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高群和孩子們（周高群提供）
【看中國2019年1月14日訊】摘要：我見周姐姐，是在2018年2月14日。那時，她剛剛做完甲狀腺癌手術，脖子上一條橫著的毛毛蟲，被周姐姐掩蓋在高領毛衣下。離開，是在周姐姐拄著枴杖，微弓著背，在YKK門前，她那不舍的眼神中。
很傻，只是因為丟不下孩子
周姐姐全名周高群，37歲，來自貴州省大方縣農村。2011年1月4日，她成為日資企業吉田拉鏈（深圳）有限公司（YKK）的一名操作工，因為YKK用工嚴格，登記、面試、體檢、培訓……她經過了半個月，才得到了這份工作。
2011年3月，領導希望能平穩渡過生產高峰期，就調人員去試驗開三臺機，還是試用期新員工的周姐姐成為了這個「幸運兒」。要知道正式工都只是開一臺機，速度快的最多開兩臺機。
「我當時拒絕，他說你不想開三臺機，可以，辭工書在那裡，你去拿吧。」
為了挑戰極限，領導還另外給她配備了專門的機修，說別的機器可以停，但她的，絕對不能停。
其他同事在旁邊看著，笑她傻，說她老實，但也因為試驗，大家都不敢上前幫忙。周姐姐當然不是真傻，她這麼拼是有原因的，這還得從她的家庭說起。
1997年，因家境貧困，16歲的周姐姐來到深圳打工。她在這裡成長、結婚、生子。表面上看一切順利，但實際上丈夫好賭，還家暴。
周姐姐的丈夫是一位紋身師，上班時間不固定。一天，她下班回到家，打開門，看到自己女兒在門口的地板上睡著了，小兒子不在家。她到樓下，才找到小兒子。他光著腳，光著屁股，只穿著一件上衣，滿大街地跑，而她的丈夫在麻將館裡打麻將。
這件事之後，周姐姐把孩子送到了貴州娘家，原本和丈夫商量，讓他每個月往家裡寄五百塊錢的，但他卻一次都沒有寄。
最後決定離開他，是在警察的保護下。
10年4月5號，他騎電動車來工廠接周姐姐回家。在半路上，他停車，走下來，猛得將一隻手捶在周姐姐的背上，再將坐在車上的她一把推倒，又將電動車死命地摔在地上，車子從電池腳踏板的中間斷成了兩段。
周姐姐還沒有反應過來，他就一下子抱住周姐姐，把她兜裡的廠牌、手機、鑰匙、證件全部拿在手裡。
周姐姐見勢，猜想他接下來肯定要打自己，就扭頭開始跑。跑了有一千米的樣子，周姐姐的鞋子也跑掉了，丈夫還在後面追。
路邊一個滿身帶著泥巴的中年男人騎著電動車，對停下來回頭看丈夫的周姐姐說：「美女快上車，你要去哪裡，我帶你去。」周姐姐說：「我要去派出所，你敢帶我去嗎？」他說：「我帶你去，我敢。」
上車後，他竟將她越載越偏，根本就不是把周姐姐帶去派出所。過了一會兒，他背著手伸向周姐姐，說：「我帶你去我家吧，我不怕他。」
嚇壞了的周姐姐說：「你停車，你不停車，我就要報警。」
所幸，路上有警察巡邏，周姐姐高聲呼喊：「警察，我要報警，警察，我要報警。」
警察朝她們走過來，他停下車就趕忙跑了。周姐姐跟警察說明情況以後，警察開車將她送回了家。
當丈夫看到周姐姐帶了幾個警察回來，竟拿頭撞牆，被警察阻止後，又跑到廚房拿刀作勢自殺，這些都被阻止了。他發現自己哪兒都不能去的時候，又拿拳頭拚命捶自己的腦袋。
警察看到這個樣子以後，把周姐姐叫到樓下問：「你想一下，你還要拿什麼東西帶出這個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保護你了，你看他的那個狀態，他是不是腦袋有問題呀。」
