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孟緝將軍（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某日午間，總統（蔣介石）在陽明山官邸召見，垂詢軍官訓練團的教育情形以後，留我午餐，問到臺灣的治安狀況，我在奉答中，偶而提到二二八事件，當時，總統指示說：「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和處理，極具價值，你應該把這些事實寫下來，留作他日的參考。」就事件的表面現象看，它好像是臺灣同胞對政府施政的失望，不滿於接收官員的所作所爲；事實上恰如今天亞、非各新興國家以及中南美諸國發生變亂的情形一樣，幕後都是共產黨的煽動和操縱。
自序
四十二年三月，我任職臺北衛戍司令兼臺灣省保安副司令，另兼任圓山軍官訓練團教育長，因爲職務上的關係，時常奉到總統的召見，某日午間，總統在陽明山官邸召見，垂詢軍官訓練團的教育情形以後，留我午餐，問到臺灣的治安狀況，我在奉答中，偶而提到二二八事件，當時，總統指示說：「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和處理，極具價值，你應該把這些事實寫下來，留作他日的參考。」奉命以後，我翻閱了當年的日記，並從高雄調閱部分檔案，平實地寫下這本回憶錄。
本來，這次事件發生在臺灣回歸祖國懷抱不過年餘的時間，它不僅給國家留下痛苦的創痕，也給民族史冊上沾染了一個不可磨滅的污點。事情過去了，我們是不願再提它的。不幸，事件以後，不到兩年半的時間，大陸河山整個陷入了共匪魔掌，臺灣變成國脈民命所繫的一塊土地，它肩負著中興復國的重責大任。在臺灣站在這種重要地位的今天，寫作這一本回憶錄，應不會是全無意義的。
就事件的表面現象看，它好像是臺灣同胞對政府施政的失望，不滿於接收官員的所作所爲；事實上恰如今天亞非各新興國家以及中南美諸國發生變亂的情形一樣，幕後都是共產匪黨的煽動和操縱。
當時在臺中領導暴動的首領謝匪雪紅，今天還在偽都北平擔任偽臺灣解放同盟的首領，在光復前，他就是日本共黨的中央委員，臺共的負責人，光復以後任省婦女會理事的。
二二八事件實際上就是共匪全面叛亂的一部分，而真正受共匪煽動指使的，只是日本統治時代的御用紳士及依靠日人生存的爪牙；流落放逐省外的臺籍歹徒；被日軍征赴南洋及海南島服役的退伍軍人，以及光復初期政府赦釋的原爲地痞流氓之人犯，絕大多數的本省同胞，都是守法善良而酷愛祖國的。即如我在南部的平亂，實際得力於當地居民的協助很大，事變以後的地區綏靖，更得力於本省同胞的合作。
今天，臺灣治安良好，大陸整個淪陷，而臺灣竟未絲毫受到感染，不能說不與當年二二八事件有密切關係的。二二八事件給我們一個清除潛匪的大好機會，也提高了我們對共匪陰謀顛覆臺灣的警覺；又因爲二二八事件對臺灣地方上的少數壞人，給予一個嚴重的打擊，使絕大多數的善良同胞，增加了對政府的信賴，特別可貴的，是同胞愛情感的增進，這些都是今日臺灣能夠擔當起復興基地的基礎條件，所以在今天，甚而在將來，這件事倒也有些回憶價值的。
再就我個人來說，一生獻身革命，與共匪搏鬥幾十年，這一次竟是最爲痛苦的一次經歷，共匪的殘忍凶暴，竟利用臺灣慘遭第二次大戰盟軍劇烈破壞滿目瘡痍民生凋敝的苦境，對遭受日本壓迫五十多年回到祖國懷抱才一年多的同胞煽動暴亂，發生流血事件，使親者痛仇者快。
事變最初，我約束所部不准離開營房，與民間隔離；另收容救助被難的外省同胞，以後奉到南部防衛司令的任命，暴徒於佔領整個市區毆殺外省人士之餘，竟又脅迫我繳械投降，爲保全軍人人格，和貫徹防衛職責，我在極度痛苦的心情下，決心平亂。
高雄市區亂平後我向陳長官報告，竟接到「循政治方式解決，否則應負肇事責任」的指責覆電；一天以後又接到陳長官「平亂有功處置允當犒賞獎勉」的嘉勉電報。短短三天之中忽而狂風暴雨，忽而萬里晴空，這一急劇的變化，是我一身中最深刻最難忘的經驗，生死榮辱竟在此轉瞬之間，驚險與痛苦，確是我記憶中最不易忘記的。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假使我沒有決心、毅力和革命的犧牲精神，而不能當機立斷，阻遏亂源，其結果不只是我個人的成敗，整個局勢恐怕也將不堪想像。因此，我願意寫下這段經過來紀念我自己，並供將來史家的若干參考。
我半生戎馬，文筆笨拙，以求學作筆記的方式，平平實實的記下這段事實，寫成這本回憶錄，在文字和結構上，一定是可笑的，但在內容上，我曾照吳稚暉老先生序黨史稿中所說的——不諱、不飾、不誣枉原則，盡量的求真求實，當然疏漏之處，還是在所不免。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
