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離鄉背井來到海外的華人，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19年4月7日訊】不管是你是留學還是移民，不管你是合法移民還是非法移民，每一個離鄉背井來到海外的華人，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故事或長或短、或喜或悲……以下是發表在網易人間的一篇文章，文章很長很長，我們摘錄如下：
從2015年10月15日那天開始，張萍就成為了一個「不存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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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回想起那天在東京羽田機場把坐著輪椅的丈夫送走時的情景，她最感慨的依然是那句：「我從來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兒，怎麼老天就把我的簽證給弄沒了呢？」
7年前，張萍兩口子抱著來日本淘金的美好願望，託人辦理了假的廚師簽證（日本技能簽證的一種），來到日本北海道，「投奔在這邊開飯館的叔伯家小姑子」。
「從小我就覺得自己過得不能比別人差」，這個執念是張萍不斷突破邊界、渴望跳脫的源動力。小學五年級讀完輟學回家種地。
20歲那年，丈夫的親叔叔上門提親，就算知道未來的婆家離自己家有30里地，未來的公公又癱瘓在床，張萍依然義無反顧選擇嫁過去，「我不想再種地了，給我累傷了」。
然而，結婚之後，她的命運依然沒有與莊稼脫開干係——這樣的生活讓張萍感到絕望。張萍說服丈夫四處湊錢置辦了一輛大客車，「誰成想線路沒選好，沒過多久，市裡的公交通了，把我們的線路給佔了」。幾年下來，連養車帶交罰款，兩口子欠下了40萬的飢荒。
樹挪死、人挪活，當遠親近鄰們在一衣帶水的東洋「發達了」的消息，不時地傳到他們的耳裡時，出國一搏的念頭便在心裏生了出來。
張萍的打算很簡單，先花高價託人用假材料辦兩張廚師簽證，丈夫先走一步，等在日本站穩了腳跟，她隨後就到。倆人一起拚個幾年，把飢荒還上，萬事大吉。
沒成想，計畫趕不上變化，就在丈夫2012年剛剛抵達日本不久，8歲的女兒卻因為尿頻被查出尿蛋白偏高，被醫生診斷為腎病。
但總想著逆天改命的張萍不允許女兒就這麼「完了」，她帶孩子去省城、去北京，「多難的號我都能拿，花多少錢都行」。一天後半夜，手機裡突然收到一條簡訊，是給他們兩口子辦簽證的人發來的，通知她說去日本的簽證馬上就要到期了，要是再不去日本登陸，簽證就作廢了，錢也就白花了。
咬咬牙，張萍撇下病重的女兒，帶著驚慌和恐懼從北京飛去了日本。女兒的哭喊把張萍的心炸成了碎片，從此再也沒拼全乎——「媽媽，你不要我了嗎？」
第一次到日本的時候，張萍的心始終揪揪的，她惦記女兒，只待了5天，就慌忙飛回北京，直到兒童醫院的大夫宣布孩子沒事兒了，她才徹底放心把孩子送回東北老家。
這一次，張萍的去意決絕，她變賣了農村的房子，給癱在床上的公公做了幾頓好飯，然後收拾了一拉桿箱的衣服，塞了幾條長白山（香菸），兩眼一抹黑，又踏上了東洋的土地。
這次她一離開就是6年，歸期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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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打工要看人臉色，哪怕老闆是實在親戚，也難免體會人情冷暖。
張萍的丈夫初到北海道的幾個月，一直在妹妹中餐館的後廚裡幫忙。張萍的「突然」到來，給這家小店徒增了不小的負擔。沒過幾天，受不了小姑子的臉色，張萍兩口子選擇一起離開，輾轉去妹夫朋友的飯店幫忙。
和妹夫不同，張萍丈夫性格內向靦腆，不善言辭。離開了親戚給陌生人打工，老闆的嘮叨和「假廚師」的身份，讓他頭一回感受到了壓力，不出一個月，壓力便像火山爆發，在與老闆發生了口角之後，當晚便被炒了魷魚。
張萍兩口子一人拖著一個拉桿箱，茫然地站在街頭。除了點菜那幾句，他們倆一句日語都不會。
