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是20世紀後半葉最富盛名的歌壇巨星，被尊為「亞洲歌唱女王」。
24年前，在亞洲地區和全球華人社會極具影響力的臺灣歌唱家鄧麗君（TeresaTeng，1953年1月29日～1995年5月8日）逝世。她是20世紀後半葉最富盛名的日本歌壇巨星之一，她的歌曲在華人社會廣泛的知名度和經久不衰的傳唱度為其贏得了「十億個掌聲」的美譽，「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被尊為「亞洲歌唱女王」。對華語樂壇尤其是中國流行樂壇的啟蒙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時至今日，仍有無數歌手翻唱她的經典歌曲向其致敬，被譽為華語流行樂壇永恆的文化符號。
鄧麗君這個名字在華人世界的知名度，超越了一切政治、文體人物。將近四十年以來，她的歌聲從靡靡之音變成了華語經典，滋養了一代代人。然而大陸對鄧麗君的追捧卻基本來自民間，官方對她的態度一直模糊不清，在她活著的時候，央視沒對她進行過任何報導。本文試圖在這種「官冷民熱」的大背景下，釐清鄧麗君在大陸的「解禁」史。
「又黃又反」「毒草」
鄧麗君生於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是名滿臺灣的小明星了。而彼時大陸的文革正搞得如火如荼，兩岸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所以大陸聽眾在文革後才零星聽到鄧麗君，而那時，她其實已經把事業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鄧麗君在日本共推出8張大碟及12張個人單曲唱片，成為整個亞太地區的明星。
鄧麗君生於1953年，年少成名。
在70年代後期，大陸聽眾聽到鄧麗君的歌聲，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偷聽敵臺和翻錄磁帶。在那個年代，基本除了大陸的電臺以外，都是「敵臺」。而大陸的電臺又不播任何的鄧麗君歌曲，所以，收聽鄧麗君＝收聽敵臺。好在文革之後，收聽敵臺已經不是什麼特別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評教育，至多背個處分，與文革時動輒面臨勞教甚至判刑的風險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收聽「敵臺」的風險降低，是鄧麗君流行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通過翻錄磁帶收聽鄧麗君歌曲，則屬於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海內外交流日漸增多，使鄧麗君等港臺音樂磁帶得以通過私人攜帶的方式來到大陸。當時人們還沒有太多版權意識，一盤原版磁帶可能會被翻錄上百次，而每盤翻錄的磁帶又會被聆聽上百次。
鄧麗君之所以在那個年代突然「爆紅」，與其唱腔和歌詞內容密不可分。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幾十年的人們發現，歌曲竟然還能這麼唱？歌詞竟然還能這麼寫？人們禁錮的大腦瞬間被開闢了一片新視野。而由於兩岸聽眾對鄧麗君歌曲欣賞的不同步，使得在臺灣經過十年傳播而積澱下的幾十首好歌，在同一時間「砸」向了大陸聽眾，使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就愛上了這個聲音。
然而那些讓鄧麗君為人喜愛的特點，恰恰成為她被禁的理由。鄧麗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黃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與喇叭褲等一道成了老師家長眼中會「教壞小孩」的東西。而把鄧麗君歌曲上升到「毒草」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國音協西山會議。
會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來》。因為「君」字與鄧麗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來」常被用於懷念她的演唱會或文集名字。而在當時，《何日君再來》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無論從黃色還是反動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詞「人生能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從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與女友依依不捨的情景，屬於「黃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國之時，「君」指的是國家，或者說指的是國民黨軍隊，「何日君再來」有「何時收復失地」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歌名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又屬於「反動」。
這樣一首「又黃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紅又專」的氣氛中被批判了。
「敵對大陸的黃色歌手」
就在大陸音樂界人士開會批判鄧麗君之後不到半年，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了一場義唱，門票收入全數捐給公益基金會。在演唱會中，主持人問鄧麗君，聽說在大陸有很多人想邀請你去大陸演唱。鄧麗君表示：「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麼，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
「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麼，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
上邊輯錄的這句話是鄧麗君的原話。可想而知，有這句話墊底，鄧麗君終生未在大陸舉辦演唱會也就說得通了。
如果說1980年的這次「三民主義」事件還只是口頭說說，那麼接下來一年，鄧麗君就以實際行動將自己在大陸辦演唱會的路堵死了。
1981年8月，鄧麗君在臺灣全省勞軍一個月，跑遍各地軍營，包括金門前線。看望海陸空的國軍將士，並為他們演唱。此後臺灣電視公司製作並播放了名為《君在前哨》的電視特輯。
鄧麗君在70年代時就曾多次參與勞軍。然而1981年的鄧麗君已經是紅透華人世界的超級明星，用一個月時間將臺灣軍營「走透透」，並且去金門這種象徵性極強的地方勞軍，政治意味與普通勞軍不可同日而語。自此之後，鄧麗君在大陸官方的眼中就不只是一名唱「黃色歌曲」的歌手，而是一名「敵對大陸的黃色歌手」。
《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出版 鄧麗君是主要批評對象
與官方對鄧麗君的排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間對於她的熱愛。（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與官方對鄧麗君的排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間對於她的熱愛。到了19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水平的增長，雙卡錄音機、短波收音機逐漸普及，收聽鄧麗君歌曲的技術障礙已經不大了。在歌迷們的交流中，大家逐漸知道了諸如收聽澳洲電臺能獲得更清晰的信號這樣的小竅門——港臺、日本等地的「敵臺」或多或少都被大陸進行技術干擾，而澳大利亞電臺則因為遠離政治而沒有受到什麼干擾。
老百姓通過用腳投票——更確切地說是用收音機、錄音機投票——的方式進行了選擇。被官方定性為「黃色歌曲」的鄧式情歌紅遍大江南北。用現在的話講，幾乎所有人都成為了鄧麗君的「腦殘粉」。如今已成為知名樂評人的金兆鈞是那個年代的親歷者，他回憶說：「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鄧麗君，比如廣州的劉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趙莉、王菲……」
對於民間對鄧麗君的熱愛，主流音樂專家顯得很「不高興」。《怎樣鑒別黃色歌曲》一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的。
鄧麗君的身後熱度
鄧麗君演唱《梅花》
當大陸聽眾可以光明正大地聆聽鄧麗君之時，她本人其實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1980年代後期，鄧麗君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英國和法國，除參與慈善演出外，甚少於公眾場合露面。
而在民間，鄧麗君的熱度並未消減。有關鄧麗君的書籍、唱片、磁帶，在此期間陸續出版。中國唱片總公司還整套引進出版了鄧麗君歌曲磁帶。
在錄像帶、VCD逐漸普及後，鄧麗君1984年在臺北舉行的《十億個掌聲》演唱會成了一時的寵兒，很多八零後、九零後的人正是通過家中父輩留下來的這場演唱會的錄像，才認識並喜愛上鄧麗君的。
這個時期的鄧麗君歌曲，從民間的角度看是解禁了，市面上可以買到她的磁帶、錄像帶、宣傳畫等產品了；而從官方的角度，鄧麗君還是禁區。
但是今天，在各大票務網站上以「鄧麗君」為關鍵詞進行搜索，能夠搜出十幾臺將在近期舉辦的與鄧麗君相關的演唱會。這些演唱會多以邀請歌手演唱鄧麗君的歌曲為形式。甚至國內還出現了多位專業模仿鄧麗君的歌手，她們靠著與鄧麗君極其相似的聲音，在各種演唱會、音樂劇、電視節目中演唱鄧麗君的經典歌曲，也能夠獲得可觀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