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可以「定制」人類嗎？（示意圖，圖片來源：pixabay)
【看中國2018年11月30日訊】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11月28日午間，消失多日的賀建奎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裡。他按照計畫出席了香港的基因編輯大會，發表講演。在提問環節，他回應了對於試驗的多項質疑。他留給現場的最後一個回答是，如果換作是他自己的孩子，他也願意參與試驗。然而，現實不是假設。
中國，這個誕生了全球第一例基因編輯嬰兒的地方，向來盛產「科學狂人」，除了試圖「定制人類」的賀建奎，還有痴迷於「換頭術」的教授任曉平，以及電擊治療孩子的網癮，發了100多篇論文的主任醫生楊永信。從醫學倫理出發，賀建奎和他身後的這片土壤，值得認真審視。
兩個讓全人類措手不及的女嬰
兩個讓全人類都毫無準備的雙胞胎女嬰露露和娜娜出生了，她們的基因是被修改過的，暫時還不知道她們的父母是誰。基因編輯的操刀者、南方科技大學的副教授賀建奎，在體外受精階段，就直接修改了胚胎的基因——讓兩個女嬰出生後就天然擁有抵禦艾滋病毒的能力。乍聽起來似乎是一件科技造福人類的大美之事，但幾乎所有相關的從業者都將其視為對整個基因工程領域的一個重大的打擊和威脅。
在一份122名中國科學家的聯署聲明裡，將此次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稱之為「潘多拉的魔盒」，並呼籲「還有一線機會在不可挽回前，關上它」。
誕生於2012年的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本身並不是一項全新的技術，全球的生物醫學科學家們可以熟練地將它運用在食品、藥品、猴子胚胎、甚至14天以內的人類胚胎上。
通過這項技術，人類可以通過對特定的DNA片段進行「敲除」或者「插入」，對目標基因進行編輯，用於預防或者治療某種疾病，更遠一點，可以更強壯，更美麗，更聰明。
不加約束的話，理論上，人類可以定制人類。
不過，此前從來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諱，突破14天早期人類胚胎這個倫理和法律的禁區，更不用說，直接利用這個被修改過基因的胚胎生出兩個幾乎讓全人類措手不及的嬰兒。
技術本身不是難題，真正的難題在於基因編輯技術脫靶的不確定性，所謂脫靶，指的是，錯誤地編輯了基因，出現了不可預知的改變。
如果利用被修改的人類胚胎生下孩子，這些可預知的、不可預知的改變都將永久寫入人類基因，並且按照遺傳學的規律世代相傳。
在2015年，人類第一次跨越紅線，將基因編輯技術運用在早期人類胚胎上，就有三分之一的胚胎出現了脫靶突變。值得一提的是，那次的研究團隊也來自中國——中山大學黃軍就領導的實驗室。
如果用在植物、甚至是動物身上，基因編輯發生了不可預知的錯誤，植物可以直接銷毀，動物執行安樂死也並非完全無法接受。
但是這種不可預知的錯誤出現在活人身上，我們能怎麼辦？
122位科學家的聯合聲明提到，「這些不確定性的可遺傳的遺傳物質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會混入人類的基因池，沒有人能預知將會帶來什麼影響。」
全球的生物醫學科學家們不去做，不敢做，正是因為脫靶的不確定性，其他巨大風險以及更重要的倫理。
如果將露露和娜娜所要承擔的風險和微不足道的收益對比，你也會發現這次所進行的基因編輯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露露和娜娜的父親是愛滋病毒的攜帶者，母親不是。
根據研究者賀建奎的說法，修改過基因後，露露和娜娜生來就擁有抵禦愛滋病的能力。
但問題在於，對愛滋病毒，我們有非常成熟的阻斷技術。哪怕母親是愛滋病毒感染者，大概率不會被感染，如果只是父親是感染者，阻斷的成功率只會更高。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哪怕生活在一個愛滋病毒感染者的家庭，通過正常的防護措施，感染的機率也不高。
露露和娜娜能從這項技術裡，得到的非常之少。她們將要面對的，又是什麼呢？
除了不可預知的遺傳類疾病，考慮到中國公眾對於轉基因農作物的態度，露露和娜娜在成長的過程中，要面對的是什麼不言而喻。
在社交媒體上，甚至有對這兩個嬰兒「人道毀滅」、「限制生育」這樣毛骨悚然的言論，你就不難理解科學家的巨大恐慌，以及為什麼說，這是兩個讓人類措手不及的孩子。
冒險者的熱土