一個剛從便利店買早飯出來的日本大姐耐心地聽了張萍的描述，「我就比量，那麼長的一輛有軲轆的車，窟窟窟窟響的那種，她就明白了」。
那個大姐不僅把他們送到了車站，路上還把傘一個勁兒往張萍這邊傾斜，「我說不用不用，她就捂著額頭比劃說，現在下雨呢，天這麼冷，你萬一淋雨生病了怎麼辦？我當時眼淚就在眼圈裡打轉兒，還是好人多。」
從北海道到山形的路，只是他們夫妻倆在日本奔波的開始。
既然「人窮志不能短」，在別人的屋檐下不肯低頭，結果就是他們幾乎和工作過的每個小飯店的老闆們都吵了個遍：「有一次，店裡面打セール（打折促銷），一直沒人氣，老闆娘心情很差，就找我的茬兒撒氣，我也沒慣著她，就跟她幹起來了，她當時就讓我滾蛋。我老公這時候從後廚過來說，再怎麼著人家打セール呢，缺人手，咱們不能這時候走——幹完了這一天領了工錢，才捲鋪蓋走的人。」
就這樣在山形挺過了半年，張萍兩口子在2013年底前轉去了福島的一家燒烤店。此時的張萍，已經可以獨立接聽預訂電話、用流利的日語為客人點餐了，而光是她一個人的薪水就漲到了25萬日元。
每個月，她都把錢匯給在國內的嫂子，眼瞅著東北老家的飢荒一點點還上了，張萍那顆要強的心又開始蠢蠢欲動起來，想在城裡面買個房：「從小我就覺得，我不該（欠）誰、不少誰，比上不足比下得有餘，我過得不能比別人次。」
在那之後的好多年，每當她在日本「萌生退意」時，就會問自己：「張萍，你買房的錢攢夠了嗎？」只不過，在她的定義裡，「買房的錢」一開始指的是「全款」，後來變成了「首付」——賺錢的速度始終趕不上國內房價的漲幅，這是張萍始料未及又無可奈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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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萍的廚師簽證材料有假，但簽證本身是真的，每年都要重新遞簽。可2015年初第三次遞簽的時候，折了。原本是十拿九穩的，「誰成想，給整叉劈（出差錯）了」——因為兩家中介遞交的資料存在事實性的出入，兩口子的簽證被日本入國管理局以欺騙為由，駁回了遞簽的請求。
對在日本打工的人而言，「身份」意味著一切，無簽證、有簽證、暫住和永久居住權。
在等待簽證的那幾個月裡，張萍兩口子剛被福島那家燒烤店以「經營不善」為由裁了員。在那不久前，夫妻倆又剛好借了一筆錢給剛來東京研修打工的外甥，5萬人民幣。
日本街頭（圖片來源：Pixabay)
「當時根本沒有富裕的錢，只是我們自己稍微能緩一緩，就左手倒右手，倒了點兒錢出來，就為了幫他一把」。互相幫襯原本是在日華人的生存之道，但幫忙的馬上成了被幫的，這就讓那5萬塊錢的「接濟」性質變得有些曖昧了。沒了工作就意味著沒了住處，走投無路之下，張萍兩口子只得去東京投奔外甥，偷摸擠在外甥的會社給員工租的宿舍裡，一間狹小悶熱的房間。
寄人籬下的日子並不好過，然而更難過的是丈夫突然改變的態度：一到東京，丈夫就寧可起五經爬半夜地上建築工地，也絕不肯再踏進飯店的門。而東京飯店對服務員的高要求也讓張萍望而卻步，這跟她原本盤算的「大城市機會更多」，偏差太大。
有一天，丈夫突然一身酒氣地回來，告訴她：「建築工地的老闆跑了，工資一分錢也拿不回來了。」那一刻，張萍覺得日子快過到頭了，看著眼前這個頹喪的男人，她突然想起多年前的那場可笑的婚禮：彩禮錢都是借的，喝完喜酒就都還了回去。好不容易花了幾千塊錢置辦的戒指、項鏈和耳環，也在婚後不久不翼而飛。「我姐曾經懷疑過是不是讓我老公給賣了，我說不可能，我特別相信他。但好多年以後，來到日本，我問起這事兒時，他說沒賣，當了。當時我只是說，那你以後再給我買回來」。
可內心裏，張萍覺得有些東西已經死了。
日子還是得過，張萍總算在一家餐廳找到了工作。張萍還記得那天上午她在餐廳接到丈夫的電話，丈夫說：「找到房子了！」語調裡都充滿了歡樂。
兩年了，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可張萍還是想在中國建個真正安穩的家，如此一來，他們就必須繼續留在日本。
張萍不肯認輸，她找到律師事務所，打算辦一個正兒八經的投資簽證，只需要相當財力證明的簽證種類，裡外裡需要500萬日元（人民幣30多萬），光手續費就要20多萬日元，租店面也需要80萬，時限2個月。
