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遠生，原名為基，字遠庸，黃遠生乃其筆名。1885年（一說1883年）出生於江西九江一個黃姓書香世家，曾祖父黃鳳樓系道光年間的進士，曾任安徽歙縣、銅陵、當塗縣知縣，太平府同知等職。其父黃儒藻中過秀才，後到寧波開過洋行。因為書香世家的影響，黃遠生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孩提時代，天資聰慧，涉獵廣泛，經史子集過目成誦，被家人視為掌上明珠。其父早期接觸西洋文化，為開闊其眼光，還特意為其聘請了一位外籍女教師教其學習英語。
少年時代黃遠生在浙江吳興南潯公學讀書，曾參加過當時風起雲湧的學潮運動，寫下在當時認為大逆不道的「悖謬之文字」，熱衷於談論革命、自由、民權等流行於當下的新鮮名詞。其早年就表現出心系國家民族事業的初心，獨立自尊的宏偉志願。他與同學在《中外日報》上致賀南洋公學學生的罷課運動，稱「恭賀他們全體脫離專制學校之苦」，但他又不得不屈從於傳統的科舉制度，後來主動投考仍受封建官僚控制的南洋公學。他在日記中曾自我解嘲道：「昔日電賀他人之脫離專制，今乃自己脫去自由之校，而欲求入專制之校且不可得，無主義，無理想，無節操，自余少時蓋己然矣」！「由此可見，他一方面熱衷新學，一方面又不由自主踏入科舉入仕的迷局之中」。
黃遠生天資聰慧，16歲既光緒二十五年，就中秀才，光緒二十九年(既1903年)秋又考中江西省第七名舉人，光緒三十年，黃遠生赴京會試，高中進士。此次京城會試是滿清王朝最後一次會試，同榜進士有瀋均儒、譚延、葉恭綽等知名人士。當時黃遠生週歲20歲，是這批進士中最年輕的一位。
少年成名天下知，春風得意馬蹄疾。黃遠生登科之後，在他面前展開的是一條金光閃閃仕途大道，入仕，按清廷慣例接受官職，躋身名流，是當時多少青年嚮往而又不可得的機遇。但是黃遠生天性叛逆，志向高遠，並不貪戀仕途，不願接受清廷慣例，他選擇了赴日留學，以新進士之資格進入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學習法律。
1909年，黃遠生自日本中央大學畢業歸國後，任郵傳部員外郎、派參議廳行走兼編譯篡修等職。此時的滿清官場，實萬惡之養成所也，貪腐橫行，朝野享樂，不聞百姓疾苦。黃遠生直言道：官界所造就之官僚，不外強盜、乞丐、流氓三種。嘲笑自己曾為「流氓之官一年有餘」。此語可見黃遠生心系民生，與做官並無多少興趣。
1911年，廣州爆發辛亥革命之後，黃遠生痛感清政府之腐敗無能，而自己位卑言輕，不能伸張正義，為民做主。遂辭官在家，業餘時間常給《東方雜誌》《申報》等京、滬報刊寫稿，打發無聊時間。同年，其同鄉李盛鐸－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歐考察憲政回國，西洋媒體的開放與自由的政治評論風格給李盛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國後，找到黃遠生說：「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國際情況的，大都是報館採編人員。」並力勸其：「你文采出眾，見多識廣，若從事這一行，將來一定是位名記者。」（見李傳梓《記辛亥革命時期的烈士黃遠生》）。在李盛鐸的多次建議下，黃遠生對時下政局的再三思考後，終下定決心做一名職業的新聞記者。
黃遠生與民國新聞界
從涉足新聞界伊始，黃遠生憑藉自己深厚的新、舊學功底，加上自己早年日本學習時接受的先進思想，敏感的時局變幻的敏銳嗅覺，黃遠生很快便躍升為傑出的新聞界名星。民國元年，黃遠生與藍公武、張君勱共同創辦了《少年中國週刊》，因其抨擊時政立場鮮明，見解獨到，聲名大振。遂有新中國三少年之說。後又與劉少少、丁佛言被時人譽為「新聞界三傑」。黃遠生以四能馳名海內外，「能想、能走、能寫、能聽」。他不但文章流暢練達，幽默風趣、觀察敏銳，受讀者親睞，而且其創作力驚人，工作量巨大，先後主編過梁啟超創辦的《庸言》月刊，擔任過上海時報、申報、北京亞細亞報和《東方日報》記者，還為《東方》雜誌、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撰稿。其文「每一草出，都人傳觀，有紙貴之譽」。時人讚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更譽之為"報界之奇才"。"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專職記者，因為此前的中國報人多為政論家，自他始方以新聞採訪和寫作著名於世，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國初期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招牌。
黃遠生寫新聞多以政治、財政、外交等國家大事的記載和評論為主，其中包含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和批評，這些稿件成為後人瞭解民初社會的重要資料。清末民初的中國報紙曾出現過通訊專欄，但採寫者提供的不過是簡訊或文人編造的故事，尚未形成現代新聞的稚形。而黃遠生較之前人有明顯的區別和獨到之處，以時政要聞處下筆，文章見解開闊；系統準確，語言生動。為後來的新聞通訊體開創了先河。
