭丟在地上，農民爬到地上去撿。」（《東方早報》2011年12月11日B02版，張樂天談底層視角的現代史）對於此種現象，原四川省巴中縣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直言：「我是管農業的，雖然巴中縣比其他縣死人少，但也有責任，為何沒餓死官，都死的老百姓？」（《經濟觀察報》韓福東文《躍進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