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著名作家章怡和作品《往事並不如煙》。（右）批鬥章怡和父親章伯鈞。（網絡圖片）
1957年，毛澤東「引蛇出洞」，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中共宣稱「言者無罪」。結果把至少55萬人劃為「右派份子」，其中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六人至今也未予摘帽平反。
毛澤東中共「引蛇出洞」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共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原則。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於是提出了許多寳貴意見。
結果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社論，整風風向為之一變，全國開展了反右派鬥爭。中共把大批知識份子、「愛國民主人士」和少數黨員幹部等劃為「右派份子」，人數達55萬餘人。
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就是當年全國聞名的「大右派」代表人物，而且至今也未予以平反。
「中國第一右派」章伯鈞
章伯鈞（1895～1969），安徽人，著名作家章怡和之父。早年留學德國，在德國柏林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在德留學期間，與朱德同住一室，並經朱介紹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曾擔任副主席和主席。
中共建政後，章伯鈞曾擔任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57年5月21日下午，章伯鈞在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有如下發言：
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待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老年知識份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份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做。
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問題，多聽聽多方面意見。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樣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的。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卻只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意見；我不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以上這篇刊於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的發言，最終成了章伯鈞被劃為右派的罪狀和定性材料。罪狀的第一條是主張政治設計院；罪狀的最後一條是反對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條是主張「輪流坐莊」。
1980年中共決定給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但章伯鈞仍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平反右派時，中央統戰部對章的家屬說，當年給章的劃右材料都不確實。
章伯鈞則告訴女兒章怡和，自己的劃成右派的依據共五條。第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這麼至關重要的話，並非自己所講，乃出自程潛之口。第五條是反對文字改革，純學術問題，也充做反黨言論。罪狀由共產黨定下，概不與本人核實。
「中國第二右派」羅隆基
羅隆基（1898～1965），江西省安福縣人，1921年先後赴美英留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曾因發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言論被逮捕。1949年後，當森林工業部部長。以下是羅隆基在1957年整風運動中的言論：
思想不能統一也不必統一。而且以人類的經驗論，自有政黨歷史以來，從來沒有過「黨外無黨」這回事，更沒有「黨內無派」這回事。政黨本來是與民主政治交相為用，相輔進行的。以民主主義治黨，就不怕「黨外有黨」，民主的功用就在於調劑黨內的派系、黨外的黨，使一切意見主張的紛爭，走上光明正大軌道，而不趨於革命流血一條狹路。
馬克思社會主義是歷史學家永遠的疑團，這種無邏輯、愚呆的主義，何以能在民眾的心理上發生如此有力且深遠的影響，並且藉由民眾所受的影響而反過來影響歷史自身？
政治失敗，黨員失德，是一黨政治的必然結果。在一黨專制下，人民沒有組織和言論的自由，亦沒有監督、指責黨局和黨員的機會，獨裁政治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益叛離……
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章怡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有這麼一段羅隆基跟章伯鈞的對話：他們的第一話題，是反右。對此，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對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都鬥得很苦，像潘光旦，劉王立明。一個老百姓不管有無問題，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何況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教授。在民主黨派裡，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肅反時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無法申訴。這麼，我才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它必須自成系統，而且一定要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分開來。我的這個提議，目的無非是為受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後來毛又搞胡風，我當時就跟范樸齋、張松濤講，共產黨這次肯定也是錯了。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於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你一言，我一語。羅隆基越說越起勁了：「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制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像法，仍舊是屬於『共同綱領』性質。現在怎麼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伯鈞哪，可以說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1958年1月，民盟中央宣布撤銷羅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職務，撤銷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同時撤銷森林工業部部長職務。1965年12月7日子夜，賦閒在家的羅隆基因心臟病突發心絞痛，孑然一身猝然離開人世。他沒有妻子，沒有子女。他死去的時候，頭上還戴著「右派份子」帽子，沒有舉辦追悼會。
儲安平（1909～1966？），江蘇宜興人。1932年從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1938年回國後，擔任《中央日報》編輯、復旦大學等校教授、《觀察》雜誌社社長兼主編。1949年後，他先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新聞出版總署發行管理局副局長、《光明日報》總編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作為名記者、大作家型的官員，儲安平當時在上層知識份子中很有些名氣和影響。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儲安平同時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又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員之列，他還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發言。以下是發言選摘：
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
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重要目的是實現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黨走，但跟黨走……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們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沒有做好工作，而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個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提倡能夠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個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養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黨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儲安平後面的這番話，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且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稱為「老和尚」。在當時確實驚世駭俗！此言一出，當場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儲安平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像是在全國範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了對儲安平「黨天下」言論的批判、駁斥。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並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從而在全國吹響了反右派鬥爭的號角。在這形勢下，儲安平理所當然首當其衝，成為口誅筆伐的眾矢之的。
儲安平見勢不妙，便於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送去了辭呈。儲安平辭職以後，社會上對他的批判進一步升級，使得他被迫寫檢查。7月13日，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發表了《向人民投降》的談話，並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上。儲安平因此名列中國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第五次會議，決定取消儲安平的人大代表的資格。不久，九三學社決定撤銷儲安平的相關職務。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儲安平就被揪了出來，又成了批鬥的對象，被勒令每天打掃街道，並且飽受了紅衛兵對他的打罵侮辱。1966年秋，儲安平失蹤。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