於臺北市
就任高雄要塞司令
日本投降時的高雄要塞司令，是由其第一百旅團旅團長兼任，此人因在戰時曾殺害盟軍方面的空軍俘虜，致被列入戰犯名單；他知道這個消息之後，即在前金官舍中舉槍自殺。我到高雄時，這已經是人們口中的往事了。日本最後一任的臺灣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在臺灣簽降後，被視爲戰犯準備押解往上海之日，也是服毒自殺的。
就任之初，我就感到高雄要塞僻處壽山一隅，環境太懸絕。萬一對外交通斷絕，糧食飲水的供應，馬上就要發生恐慌。軍事應常作不利於我的打算。所以經常指示部隊，應該注意儲糧、儲水、儲彈，也幸而這個工作做得很徹底，後來二二八事件時，卒能孤軍固守。進而削平南部的叛亂行動。
高雄要塞，在太平洋戰爭中，曾遭受盟機猛烈的轟炸；然而事後查察其實際的損害，據陸軍的記載，傷亡總計才不過十多個官兵，砲位附近雖然打得彈痕纍纍，卻並無一門火砲被毀。這種事實使我益信現代戰爭，仍然要靠地面部隊去摘取勝利的果實，佔領一個地區，如果沒有步兵去作最後的爭奪，總是不能達成任務的。
這年十二月間，陸軍整編第七十師（第七十軍於六月下旬改編爲整編第七十師）也調到徐州。駐防臺灣的部隊，只有新近開到的陸軍第二十一師的一個獨立團何軍章部，散佈全省守衛倉庫，其團部駐在鳳山。
在這個部署調整之前，國防部曾就臺灣防務情形電詢長官公署對整編第七十師調防的意見，長官公署認爲地方清平，治安無慮，不需要駐屯龐大的兵力，所以答覆可以調往，於是，臺灣的駐軍被調走一空。
這時，在戰爭中被日本徵往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菲律賓等地服兵役的臺灣青年，已有五萬多人先後遣送回來；火燒島（編按：今綠島）上拘留的一萬多人，也開釋回臺。他們的歸還，曾引起社會上一陣騷動；他們需要工作，需要救濟；他們感覺銳敏，容易衝動。可惜政府當時沒有立即予以適當的輔導安置，是很遺憾的事：這群曾受日本奴化教育，認識不清，涉世不深，輕率躁忽的青年人，就難免有部分越軌違法的情事發生。不過這種人究屬少數，像我最初的汽車司機林進成，就是被徵爲空軍開赴新加坡作戰，新近才遣送回臺的。他頭腦清楚，意志堅定，國家觀念很深。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始終擁護政府，忠勤服務。像這樣識得大體的人，在臺胞中到底仍佔多數。
國際共產匪諜，在臺灣光復後即積極進行各種陰謀活動，並組織所謂「人民協會」「政治建設協會」等等團體，這批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青年遣回後，立即成爲匪諜爭取的對象，千方百計的誘惑煽動，企圖利用他們來製造糾紛，導致叛亂，作爲其顛覆政府的工具，遺憾的是，匪諜的這些陰謀活動，卻並未引起長官公署和警備總部的注意。
記得就在這段時間，若干臺灣地方人士，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觀念上受到影響作用，他們公開表示意見，抨擊政府措施的不當，攻訐若干官員的行爲。陳長官也曾在一次集會中有所答覆，表示「衆好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的決心。可是實際上，他對於這些，似乎並不十分放在心上，更沒有作進一步深刻的分析。
在民國三十五年這一年中，大陸的形勢，在馬歇爾三人小組的調處工作中，由於共匪的居心叛亂，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所以始終沒有結果，政府的容忍讓步，反而釀成此後匪共全面叛亂的有利局勢。馬歇爾因爲調處無功，遂於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飛返美國。於是奸匪開始在全國各地全面發動軍事蠢動與政治滲透。臺灣雖然還沒有奸匪的武裝力量，但其政治的滲透，卻是無孔不入，早已利用各種手段與方式，展開了地下活動。
種種跡象，使我預感到本省內部，表面雖然平靜，實含有莫大的潛在危機，回到高雄任所以後，我曾經命令我的部下，要提高警覺加強軍紀督導，又曾在西子灣海關張稅務司住宅，邀集各事業機關的首長舉行座談，促請他們注意本單位內部的安全和一旦有事時與要塞的連繫方法，以有備無患的見地，暗中從事應變準備。這並不是我早有先見之明，實際上當時很多人都有這種預感，只是大多不在其位，無能爲力而已。
（本文為節選，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