擱哪湊這麼多錢呢？張萍厚著臉皮，跟在東京剛認識沒多久的同事們挨個借錢。同事們都是從五湖四海來日本打工的中國人，賺多賺少，大多都選擇匯給家裡，手上留錢的不多。讓張萍意外的是，飯店後廚有位不起眼的粵菜廚師，這時突然站了出來。
粵菜師傅語重心長地說：「萬一（投資簽證）整成了，算我幫你個忙，整不成，錢也瞎不了，你到時候再還給我。」張萍只記得那時候自己心裏都是感動。
此時張萍的心神穩了一些，然而丈夫卻始終沒有振作起來，為了讓丈夫減壓，張萍同意讓他「回北海道散散心」，沒想丈夫剛到北海道，就在橫穿馬路時被一輛摩托車撞得小腿骨折。雖然責任不在對方，但摩托車車主還是主動繳清了全部的醫療費，還賠給了他們100萬日元。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這時，新遞交的材料再次沒有通過簽證申請，心情沈重的她不知道接下來的路究竟該怎麼走，根本無暇顧及丈夫的苦痛。
丈夫的腿傷並不嚴重，但需要長期靜養，出院後，又休養了整整兩個月。入國管理局得知後，給他們的簽證順延了3個月。這段時間裏的每一天，眼看著丈夫一天比一天頹廢，生活開銷漸漸入不敷出，張萍的心裏醞釀出了一個更大膽的念頭：
「不如，勸丈夫一個人回國，我自己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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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的掙扎、吵鬧、冷戰，讓丈夫心灰意冷。他走的那天是2015年10月15日，是他們簽證有效期的最後幾天，張萍記得清楚。她想不明白，明明是自己要丈夫回去的，可為什麼最後在羽田機場，她卻失聲痛哭，哭喊著：「要不你別走了，留下來吧！」
丈夫一句話都沒說，就獨自坐在從機場租來的輪椅上，消失在登機口前，連頭也沒回一次。他倆心裏都知道，從此一別，大概就是永遠。
丈夫帶走了他倆在日本的全部積蓄和那100萬日元的賠償金，只給張萍留下了一個月房租。在日本失去了「身份」的張萍，從那個短暫的「家」裡搬了出來，她跟老闆娘攤牌，告知了自己的處境，出於同情，老闆娘非但沒有開除她，反而給她漲了1萬的工資。
在日本，沒有簽證打工的人被稱為「黑戶口」，一旦被人舉報或被入國管理局發現，就有當即遣送回國並永久不准入境的危險，同時還伴隨著數額巨大的罰款——罰款往往最讓人無法接受，因為大多「黑」在日本的人，都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多掙錢。
身份焦慮讓張萍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她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被查。
張萍徹底遁形的生活是從一通電話開始的。那天她還在「寮」裡休息，一個同事打來電話說「有人來店裡找你」。張萍至今都不知道那個人是誰、為什麼找她，「我在東京沒交過任何一個人，我就怕身份不好，要是有人查到店裡會連累老闆娘，老闆娘有恩於我，我不能害她」。
當天下午，張萍就再也沒去過店裡，她在電話裡辭別了老闆娘，開始了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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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那個時候，丈夫「廢」了。這個狀況讓張萍始料未及。
丈夫回國後，以照顧孩子的名義暫住在張萍的母親家。「一個姑爺住在丈母娘家裡，我怕他心裏不舒服，就總給他匯錢，想讓他硬氣點兒」，可是不久，張萍就發現，丈夫成了一個無底洞。
回國之後，丈夫基本算是恢復了工作能力，可張萍決定黑在日本的選擇，讓他徹底喪失了重建生活的信心。他每天通過喝酒來麻痺自己，每個月張萍給他匯1萬塊生活費，他能喝掉9000多，給女兒報補習班的錢都被他喝掉了。
一度，為了獲得「好身份」，張萍甚至打算託人找個日本老頭兒辦個假結婚，「寧可多花錢和日本人假結婚，也不能跟中國永住身份的人假結婚，不做夫妻那點兒事兒，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你的。我不願意那樣。」
