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官文丑郭沫若始亂終棄，一生中抛棄了很多女人 。（網絡圖片）
中共文丑郭沫若見異思遷，一生中究竟拋棄了多少女人？仔細整理一下歷史資料，結果非常驚人……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與郭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藤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49年後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黃定慧（又名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詳，只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並殃及安娜。（《郭沫若傳》北京文藝版，1988）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志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殺，二兒子世英於1968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後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
他們，特別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這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關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毛病。
先看郭沫若與情人于立忱之間的問題。于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後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
對於她的自殺，幾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只是這樣猜測：于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遊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後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餘，尋了短見。
其實，這一說法純係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相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于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于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面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拚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後，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後，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裡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面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後，就真的自殺了。（《于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於思考的話，從于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如此家園」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民離散，令人憂心；「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骯髒，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當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輕，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面喪盡，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發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民揮灑筆墨，奔走呼號了的淒厲嘆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只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後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
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於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而與安娜是自（和）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于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志鴻6歲。）此後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扎，啼飢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
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於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
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藉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上海灘》1995年11月28日）
這類問題，反覆出現在郭沫若身上，對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負面影響。所以他本人也說：我不是個「人」，我是壞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確實是壞透了」。
然而，在四川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所謂的女學者卻提出與此相反的看法。她認為郭沫若多次背叛愛情，不斷拋棄和更新愛情對象，正表現了他在這方面的超前意識；並進一步說：愛情是藝術的永恆的主題，沒有愛情，便沒有文學，便沒有詩歌。愛情產生靈感，產生激情，如果沒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間的愛，便不會誕生《女神》，不會出現詩人郭沫若；只有不斷更新愛之對象，藝術家的靈感和激情才會像泉水一樣不斷湧出，天地間才有可能樹起一座座藝術的豐碑。
這位所謂的學者所談的激情和靈感與愛情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們認為——不是。莎士比亞有幾個情人？彌爾頓呢？郭沫若曾模仿過的詩篇《草葉集》是作者在紅唇的擁吻中寫出來的嗎？要知道惠特曼——這位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一生還沒有結過婚呢！何況像郭沫若那種愛的方式，絕非出於高尚的情感。沒有高尚的情感，便沒有高尚而偉大的人格；沒有高尚而偉大的人格，就不會創作出偉大的作品。醜和惡不會直接產生美和善的。
張瓊華是悲劇，安娜是悲劇，于立忱是悲劇，于立群也是悲劇。這四大悲劇，可說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絕，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無人可與之比肩。
當然，如果更坦率一點的話，讓我們從更廣闊的領域、更豐富的內容、更深刻的意義去認識，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齣典型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