周姐姐說：「沒有呀。」
警察說：「他這個暴力傾向有點嚴重，我們建議你離開這個家，離開公司，走得越遠越好。今天你有幸報到警了，那明天後天呢？他都不願意跟你交談，我們一來，他就採取這些暴力行為。」
她們達成一致意見後，在警察的掩護下，周姐姐順利回去拿了重要證件和手機，離開了那個家。
之後周姐姐回到原來公司上班，想著只要不出來就沒事。期間，丈夫有多次嘗試闖工廠保安室，要進公司。所幸，周姐姐的同事們理解她，並願意保護她。
但人總還是會有個三病兩痛的，周姐姐那時候感冒發燒，必須要去廠外看醫生。她知道作為自由職業者的他很有時間，並且每天都在公司大門口守著，不定點不定時。所以等到了半夜，才出來看病。戰戰兢兢的看病經歷讓周姐姐覺得，不能再待在那個地方。
進入位於公明十分偏僻的YKK，之所以接受大家避之不及的任務，一方面是因為躲避丈夫，另一方面是因為兩個年幼的孩子被寄放在七十多歲的父母親家，為了生存，她不能沒有這份工作。
在醫院的周高群（周高群提供）
「你開三臺機，不怕累死嗎？」
也就是因為周姐姐試驗開三臺機，並在之後的幾個月中都沒有發生投訴，半年後，公司開始實行開三臺機。
周姐姐說：「公司的單有大有小，因此也只是部分的人開三臺機，而我周高群就麻煩了，之後不論在哪裡，都會首先安排三臺機給我，他們說我能開，三臺機不是我開起來的嗎？」
也有同事在一旁說：「周高群，你開三臺機，不怕累死嗎？」
而領導在安排工作時，總對她說：
「給你的任務最多、最重，還不是因為信任你嗎？」
「你家庭困難，讓你去新崗位也是給你一個機會，還可以往上爬呢。」
……
除了上班，周姐姐幾乎沒有家庭生活，每每工廠生產需要，總會想起她。
17年3月開始，周姐姐時常能感覺到自己的腿很疼痛，不過也沒太留意。這段時間，YKK新招來的人，因為沒有辦法適應這裡的工作強度，只做三四個小時就跑了。
領導說：「在這種情況下，老員工就要辛苦一點。貨多的情況下減一個人去支援其他部門，貨少的情況下減兩個。」
這也就相當於在工作量不變的情況下，讓本來難以負荷的員工更加有苦難言，年輕點的，沒有家庭的，可以說走就走，而周姐姐，一直是那個留下來的人。
6月5日，產線上有投訴，班長緊急召開完會議，看到新調過來的周姐姐崗位上堆了很多貨物，就厲聲說：「周高群，你在幹什麼。」
周姐姐回頭看了他兩眼，說：「檢帶子呀。」又繼續檢她的拉鏈。
她說：「不要檢了，你停一下。」
周姐姐說：「怎麼了？」
她說：「叫你停你就停。」
周姐姐說：「都堆死了，你還要我停。」因為覺得她是在找麻煩，就沒有理她。
看到周姐姐沒有理會，她開始對周姐姐不停地說：「我讓你幹什麼，你都干不好。我讓你終檢，你堆成這個樣子。讓你去二次檢查，你又檢不過來。」
周姐姐說：「二次檢查多點位打點或雙面打點的，產能低的、難檢的，也常常歸我檢，加上每次我去二次檢查幫忙，給我配備的不是孕婦、機修，就是支援過來的，或者新員工。為了產量達標，作為領頭羊的我，除了自己的任務，還得幫了前面幫後面……這些累得我直不起腰。」
班長又自顧自地說：「讓你擺帶，你又擺不過來。讓你包裝，你又堆。你是不是不想幹了，你要是不想幹了，你可以申請調崗呀。」然後越說越離譜。
當然，在工作量已經超負荷的情況下，再減人，堆貨是肯定的。