他社會交往面廣，博聞強記，健談善辯，性情消極卻不頹唐，與人聊天時一旦心中觸動，既時下筆，旁徵博引，一揮而就。他天性活潑，敢講真話，毫不避諱，質樸，親切自然，雜亂的素材到其筆下，馬上條理清晰、又或觸類旁通，引申出許多深刻的真理出來。
他主張記者要善於調查研究，認真思考，講真話，尊重彼此人格，反對憑空杜撰和誣陷無辜。他一貫主張不輕信、不盲從、不道聽途說，凡事深入採訪。觀察之敏銳調查之細緻，令人驚嘆。同時其報導不失詼諧幽默，人物彬彬如生，他的筆下囊括了三教九流、人性扎掙、政治黑幕、生活艱辛、邊緣人物……黃遠生的《外交部之廚子》一文，對供職於清末民初外交部二十多年的余廚子媚上欺下、徇私舞弊的醜態揭露，來反映民初整個官場的黑暗。更為有趣的是黃遠生通過余廚子之口將外交部罵作「狗窯子之外交部」，讓人拍案叫絕，時人甚至將其稱為「後世報告文學草創之鼻祖」。
黃遠生之困惑
正是因為其鑒史如鏡的徹悟、出污泥而不染的文人風骨使其對中國政治心生厭惡，1911年，受恩師梁啟超之約，黃遠生曾協助其組建進步黨，且身居交際科主任之要職。但由於其叛逆、自由的天性，很快就對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手段憎惡至極，民國二年（1913年）他在報紙上公開聲明「自今以往，余之名字，誓與一切黨會斷絕連貫的關係」，形成自己獨特的言政不參政的作事原則。
黃遠生在民國初期的活動僅有四年的時間，但觀其一生，卻經歷了職業身份的多次變化。在民國初期混亂的社會秩序下，他對自身命運的迷茫與探索，是同時期眾多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一個縮影。
黃辭官之後投身報界。當時的民初新聞行業，與民國政壇一樣混亂，無章可循。雖然在報界黃遠生經過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桂冠，但是他仍對新聞界的黑幕有諸多感嘆：」余自問為記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報，可將一無辜良善之人，憑空杜撰，即可陷其人於舉國皆曰可殺之中，蓋一人杜撰，萬報譽寫，社會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至於憑臆造論，吠影吠聲，敗敗國家大事，更易為矣。」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作為一名具有職業操守的記者，其「論治不能無低昂，論人不能無臧否，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滋」。黃遠生的求真務實、直言快語招致當時政壇上各種勢力的忌恨，為他日後斷魂異鄉埋下隱患。
黃遠生議政不參政的行事原則也難以逃離政治淤渦的威逼利誘，據透露，袁世凱稱帝之前，曾誘迫當時聲名遠揚的新聞鼻祖黃遠生為其撰寫稱讚帝制的文章，在一次次外在脅迫與內心道德的雙重拷問之中，理欲交戰使其對自身的職業身份產生了懷疑。1905年，他曾放棄報界回歸本行律師行業，希望在法律界找到心靈的淨地。豈料法律界與報界並無區別，「只容無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黃雖然打贏了幾場官司，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律師之不可為，蓋有三因：一由司法之本非獨立，此固不待繁言；一由社會之誤解律師性質，彼以為律師不應袒護惡人，冒社會之所不韙，若國人既曰可殺，則律師何得左袒？不知無論何人身為，被告非到最後裁判時，國人固不得論其有罪與否。」
從新聞業轉行法律界，再一次的自我否定終於使他明白，當時之中國難有光明之前景，他己心懷倦意，承認不過是他人一傀儡而己，基於以上經歷，黃遠生回首往事有一次痛徹心扉的懺悔：余今僅三十有二，綜余之一身，而謚以至確之名號，其一墮落之青年而己，然余深信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靈魂必曾一度或數度被其向軀殼所囚獄。若曰未曾，則其將來必入此牢獄，以此牢獄乃人生必經之階段，猶人之必入鬼門關也……余之自身，既絕無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歸宿，則余亦只能聽之運命，而今昔則余奔突號之時也，則余窺隙而略見天日之時也，則余不堪良心苛責之時也，則余之懺悔之時也。
多重職業身份的重合與更迭，多次職業耕耘的肯定與否定，黃遠生猶若一隻吐絲蛻變卻無法破繭化蝶的蠶蛹，在黑暗的時勢與自由靈魂之間雙重煎熬，與黃並不熟識的梁漱溟亦發覺他「常在悔恨自己，是內心矛盾中生活的人」。
黃遠生與政客之間的糾葛
民國初年，清王朝雖己崩塌，但封建思想流毒猶深，新的道理規範尚未形成，導致社會各色人等道德淪喪、唯利是圖。黃遠生利用手中犀利的筆鋒，針砭時弊，大膽揭露處處醜惡嘴臉，以警示國人甦醒，共除思想病根。