在中國，從來都不缺少「瘋狂的科學家」。這個誕生了全球第一例基因編輯嬰兒的地方，盛產「科學狂人」，除了試圖「定制人類」的賀建奎，還有痴迷於「換頭術」的哈醫大教授任曉平，以及用電擊治療孩子的網癮，還發了近100篇論文的的精神科醫生楊永信。中國是第一個將基因編輯技術用於人體胚胎臨床試驗的國家。
2015年，中山大學的黃軍就團隊，利用廢棄的86份人類胚胎做實驗，試圖修正一個常見的血液病基因。雖然這批胚胎在實驗結束後，被及時銷毀了，但這項「大膽」的實驗引起了廣泛的憂慮。
《自然》、《科學》和《細胞》等這個領域的頂尖雜誌拒絕發表這項論文，它們認為這項實驗違反了安全與倫理標準。研究最終發表在一份影響力不大的在線期刊《蛋白質與細胞》上，主編是中國人。
此後的三年裡，中國的基因編輯技術遍地開花，除了小心翼翼地遊走在胚胎實驗的紅線邊緣，基因編輯技術更多的是用來治療現有的疾病。
2016年，在四川大學的華西醫院，醫生們抽取肺癌患者的一些血液，嘗試用這項技術來改造血液中的T細胞，使之獲得攻擊腫瘤細胞的能力，然後再進行回輸。
在之後的兩年中，很多大醫院開始上馬了類似的試驗，根據《華爾街時報》在今年早些時候的報導，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資料庫中就記錄了中國的九次基因編輯試驗。
一位美國的基因編輯研究團隊的首席科學家提到：在將CRISPR等西方國家開創的基因編輯技術加以應用的方面，中國可能超過了美國。而這也許正是中國的官方希望見到的。
在中國，基因編輯是一個正在受到國家意志推動的研究領域。基因編輯被列入中國在2016年制定的「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促進基於基因編輯研究的臨床轉化和產業發展。
哪怕是從韓春雨的事件也能看出，中國的公眾和官方都十分期待本土科學家能夠在基因領域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在基因研究上，科學已經扛起為民族、國家爭奪榮耀的大旗。
這也就意味著，在這些領域，只要取得突破性進展，這位本土科學家往往可以得到讓他自己都乍舌的收益，資源和榮譽。
在這些科學大冒險中，違規者很少得到懲戒，而「成功者」報償豐厚。
比如，比編輯人類更天方夜譚的「異體頭身重建術」——你可以把它理解為「頭部移植」或者「換頭術」，同樣在發生在這片冒險者的熱土上。
異體頭身重建術愛好者任曉平是哈爾濱醫科大學從國外引進回來的。
雖然幾乎他的所有國際國內同行對此嗤之以鼻，被國際主流醫學界所拋棄，任的一位國內同行甚至不願自己的名字和任出現在同一篇文章內。
但任曉平所任職的哈爾濱醫科大學顯然對於他所帶來的「聲譽」很滿意：
時任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楊寶峰校長將任曉平視作是創新的典範，在一次公開的座談會上，這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誇獎任曉平「勇於創新、敢於創新，年輕醫生應該向他們學習。」
南方週末的一篇報導提到，任曉平的義大利合作者卡納維羅非常羨慕任曉平的工作環境，「中國能給任曉平想要的一切，榮譽、人手、各種資源。」
因為換頭術帶來的巨大爭議，卡納維羅和他所供職22年的都靈大學醫學院解約。此後哈爾濱醫科大學給予了他榮譽教授的名頭。
2017年，任曉平和卡納維羅在哈爾濱醫科大學完成兩具遺體的頭部移植後，全球最大的世界神經外科聯合會當即發表申明：
「對病人沒有任何好處，只為了吸引媒體眼球的行為，在倫理學上不可接受，在科學方面也毫無意義。」
這項手術也招致了中國的前任衛生部副部長、器官移植領域的專家黃潔夫的公開批評，但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哈醫大二附院骨科副主任任曉平仍然在這個三甲醫院的一棟大樓裡擁有三間寬敞明亮的實驗室。
據《人物》雜誌報導，任曉平每年都悉心準備材料，申報973「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畫」，試圖為他的手術爭取國家經費支持。
根據任曉平估計，做這臺手術需要花費4億。他覺得4億並不多，對於這樣一個對人類有重大突破的課題，「40億也應該把它解決下來。」
中國式倫理審查
露露娜娜的消息發布後的當天晚上，122名科學家發布了聯合聲明，認為：「這項所謂的研究的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形同虛設。直接進行人體實驗，只能用瘋狂形容」。