周姐姐知道跟她頂嘴是沒有好處的，就繼續手中的活。再到後來，她叫來人頂位，就強行不要她干了。把她叫到一邊，開始訓話……
周姐姐很委屈，心想：自己是生產現場的佼佼者，是整個PF部門所有領導開會決定以佼佼者的身份調過來這個部門做終檢的。領導說她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還說讓她調崗，那調崗的理由是什麼？
周姐姐於是對他說：「我又不是不能勝任這份工作，您說我不勝任，那您覺得哪裡合適，您就把我安排到哪裡，反正您讓我自己申請調崗，我是不會的。」
班長繼續說著，越說越過分。後來周姐姐被莫須有的話說到氣得手發抖，哭了起來。她看到周姐姐哭了，旁觀的人也越來越多，感覺沒面子，停了會兒，說：「你哭這麼大聲，好像我欺負你一樣。」
周姐姐說：「那您有沒有欺負我嘛？您這裡天天一兩個人地減，減了堆貨，您又罵我。」
周姐姐感覺太委屈了，從那天開始吃不下睡不著，但還是堅持上班。三天後，她暈倒在車間崗位上。
醫生診斷她是神經衰弱，腦袋亢奮。因為吃不下，連喝水都吐，頭暈頭痛的她申請了十天休假。回來後，領導竟立馬安排她上夜班。
YKK缺人的狀態又持續了一段時間，而周姐姐一直頂著心理與身體的壓力工作到了9月25日。
凌晨1點，周姐姐撐不住了。「我醒來的時候腿很酸，就趕忙爬起來，拿熱水來敷，用手捶打、按摩，將腿抬到上鋪床上，但仍然很酸痛。太難受了，怕呻吟聲吵到室友，我就跑到了電視房那裡跑跳起來，才感覺舒服一點。」
清晨，關節腫起來的她來到福永人民醫院。醫生看著CT片嘆氣，並問她是不是運動員。「骨關節勞損得像五六十歲的老人，這是退行性病變。」醫生還建議她靜養，等身體好轉後，再和工廠溝通調崗。
次日，周姐姐又來到深圳北大醫院。醫院醫生診斷的結果和福永人民醫院一樣。醫生說她的骨關節像六七十歲的老人，退變得很快，建議靜養至少兩個月才能緩解酸痛的程度。一向樂觀的她第一次感到擔憂。
按照公司的規定，請病假是需要病假單的，這讓本該靜養的她為了一張病假單，四處奔波。後來，周姐姐住院進行全身排除，確定了病因：全身多骨關節炎，腰間盤突出（均屬慢性勞損），並查出了甲狀腺癌。
幸運的是，2018年年初，在工廠和熱心工友的幫助下，她及時地進行了手術，癌症病情也穩定了下來。
由於身體嚴重勞損，生病至今，她一直處於請假的狀態，根本沒有辦法正常工作，而更讓她難以接受的是，所有的慢性損傷不在工傷認定的範圍之內。
而她認為，正是超負荷的工作給她帶來的的心理和身體壓力，讓她走到了今天。她求助於電視臺，律師表示：在購買了工傷保險的前提下，能夠經過職業病鑑定與工作有因果關係的情況下，可以由社保部門依法支付工傷保險待遇。
我只想要一份工作
周姐姐生病之後，70多歲的父親短暫性失明，做了兩個眼角膜的手術，十四歲的女兒把自己關在房間，不願跟外界接觸，多次輕生。
不過，讓周姐姐欣慰的是，女兒並沒有自己想像中的脆弱，如今十四歲的她給自己樹立了一個理想，那就是考上天津大學。
（周高群提供）
2018年5月17日，都市路路通曾報導過她的事跡。生病後，周姐姐一直請的是病假，那時的她希望通過社會的力量，使因工作原因導致的骨關節勞損能夠報到工傷。
但現實卻沒有她想得那麼美好，同年11月6日，她在申報工傷3次未果，住院287天後，按公司要求復崗，卻沒想到公司突然單方面給出解雇通知書和7萬元賠償金。