辛亥革命前後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艱難的時刻，「五四新文化」一代徹底反傳統激進主義者在此時處於困惑、迷茫、探索之中，既未找到中華文化覺醒的突破口，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己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當口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他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面，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改革國家，必先改造社會，改造社會，必先改造個人。這無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聲。
從黃遠生留下的《遠生遺著》所收的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訊幾乎對每一時期民眾矚目的重大時政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導。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段祺瑞等。重大歷史事件包括：揭露孫中山出賣滿洲給日本等罪行、宋教仁被刺、袁內閣兩次倒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據實記錄、緊貼局勢，將事實真相告知於民眾。
由於黃遠生據實記錄時政披露罪惡、鞭辟入裡反映現實的新聞風格，招致了當時政界上各種勢力的忌恨。1912年孫中山要將滿洲賣給日本政界財團，取得日本經濟上的支持，換取武器彈藥，進行第二次國內革命，打內戰的消息出來，國內各界人士紛紛口誅筆伐，孫中山的名譽在國內迅速下降。黃遠生報導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活動冷嘲熱諷，他揭露和諷刺「孫大炮」出賣國家利益，藉助日本財閥的資金圖謀執政。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長和清華研究院導師林志鈞先生說：「遠生論事論人不存成見」，即使「論起共和黨，也並不因為熟人較多，氣味較近，絲毫沒有偏袒哪一黨的意思」。這種不存成見公平評論的氣度，亦是很可佩服的。但是這種「不存成見公平評論」影響了孫中山在海外華人中的政治根基和革命資金來源，進而妨礙了孫中山的計畫，孫大為不滿，欲除之而後快。
據考證，黃與袁之間也有一番複雜的恩仇糾葛，1915年，袁世凱為推行君主立憲，需要調動政治輿論的導向與支持，藉助媒體業將君主立憲的體制優點告知社會各階層以獲得更廣泛的民眾支持。袁世凱看中黃遠生這位名滿中外的新聞界大腕。想盡千方百計想將其羅列門下，袁氏邀黃遠生擔任他御用的《亞細亞報》總撰述，袁派人向黃表示，如果能為袁撰述贊成帝制的文章，將酬謝10萬元和一個部長的職位。黃遠生開始時頗為猶豫，但經不過袁世凱再三催逼，後寫了一篇似讚非讚的文章搪塞，袁看後極為不滿，派人逼他重寫。黃遠生表示萬難從命，但他深知袁執掌重權，自己難以週旋，便於1915年9月3日離開北平前往上海，到上海後於9月5日他在上海《申報》頭版刊登了反對帝制的啟事，明確表示「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實難贊同一日」。隨即於9月6日至14日他連續在《申報》、《時事新報》刊登宣布自己與曾擔任《申報》駐京通訊員及上海《亞細亞報》之撰述，一概脫離關係。但北平《亞細亞報》在出版廣告中仍列其名為總撰述，黃遠生無奈，只得於9月14日至20日，繼續在《申報》廣告欄聲明與《亞細亞報》劃清界限。1915年10月24日黃遠生為躲避袁氏的逼迫，索性乘日輪離開上海前往美國。
與袁世凱結怨，似乎給黃遠生的人生留下了一個污點，但據當時的情形來看，袁在稱帝前，國內許多進步人士、知名活動家都一度對袁氏心存期待，如梁啟超、楊度、嚴復、宋教仁等。黃遠生與袁世凱確有過來往，但黃絕非立場游移，而是出於記者表面上的「中立」姿態，盡最大可能為新聞事業贏得較大的活動空間。在政治思想立場，黃與袁是絕對的劃清界限，尤其在最後時刻，他拒絕為袁掌筆立傳，保住了自己獨立的人格。據說《亞細亞報》上海分社在出報後的第二天就被愛國人士投擲炸彈，報社職員不敢上班，報紙不久也關門大吉。
隨著黃在《申報》發出與帝制陰謀無關的啟事後，他終於可以卸下最後一層心理枷鎖，動身赴美，另覓新生。動身之前，他在《與林宰平書》中懇切地寫道：「天若佑我動心忍性，不變其宗，則足以對吾良友矣！」此時可見他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幢憬，心裏己有更加遠大的規劃。
黃遠生疑案真相
據陳叔通先生回憶，當年黃遠生初到舊金山時，當地的報紙便報導中國名記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是「黃遠庸」的音譯，按英美的用法將名字置前面而成了「遠庸黃」。YUAN與袁世凱的YUAN剛巧同音。華僑中反袁人士互相密告，說是袁世凱的本家來了。而在美國的國民黨人又故意誤導宣傳，在當地華僑心目中誤以為黃遠生是袁派到美洲鼓吹帝制的鼓手。