在通過艾滋公益組織「白樺林」進行的參與者招募中，賀建奎聲稱自己需要招募有關「防護愛滋病和幫助生育」計畫的志願者，並可以為因國內的醫學倫理規定而不能使用試管嬰兒技術的HIV感染者夫婦免費做試管嬰兒。
招募信息發出後，對研究感興趣的夫妻遠超了白樺的預期，幾乎有200對夫妻報名，初篩後剩下50個，進入研究組的則有20對。
賀建奎利用「類似艾滋疫苗」的方式向這些夫妻解釋了他的「CCR5基因編輯」項目，並告知他們，這項技術「從未在人體上使用過，有一定風險」，獲得了參與者簽署的知情同意書。他認為，參與者能充分理解項目的風險。
身處病痛中的人，因為疾痛或是信息不對稱，往往不能理性地權衡一項療法的風險與收益，這便是一個專業的倫理審查委員會團隊存在的初衷之一。
在創造歷史的昨天，與露露娜娜的故事同時公布的還有一份「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申請書」，裡面有7個人的簽名，簽名者中有一名牙醫和一名麻醉師。
根據2016年12月實施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倫理審查委員會的人數不應少於7個。也許，還有法律和醫學倫理方面的專業人士，那也是《審查辦法》的硬性規定。
「我們認為這是符合倫理規範的」，林志通告訴來訪的美聯社記者。林是福建莆田人，接受採訪時，記者給林的頭銜是和美醫院倫理委員會的負責人。
2015年，林志通在深圳和美婦兒醫院的官網上的頭銜是CEO。
這也是中國醫院倫理審查委員會的一個困局。
在《中國醫學倫理學》中一篇對於天津市醫學倫理委員會的調研中提到：絕大部分委員會主席是醫院院長或黨委書記，「因行政公務過於繁忙，可能不能發揮委員會主任的靈魂核心作用，且有不利於倫理審查委員會的獨立性運作要求」。
在那份調查中，幾乎所有綜合型倫理審查委員會都隸屬於黨辦，倫理審查型的則有一些直接運作於臨床基地或生殖中心。
在對浙江省20多家倫理審查委員會的50位委員的調研中則發現，55%的倫理審查委員會運作經費來源於其所在機構和審查收費，30%的倫理審查委員會運作經費全部來源於其所在機構，其餘15%的委員會則完全依靠審查收費。
我們電話了一位在數家醫院的倫理審查委員會任職的社科專家，對方提到，倫理審查不能通過的項目確實不多，且否定的大部分原因是知情同意做得不到位，或是國際合作涉及樣本外流。
而另一位醫學人文學者則向我們評論道：國內大多數醫學倫理委員會的主要工作是審核知情同意書，他認為，這跟形同虛設差不多，「略好一點吧」。
據《華爾街日報》在今年1月的報導，杭州的一家醫院在用基因編輯技術治療癌症時，所在醫院的審核委員會，只用了一下午就簽字同意他進行試驗，無需經過國家級監管機構的批准，不良反應報告方面要求也較少。
這項試驗的領導者，杭州市腫瘤醫院院長吳式琇表示，本不該由中國第一個去做這件事，但這裡的限制比較少。
而吳的美國同行們用了近兩年的時間來解決聯邦機構等部門的要求，其中包括儘可能減小患者風險的種種安全審查，最終，他們仍然未能獲得批准。
而對中國的醫學倫理委員會的不足，多項研究曾提到，委員會成員缺乏對自身的教育和培訓，生命倫理學水平不高。
倫理委員會的成員名單、知情同意書和章程，並沒有硬性規定是否需要公開，有研究還提到，某些地方還存在「認為倫理委員會是保密機構的錯誤認識」。
在這種中國式倫理審查下，露露和娜娜出生了，楊永信發表了近百篇核心論文，其中包括三篇英文SCI論文，這些論文大多都按照要求附了倫理合規聲明：該研究方案已經倫理審查委員會批准，「所有實驗參與者和他們的監護人都已按照規範簽署了知情同意書」。（見推送楊永信靠電人，發了SCI和近百篇核心期刊）。
想必，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進行的遺體頭部移植也通過了倫理審查會的批准。
在最新的信息更新中，有媒體爆出了另一個賀建奎試驗室正在進行的試驗。在這項試驗中，研究者計畫對400個人類胚胎進行操作，「寫入有利於預防疾病的遺傳突變，調節致病基因表達，根治相關疾病」。
這項研究由某大學附屬三甲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簽字，並蓋章「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無違反倫理。同意其申報。」
一日之間，一地雞毛
這項研究由某大學附屬三甲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簽字，並蓋章「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無違反倫理。同意其申報。」