周姐姐不願就此離開自己將7年青春奉獻的工廠，同時，在沒有社保的支持下，依靠這7萬塊錢治病，無疑是死路一條。第二天，她寫了復工申請書，打卡進生產車間找生產主管鐘先生，遞交了再次復工申請。
她在會議室等待主管回應時，日本管理層代表本小姐說，只有她可以幫周姐姐復工。但她卻要求換地方，說她是在國外長大，要有點心和咖啡才能談事情。
周姐姐擔心離開工廠就回不來了，便一再要求在工廠談，但實在拗不過廠方管理。
她們一同到了沙井凱嘉酒店，才發現周姐姐沒有帶身份證，沒法在酒店登記信息。周姐姐用微信公安登記個人信息，因為她的手機內存滿了，沒法通過驗證。
之後，周姐姐借用同行的工廠於主管手機登錄時，宿管發來的信息彈了出來：「是不是可以把周的行李打包送到酒店。」
周姐姐瞬間懵了，根本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心裏想著：再怎麼樣，我也是一位盡職盡責為公司服務了七年多的老員工啊。工廠這種行為，明擺著，就是要現在把我趕出去呀。
她無地自容，並要求立馬返回公司，卻被日方領導攔著。沒辦法，她只好打電話報警，可警察來了，說他們管不了，讓周姐姐回公司好好談。
公司無奈將周姐姐帶回工廠宿舍樓下，卻不讓準備回宿舍的周姐姐繼續往前走。之後，先是總務主管命令工廠保安對周姐姐進行錄像、拍照，再是在她面前拉起了人牆，就是不讓她回宿舍。
推搡之下，她被他們弄倒在冰冷的地上。
深圳的冬天沒有雪花，但也寒風陣陣，周姐姐坐在地上，久久沒有起來，受涼後的關節，疼痛開始加重，她只能依靠雙手勉強移動到草地上，呆坐著。
從中午11點到晚上6點，實在坐不住的她，睡在了草地上。
周姐姐一直認為，不能離開工廠，要是離開了工廠，可能自己就真的再也回不來了。而工廠則一再使出各種招，想將周姐姐請出去，這不晚上5點半，廠長又命於主管打電話給120，想把她拉去醫院。
醫生接到電話，到現場瞭解情況後，獨自開車走了。
工廠管理沒有辦法，知道周姐姐是不會離開工廠的，便下了一紙通知，讓她半個小時之內移步工會職工之家，否則拍照後將強行把她趕出廠區。
就這樣，周姐姐離開了生活多年的小窩，隨著被強行打包的行李，一起搬到了工會職工之家。
12月11日，她聯繫我說，她要被趕去雜物間了，她不想去，希望工廠給她留一點作為人的尊嚴。她希望可以復工，讓外界知道她的境況。
周姐姐說：「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
到了12月15日，周姐姐在微信上發來一條信息：「幫助我收拾遺物。」嚇到的我趕緊打電話過去，四個電話有三個沒有接，接通的其中一個只通了兩秒，裡面聲音嘈雜。
我說：「周姐姐嗎？」一個年輕女孩慌忙說著：「我不是。」就接斷了。再打過去，就一直處於無人接聽的狀態。
（周高群微信朋友圈）
之後聯繫關注她的朋友，才知道她吞了過量安眠藥，現在已經躺在了福永人民醫院。經過熱心的工友聯繫，她七十多歲的父親聞迅從貴州老家趕來照顧她。昏迷三天後，周姐姐終於醒了。
12月22日，她通過中國社會民生網、今日早報、中國新聞信息網等多家媒體報導了自己的事件，她希望上級領導能夠查明解雇的真相，還她一個公道。
現在，她在醫院繼續忍受著骨關節的痛疼。而接下來的路怎麼走，她還在等待一個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