1915年12月25日18時左右，在舊金山唐人街廣州樓的餐廳裡，黃遠生正在默默的用餐，黑邊眼鏡後臉上微露倦色，神色憂鬱。此時，餐廳裡熙來攘往的客人吵鬧繁雜。而他視若罔聞，正在默默的思考心事。突然，一把罪惡的黑手從他背後射來二顆子彈，穿透了他的心臟……黃遠生還沒來得及從憂國憂民的思緒中收回神來，便倒在地上，鮮血染紅了地板，他帶著不解與憤怒，離開了人世。
消息傳到國內，國內新聞界、政界、文化界同道與愛國者大為震驚，報界痛失一位才華橫溢、剛直不阿的「報界奇才」。時任《民國報》記者梁漱溟聽聞此噩耗後精神大受刺激，極度痛苦，開始寫《究無決疑論》一書，試圖從佛教出世思想中尋求人生之苦與人生真義。遠生之死的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
胡適在《五十年來之文學》一書中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先聲"的人物；
黃遠生老友藍公武致信胡適，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黃遠生的未竟事業，胡適將此信發表於《新青年》；
三聯書店的創始人、著名記者鄒韜奮正是出於對黃遠生的新聞通訊的喜愛，才毅然決定放棄待遇優厚的工程師一職，而立志要做一名為民請命、揭露黑暗的記者。在他看來：「第一，他（黃遠生）的探訪新聞的能力實在好；第二，是他寫得實在好!」
陳獨秀等一輩人受黃遠生思想的影響集結起來，組成"新青年"團體，並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廣為宣傳，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論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
縱觀黃遠生短暫的一生，其求索之路因為二顆罪惡的子彈戛然而止，若非飛來橫禍，黃遠生不會僅僅成為一顆民初大幕的流星，理應成為思想文化界更為璀璨奪目的巨星。
遠生之死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紛紛譴責，然而凶手是誰背後的主謀又是誰動不得而知。因為當時的政界極度混亂，案發地點又遠隔重洋，所以沒有人力、精力去進行調查，這起轟動學界的凶殺事件一時成為一件眾說紛耘的疑案。
凶手是誰，過去主要有二種說法，一說猜測是袁世凱派人跟蹤到舊金山暗殺的，一說是國民黨美洲支部誤認為黃為袁的死黨而暗殺的。在一些細節上，說法更為複雜。有的人認為他是「被愛國華僑當做帝制餘孽炸死」的；有的則記載他「被革命黨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殺手狙擊身亡」；還有文章說他是被槍殺於舊金山街頭等等。甚至連黃被殺的日期也各種各樣，有人記載被殺害於12月27日，根據來自於林志鈞為《遠生遺著》作的序言中一段話：「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在舊金山被人暗殺的消息《系外交部顧少川來電報告》。」。而據李盛鐸先生寫的《墓誌銘》，記載被害日為陰曆11月19（即公曆12月25日）。前說似不可靠，序中只說是聽到黃被暗殺的消息傳來，並未說是這一天被殺。當時信息傳遞不像現在迅速，消息遲達兩天很正常；如果當天晚上就能得到消息，反而令人生疑。
1984年，黃席群寫作《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也未能真相大白。他這樣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於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於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於遊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里糊塗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而筆者想到的是，如果將這個疑案在21世紀仍然「存疑」，無論如何也難以告慰這位超前的新文化先驅者孤獨的在天之靈。
由於黃暗殺一事影響至大，所以國內外同道者從未停止關注，並一直在追根究底，當年刺殺黃遠生的凶手劉北海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臺灣臨終之前，道出全部真相，原來當年他執行的刺殺使命竟是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所指使，並由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揮，至於暗殺的命令，更是來自當時中華革命黨的黨魁孫中山。至此，歷史懸案終於揭開謎底。
孫中山指派美洲支部暗殺黃遠生後，無意間達到了一石二鳥的效果，既剪除眼中釘，讓其銷聲匿跡，又讓袁世凱為他背了七十年的「黑鍋」。
參考文獻：
1、胡毅芳：《黃遠生百年祭》
2、散木：歷史上的今天
3、黃席群：寫在遠生遺著之前
4、袁塵影：關於黃遠生之死
5、李傳梓《記辛亥革命時期的烈士黃遠生》
6、百度黃遠生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