以此為由，張萍在2017年底向丈夫提出了離婚，「秘密地」。整整一個冬天，夫妻倆隔著2000多公里，消磨著彼此的耐心。在2018年初，丈夫終於做出了妥協。法律上起訴離婚，沒有財產可以分割，也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然而，真離婚坐實了，假結婚卻因為風險太高沒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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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橫濱，張萍在王姐的店裡當按摩學徒。王姐的兒子是粵菜師傅的徒弟，她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彼此的身份也清清楚楚。
因為粵菜師傅的日語不好，有一次，讓她陪同去區役所辦材料。他騎著自行車載著張萍走到一個市場附近時，突然兩個警察示意他們下車。
從警察們揮手的那一瞬間起，張萍表面故作鎮定，心裏卻「突突」發毛，「警察問，你們是夫婦嗎？我說不是，我是來日本玩的」，然後兩人各自出示證件——那之前，張萍為了隱瞞身份，花高價託人辦了一張假的「定住證」，大概是屬於日系親屬的短期居住證明，具體是什麼她也不清楚，只知道，如果聯網去查，十有八九是要穿幫的。
所幸，那倆日本警察並沒有較真兒，只是告知他們「騎自行車不能帶人」。張萍一邊道歉，一邊目送警察走遠，警察的身影剛一離開自己的視線，張萍就像上了發條一樣，一路狂奔，邊跑邊跟粵菜師傅說：「你快走，離我遠點兒，別連累你！」
張萍就這麼一路走到了天黑，在一個不知名的公園長椅上稍稍坐定，眼淚這才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也不知哭了多久，粵菜師傅的電話打了過來，說要不你找個咖啡廳待著。可是張萍不敢，「在公園，四面八方都空曠，我隨時能跑，到咖啡廳，你往哪兒跑啊？」
張萍在長椅上，一坐坐到天亮。凌晨6點多，她裹著單薄的衣裳回了家。在家門口，她遠遠地張望觀察，看看有沒有可疑之人後，蹬蹬蹬上樓，反鎖家門，把空調開到最大，縮在被窩裡整整一天。
事後想起來，她覺得又害怕又好笑——被抓住最壞的結果無非就是遣返回國——可她錢還沒掙夠呢，她不能就這麼走了，即便在公園長椅上，她也不斷地跟自己說：「張萍，你不能垮，你買房的錢還沒攢夠呢！」
那一年，張萍都沒攢下來什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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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王姐的店開去神戶的時候，她就跟著去了神戶，之後王姐的店徹底經營不下去了，她又去了京都。「到處流浪」，張萍說。
這幾年熬下來，唯一一遺憾的是，張萍依舊沒能達到心中預期的目標：「房子錢越攢越不夠，現在連一個牆角都沒攢出來，別提首付了。」
去年年底，有一次，她跟丈夫視頻，丈夫身後的一幫酒友調侃她，問：「嫂子你啥時候回來啊？」
張萍認真地說：「明年。」
大家都驚訝得不敢相信：「真的嗎？」
「真的！」
她打算回到東北老家之後，「先買個房子，再幹點兒啥，做點買賣，如果實在不行，再考慮出來」，這回她瞄準了更遠的地方——澳大利亞。
「我想陪陪父母，好歹陪他們度過一段時間的晚年，以後有個什麼三長兩短，我也沒那麼遺憾。之後，我再去澳大利亞，我小學同學有在那邊的，華人多，兩口子一年能賺50萬人民幣——當然，還是要靠中介辦假簽證，黑到那邊，能過去，我就把我姑娘也帶走。」
張萍給自己回國後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但在這一切開始之前，她要先躺在床上睡上兩天兩夜。
她對自己說：「沒什麼好慌的，一切都剛剛開始。」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