就在賀的研究公布前兩週，中山大學發布了《中國公眾對基因編輯技術的認知與態度研究報告》，其中，72.97%的人贊成基因編輯技術用於「預防HIV感染」，更有20%以上的人贊成利用基因編輯進行增強運動能力（22.45%），提高智商（23.9%），甚至，軍事應用（23.95%）。
這是個對科技和未來充滿樂觀的國度。這裡的人們對科技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愛與崇敬，而所有被這裡的人們熱愛的科技中，頂受歡迎的，毫無疑問是那些瀰漫著高精尖氣息的基因的研究。
三年前，在距離賀建奎試驗室所在的深圳1小時車程的廣州，中山大學的基因科學家黃軍利用同樣的技術丟改了被廢棄的人類胚胎中一個可能導致地中海貧血症的基因，實驗用了86個胚胎，修改成功的有28個。
六個月前，跟賀建奎的實驗室同在深圳的基因測序公司華大基因的董事長在自己的演講中提到員工中不允許有出生缺陷，不允許患心腦血管疾病，還要求員工活到100歲。這家公司因19年前參與人類基因組計畫而聲名鵲起，之後陸續破譯了從水稻、家蠶到SARS病毒在內的各種基因序列，並正在參與一個目標為破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因組的「地球生物基因組計畫」。
這也就不難理解，11月26日上午，當人民網的報導「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發布時，迅速引起了公眾的關注。這不是一項常規的，由同行評議的雜誌發表的科技成果，然而，它卻是中國主流報紙的科技報導喜歡的那種，「世界首例」、「世界首例」、「免疫愛滋病」和「衝擊諾獎」，最勁爆的元素一個不少。
然後，就像這世上所有雄心勃勃的計畫一樣，在高潮點上，不和諧的聲音開始出現——「其他人之所以不做是被倫理所約束著」，「這不是高端科學的突破，而是倫理底線的突破」，甚至，「這不是創新，這是用全體中國科學家的美譽度，去換你和你團隊的知名度」。
媒體開始援引美聯社的一篇報導中外國專家的批評，譬如：被修改的那個基因雖然可以使人不易感染艾滋，卻可能會令人更易死於流感。更有媒體貼出了與這項研究相關的一份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申請書。
這一次，反對者們贏了。下午，壞消息接踵而來。
出現在美聯社報導中的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聲明：自己沒做過此項目；深圳市衛計委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聲明：試驗未經醫學倫理報備，正開會研究；而那份倫理審查文件也變成了一個羅生門，簽字者們紛紛表示，自己不知情，未參會，「沒簽字」。
到了下午5點多，122名中國科學家聯合聲明，「對此項研究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除了表達了對這項研究為兩位嬰兒和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風險的擔憂，那份聲明的末尾說：「確實不排除可能性此次生出來的孩子一段時間內基本健康，但是程序不正義和將來繼續執行帶來的對人類群體的潛在風險和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晚上，賀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學發表聲明，該副教授已於今年的2月在學校辦理了停薪留職，其研究工作為校外開展，學校並不知情，並表示：「生物系學術委員會認為其嚴重違背了學術倫理合學術規範」。
這類的聲明日漸擴大，相關的部門都忙不迭站出來撇清。到第二日凌晨，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在微博上發表了聲明：「我委從未立項資助‘CCR5基因編輯’等自由探索項目」，否認了自己對賀建奎研究的資助。
第二天是週二，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在與深圳一橋之隔的香港召開。那場大會上，基因編輯嬰兒的新聞成了熱門。對這項研究，第一位主講的中國生命倫理學資深學者邱仁宗表示：「賀博士做的是生殖細胞基因組強化，這個操作是倫理上最難以接受的一種。」
基因編輯技術的發明人Jennifer Doudna之一表示，「希望這一新聞不要損害到目前使用CRISPR技術的重要臨床試驗。」
部分學者甚至聯名要求禁止賀建奎參加這次峰會。
但大會最終還是給了他一個機會。
只是，對於那兩個基因編輯的嬰兒露露和娜娜來說，他們再也沒有了選擇的機會。
